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多年过去了，人们对百团大战的评价，经历了大起大落的几个阶段。特别是随着这一战役的主要发起者和指挥者彭德怀政治上的沉浮，人们对百团大战的评价也就褒贬不一，这种现象无疑值得人们深思:

        第一阶段，从1940年8月至1941年1月，是充分肯定阶段。这一阶段，正是百团大战进行的时间，从中共中央到中央军委、从八路军总部到各战略区领导人，纷纷发表文章和谈话，盛赞百团大战；

        第二阶段，从1943年至1945年中共七大，是基本肯定阶段。这段期间对于百团大战的评价，虽然从总结教训的角度也谈到了其中的一些消极方面的问题，但总体上还是比较客观、有分寸的，是持基本肯定态度的；

        第三阶段，从1959年庐山会议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前，是全面否定阶段。由于彭德怀受到错误批判，百团大战也成了其一条“罪状”而遭到各方面的口诛笔伐；

        第四阶段，从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至现在，是从总体上给予基本肯定阶段。随着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恢复和对彭德怀的平反，在党史、军史界和当年参加作战的一些老同志，从总体上重新肯定了百团大战。同时，也指出百团大战尤其是第二阶段，八路军进行了与装备不相适应的攻坚战，过多地消耗了抗日军民的力量，给尔后抗战带来一定的消极影响。但总体评价是基本肯定。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总部为打击日军的“囚笼”政策，缓解国内日益严峻的抗战形势，争取华北战局有利的发展，影响全国的抗战局面，克服国民党顽固派妥协投降的危险，自1940年8月起指挥华北各地的八路军（第115师和山东纵队除外）对华北敌后的主要铁路、公路交通线（主要目标是正太铁路）展开了一次全面的大破袭，从而上演了一幕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60多年过去了，对这次战役功过是非的评说现在已基本定论，但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和争议却远未结束，有关百团大战的话题仍然是党史、军史界的热点之一。

        一、百团大战的酝酿及战役发起前的称谓

        众所周知，百团大战实际上是一次大规模的交通破袭战。那么，八路军当时为何要发动这样一次战役呢？八路军总部在酝酿此次战役时是如何考虑的？在百团大战正式打响之前又是如何称呼此次交通破袭战的呢？要弄清这些问题，我们首先得回顾一下当年的那段历史。

        1940年春，中国的全国抗战已进入到第四个年头。四五月间，世界形势风云突变。纳粹德国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席卷了半个欧洲，气焰甚是嚣张。欧洲战局的急剧变化，大大刺激了日本帝国主义争夺亚洲、太平洋地区霸权的欲望。为迫使蒋介石屈服，尽早结束中国战事，日本帝国主义一边加紧对蒋介石进行政治诱降，一边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的封锁和军事压力。

        日本趁法、英两国无暇东顾之机，迫使其关闭滇越、滇缅公路，切断了中国的国际交通线。五六月间，日军还在中国正面战场发动了大规模的枣（阳）宜（昌）战役。同时，日军的航空部队对重庆、成都等中国内地进行狂轰滥炸，还扬言要在8月份南进昆明，北攻西安。另一方面，日军为达到彻底摧毁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巩固其占领区的目的，进一步加强了对华北交通线的控制，同时整治运河，增设据点、碉堡、封锁沟、封锁墙，开始推行其“以铁路为柱，以公路为链，以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在日军的“囚笼政策”蚕食下，华北抗日根据地日益缩小，许多根据地变为游击区。根据地的人民深受其害，迫切要求痛击日本侵略者，以摆脱抗战困境。

        国际形势的变化，日本的全面施压，使国内―部分人发生了恐慌，对抗战前途更加悲观。特别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妥协投降的空气日益严重，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暗流不断涌动。在这期间，蒋介石的代表与日方代表在香港、澳门进行了多次秘密接触和会谈。有的国民党军队甚至打着“曲线救国”的幌子投靠日军。此外，日伪顽还在华北地区到处散布八路军“是搞乱的军队”，八路军“专打友军、不打日军”，八路军“游而不击、只吃饭不打仗”等众多谣言来迷惑群众
       一直身处华北敌后的八路军正、副总司令朱德、彭德怀及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对全国抗战局势、尤其是华北抗战局势的发展深感不安。他们决心在华北敌后发动一次较大规模的交通破袭战，打断日军的“柱子”，捣碎日军的“链子”，毁掉日军的“锁子”，从而打破其“囚笼政策”。1940年4月下旬朱德离开八路军总部后，彭德怀与左权继续就开展交通破袭战问题进行研究，并先后同第129师师长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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