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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陶渊明的居贫心态和人生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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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庾亮、王导之上。《晋书·陶侃传》：“庾亮，不有高名，以明穆皇后之兄受顾命之重。苏峻之祸，职亮是由，及石头平，惧侃致讨。亮用温峤谋，诣侃拜谢。侃遽止之，曰：‘庾元规乃拜陶士行邪?’王导入石头城，令取故节，侃笑曰：‘苏武节似不如是。’导有惭色。”又，成帝咸和四年(329)，后将军郭默矫诏杀江州刺史刘胤，隔年春，胤首至建康。司徒王导以郭默骁勇难制，大赦，枭胤首于大航，以默为江州刺史。《资治通鉴》卷九十四：“太尉侃闻之，投袂而起：‘此必诈也。’即将兵讨之。默遣使送妓妾及绢，并写中诏呈侃。参佐多谏曰：‘默不被诏，岂敢为此!若欲进军，宜待诏报。’侃厉色曰：‘国家年幼，诏令不出胸怀。刘胤为朝廷所礼，虽方任非才，何缘猥加极刑!郭默恃勇，所在贪暴；以大难新除，禁纲宽简，欲因际会骋其纵横耳!’发使上表言状，且与导书曰：‘郭默杀方州即用为方州，害宰相便为宰相乎?’导乃收胤首，答侃书曰：‘默扰上流之势，加有船舰成资，故苞含隐忍，使有其地，朝廷得以潜严；俟足下军到，风发相赴，岂非遵养时晦以定大事者邪!’侃笑曰：‘是乃遵养时贼也!’”遂发兵，斩默，传首建康。初，侃因出身微贱，虽握重兵，明帝崩，不在顾命之列，故常怏怏。然平苏峻乱后，他一跃而为朝廷中枢，朝野赖之，其胸襟胆略，均在庾王之上，使之不得不为之敛衽。东晋虽属门阀政治，然门阀政治之实质乃实力政治。侃虽非阀阅出身，然靠勤恪，成帝时已成为可左右朝廷的最大实力派，并为朝野所称。（1） 可见，渊明曾祖侃乃江东一流人物，其勋爵直与王谢相侔。然影响不及王谢者，盖因子孙不及王谢子弟，非侃不及王谢也。侃后陶家不屑子孙甚多，勋业不继，家势之衰自在情理中，不似王谢代有才人出。渊明乃陶家第四代，祖茂既已不显，父又早亡，其家末世之景象，自更不待言矣! 陶氏家族之显赫与衰微对渊明心理自有不可磨灭之影响。其祖茂于陶氏族中乃属庶出，即属繁荣昌盛中之卑微者，此情形，对渊明心理之影响尤为重要。 《晋书·陶侃传》称侃“有子十七人，唯洪、瞻、夏、琦、旗、斌、称、范、岱见旧史，馀者并不显。”《晋书·陶潜传》：“祖茂，武昌太守。”然于《晋书·陶侃传》中并未见茂之名，可见茂乃属“馀者并不显”之列。有人谓茂任武昌太守，不得曰不显，因疑茂非侃子。袁行霈在《陶渊明年谱汇考》中认为，《陶侃传》所举九子，或称侯，或称伯，或为将军，或为尚书，茂仅为太守，与此九人相比，曰不显可也。（2）可见，于陶氏家族曾经有过的显赫中，渊明之祖茂乃一卑微者。再看其父。渊明《祭从弟敬远文》：“相及龆龀，并罹偏咎。”谓与敬远相及幼年而并丧父。又，渊明每于诗文中反复言及早年贫困之状，如“弱冠逢世阻”（3）、“弱年逢家贫”（4）、“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5）显然，渊明早年贫困之状，与其父不显及早瘁有关。 以上援引可知：自曾祖侃始，渊明经历了家族二重衰微：一是陶氏家族之衰微，一是渊明一支非陶氏嫡嗣本支，即属显赫中卑微之遮出者，且从其祖茂至其父，家势一代不如一代，传至渊明，未免落入“少而贫苦”之困境。 个体心理学研究表明：个体心理反应模式之形成主要有二：一是遗传，即所谓心理积淀；二是早期家庭环境及通过家庭环境起作用的社会环境。