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发动过3次重大斗争。在这几次斗争中,打着无政府主义旗号的吴稚晖竟然与北洋系公使陈录合作,勾结法国政府指派军警迫害勤工俭学学生。这些丑恶表演,暴露了无政府主义者的虚弱本质。陈延年由此对无政府主义从怀疑到失望,并看透了吴稚晖欺世盗名的真面目,毅然与无政府主义者决裂。 正在留法学生中忙于筹建共产主义青年团的赵世炎等看到陈延年的巨大变化,决定积极争取和团结他。在一批共产主义者的帮助下,陈延年的政治信仰发生了根本转变。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随后又出席了1922年6月在巴黎郊区布森林广场举行的“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大会,被选为执委,并与赵世炎一起编印《少年》杂志。同年10月,加入法国共产党。1923年3月,中共党组织送陈延年、赵世炎等12人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4月28日,陈延年转为中共党员。在学习期间,陈延年一边钻研革命理论,一边密切关注国内形势的发展,积极参加党团活动。 1924年9月,陈延年怀着救国救民的雄心壮志回到上海。10月初,他任团中央特派员,到广州参加5日召开的团粤区代表会议,主持团粤区委的改组工作。11月,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周恩来兼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陈延年任区委秘书兼组织部长。中共四大后,1925年2月,陈延年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 这时,国共两党的合作把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推向高潮。广东是当时全国革命的中心和根据地,广东区委的决策和工作影响全国大局。因此,陈延年极为重视加强党的建设,健全区委领导机构,并要求区委主要领导人亲自参加广州重要支部的会议,还派人到外县的党组织巡视,具体指导当地党的组织建设工作;同时,着力于党员的培训和教育,加强党的团结。区委逐渐建立了党课制度,开办学习班、训练班、党校等,组织党员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基础知识。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到1927年3月,广东党组织已拥有9000多名党员,是当时全国党员人数最多、组织机构最健全,具有高度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地方党组织之一。 陈延年对马克思主义笃信不疑,坚定地依靠工农。他在《民族革命与工农阶级》一文中指出:“革命运动中只有最受资本帝国主义与军阀压迫的阶级是最能革命的阶级,这个最能革命的阶级就是工人与农民。”他要求区委主要负责人到工厂、农村,深入到广大劳动群众中去,大力开展工农革命运动。他以身作则,常穿着工人服,到广州的万福路、大南路等工人聚集之地,与工人一起拉家常,交朋友,学拉黄包车,学讲广州话,谈人生和社会革命的道理,毫无留学生与高级领导人的架子,工友们亲切地称他为“老陈”。 在中国共产党内,陈延年是较早重视建立和掌握革命武装的高级领导人之一。他和周恩来决定选派一批党、团员到黄埔军校学习,培养党的军事干部。1924年11月,他协助周恩来建立以共产党员徐成章为队长的铁甲车队。1925年,以铁甲车队为基础,组建了以共产党员叶挺为团长的独立团。广东区委还抽调有军事知识的干部到农会,扩大和健全农民自卫军;把广州工团军改编为工人自卫队;建立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这些由党直接指挥的革命武装,对支援工农革命运动,保护工农利益起了重要作用。 在广东政治环境特别复杂的情况下,陈延年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坚持党的独立性,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既注意积极团结国民党左派,又与国民党右派反共、排共的阴谋作坚决斗争。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以前,国民党内左派和右派的斗争已非常尖锐,陈延年、周恩来等商定了“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方针”,计划在国民党“二大”会议中彻底制裁和打击右派,但遭到陈独秀的反对。3月20日,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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