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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达同志负责编写一本全国通用的“毛主席语录”。准备编写六万字左右，现只编写出一部分，约三万多字，给我送来一份。陈伯达同志说，这本语录是在总政和各地所编写的主席语录基础上编写的，要征求总政的意见，将来他们讨论时还要请总政派人参加。
此事我已向林副主席报告过，林副主席指示：这是件大好事，要大力支持，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现将送我的一份稿转上，请你即告有关同志先研究，待陈伯达同志征求意见时，即可告伯达同志或参加研究。并请将结果告我一下。
此致敬礼杨成武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这封信当时自然地很快转到了总政语录本主要编纂者田晓光手里。
“这封信可以肯定这样两点，”田晓光对我说：“第一，看来毛主席是赞成用‘语录’这种形式传播他的思想的。第二，因为总政编的这本语录是根据部队需要编的，所以，毛主席还希望编一本全国通用的，能全面概括他的思想的。当时《毛主席语录》没有像后来那样普及，看来当时毛主席也是希望他的‘语录’能在全国普及的。
“但大也有大的难处，大而全既不易问世，更不易普及，后来也就夭折了。
“毛主席赞成搞语录，还有一件事可以证明。
“1964年版《语录》刚出，毛主席就派人打电话来索要。这说明毛主席很早就看到了我们编的这本《语录》。
“1965年11月19日，中央办公厅打来电话，说毛主席同意给安徽省委《语录》纸型，让他们自己印刷。当时《语录》仅限于军队内部发行。
“由此可见毛主席对《语录》的态度。
“用‘语录’传播哲人思想，并不是什么新发明，我国古代的《论语》也是近似语录体的，在我们这本《毛主席语录》出版以前，就有马、恩、列、斯、毛的各种专题语录的出版。在矫枉有时过正的今天不是也还在用这种方式传播中央领导人的思想和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吗？
“我认为问题不在‘语录’形式上，而在学风上，林彪提倡的‘活学活用，学用结合，立竿见影’的这种实用主义的学风，导致了后来毛主席的话满天飞，断章取义，为我所用。所以需要批判的不是‘语录’文体这种形式，而是那种实用主义的学风。当然，我们编的这本《语录》，客观上也助长了这种不良学风，但批评它的缺点时，还是要将‘语录’形式和不良学风区分开来。可惜后来‘语录’形式遭到了批判，不良的学风却遗留下来，不是有人将马克思当年买过股票之事引来论证当今股市的合理性吗？文风不正，即使不给他语录，给他原著，他也会断章取义的。
“其实，‘语录’的作用也就是一个提示，引导人学习毛的思想，其中包含相对真理的部分，可以起到格言的作用。读书也要把握住书的功用范围，否则也会谬之千里的。”
罗瑞卿在《语录》工作上的功与“罪”
“1959年彭德怀被罢官后,林彪兼任国防部长，罗瑞卿被林彪提名任总参谋长。
“虽然他们的关系后来发展到了不共戴天的地步，但在开始，在对毛泽东思想和对毛泽东本人的宣传上,应该说是别无二致的。在《毛主席语录》的编辑、出版、发行工作上，罗瑞卿管得比林彪要具体。
“早在1962年，罗瑞卿就在《解放军报》毛主席语录宣传小结上批示：‘大型辑录形式好，以后还可以用。’
“1964年，罗瑞卿首先批准：‘可以为地方代印《语录》，在军队学习的地方干部可以发给。’同时批准发给当时正在召开的团中央第九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
“1965年《语录》再版时,又是罗瑞卿打破框框,同意给地方纸型，让地方自印的。
“按常理，罗瑞卿同志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上应该是立了大功的，可结果并非如此。
“林彪对毛本人及其思想的宣传逐渐走向肉麻的吹捧，把毛泽东举上了神坛，将他的思想绝对化，这是正直的人所接受不了的。
“罗瑞卿同志对林彪提出的‘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顶峰’总觉得有些不妥。1965年的一天晚上，他打电话向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同志请教：‘家英同志，你看那个提法在理论上站不站得住？”
“田家英同志当即斩钉截铁地说：‘那个提法是错误的！’
“罗瑞卿同志问：‘错在哪里？’
“田家英同志说：‘错就错在‘顶峰’这两个字上。因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是科学，是真理，而科学的真理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前进而不断发现，不断发展，不断丰富的，所谓‘发展的顶峰’，其含义很明显，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毛泽东思想就到了头了，不再发展了。怎么能这样说呢?所以，‘顶峰’的提法，是违反科学的，违反辩证唯物主义的，是站不住脚的！’
“罗瑞卿非常赞许田家英的观点。在一次会议上，他把这些见解用自己的语言讲了出来。
“这一年，他对再版的《语录》送审本内容未提出什么意见，却不同意‘前言’中引用林彪的一句话：‘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主义’。他说：‘不能这样讲，最高，难道还有次高吗？最活，难道还有次活吧？’‘最高最活，不好理解，外国人也不好翻译呀！’让考虑删去（正式出版时我们删去了这句话）。后来罗的指示不知怎么传到了林彪那里，成了林彪用来置罗瑞卿于死命的借口。
“1965年，林彪指使叶群跑到上海向毛主席告了罗瑞卿的黑状，导致12月8日到15日，中央突然在上海召开背对背批判罗瑞卿的会议，但在那次会议上，林彪没能置罗于死地，因为毛主席对林彪说：反对你，还没有反对我呢。就是反对我到长江里游泳，还是一片好意。
“上海会议以后，林彪很快把罗瑞卿的所谓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材料送到了毛主席那儿。3月在北京召开了由毛主席及军委常委参加的会议，就在这个会上，给罗瑞卿的问题定为反党反毛主席的性质。
“在罗瑞卿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罪状”中，他反对《语录》前言中‘最高最活’的话算是最重大的一条，尽管后来毛本人也明确指示：今后不要用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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