从遗传方面，渊明曾祖侃既有勤恪有为之一面，又有“功遂辞归，临宠不忒”（6）之一面。渊明称其祖茂“肃矣我祖，慎终如始，直方二台，惠和千里”（7），意谓其祖既肃穆庄重，又刚直正派，言行相称；其父则“淡焉虚止，寄迹风云，冥兹愠喜”（8），更具名士风度。此皆为渊明所津津乐道并向往不已，故《命子》诗最后说：“嗟余寡陋，瞻望弗及。”又，渊明大为赞赏其外祖父孟嘉既有功业之显又脱略名势的名士风度。这些特点皆于渊明一生行事为人中见出，即勤恪有为与寄迹风云，功业之显与超逸之概，加上刚直率真，积淀为渊明心理反应模式。学界历来所争渊明出仕与归隐之矛盾，其人格中“浑身静穆”与“金刚怒目”之二端，实际上直接与其心理反应模式中血统遗传有关，并受东晋士风中冥合儒道，追求功业与超逸相结合的人格理想影响。 从早年家庭环境及通过家庭环境起作用的社会环境上看，陶氏家族之衰及渊明一支于陶氏家族中卑微之地位，易给渊明自小造成自卑心理，而早孤贫困之家世又加深此一心理定势。然而，自卑心理乃个体追求人性优越感之前提和基本动力。个体心理学研究表明，自卑之程度与对优越感执着之程度成正比，个体为从自卑困境求解脱，往往会树立超乎于常人的人生理想和目标，以此平衡自己，获得人生优越感。渊明人生诗意化个性即由此产生。 再者，陶氏家族之衰及渊明一支于陶氏家族中卑微之地位，又易使渊明对现状不满，甚至愤世嫉俗，与周围群体发生不可调和之矛盾，从而落入孤独之困境。渊明“性刚才拙，与物多忤”（9）、“禀气寡所谐”（11）即由此产生。为解孤独之困，渊明除了营造一个理想化境界，使自己成为诗意化境中人外，不得不苦苦寻找一个超乎现实环境之上只存于历史甚至传说中的群体，即老庄委运任化思想及古代贫士隐士群体，以为解脱现实孤独困境之途径。 另外，陶侃之勋业一度超过庾王，并为支撑东晋后期江山的谢安所崇拜，其在渊明心理反应模式形成中，具有双向作用，一是陶侃无以过之的勋业使作为陶家子弟的渊明容易产生崇拜心理。其《命子》诗咏赞陶侃内容最多，份量最大，即是明证。二是陶侃偶像地位无形中会对后代尤其对喜摆家谱的渊明产生无以超越的压抑，并在潜意识中增加其自卑心理。尼采说，一个歌德使千万个德国青年默然失色，即是此意。 另一影响渊明心理反应模式的是疾患。渊明诗文中多次直接与间接言及疾患问题，总括起来，有两个特点：一是诗人的疾病并非偶然，或后天所得，而是早年就素质羸弱；二是疾患始终伴随诗人一生，以至老病而终。如《杂诗八首》其七：“弱质与运颓，玄鬓早已白，素标插人头，前途渐就窄。”《答庞参军并序》：“吾抱疾多年，不复为文，本既不丰，复老病继之。”另外，陶一生乐爱闲居，厌倦旅宦巅沛，亦当与体弱多病有关。 心理学研究表明，素质羸弱之人较关注自己，容易形成以自我为中心性格倾向，从而与周围环境产生矛盾冲突，落入孤独之困。再者，素质羸弱之人易自卑，总觉不如人，从而为拯救自己，往往会树立超乎常人之上的理想和志向，以此获得一种人生优越感。 于是可得结论如下：在渊明心理反应模式中，有三个基本因素：一，因遗传而来并受东晋士风影响，渊明树立了冥合儒道，执著入世勋业与出世超逸风度相融合的人格思想。二，因家世衰落与卑微引起的对现实不满，因疾患引起的自我为中心个性倾向，使渊明陷入无可逃避的孤独困境，从而迫使他不得不从精神上寻找一个超现实群体，以为安身立命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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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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