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邓小平对“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把握及其论述，直接启发了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后来明确提出“综观全局，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论断，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所谓“重要战略机遇期”，是指国际国内各种因素综合作用形成的，能为国家（地区、集团）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良好机会和境遇，并对其历史命运产生全局性、长远性、决定性影响的某一特定历史时期。仅仅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概念分析，就不难得出，“重要战略机遇期”除了具有机遇的一般特性，还具有全局性、战略性、重要性、系统性等特征。

    邓小平关于抓住机遇、发展自己的论述和有关机遇的思想，已成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指导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随着党的十六大报告有关“综观全局，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论断的提出，我们重新梳理邓小平关于机遇的论述，深深折服于他的预见性、判断力。邓小平对“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把握及其思想，已为实践所证明，其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非同寻常。

    一、邓小平关于机遇的论述，蕴含了鲜明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思想

    机遇，一般指一种有利的、好的甚至最佳的条件、环境，这种条件能对事物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引起重大变化甚至突变。机遇往往具有偶然性，是由诸多因素偶合而成的。邓小平在谈论“机遇”时，有时直接将其说成“时机”或“机会”。

    邓小平所说的机遇，虽然有一般意义上的机遇的内涵和外延，但更多的是蕴含着比较鲜明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思想。这是因为：

    1、邓小平所说的机遇，往往具有影响上的宏观性、全局性和非同一般的重要性。

    邓小平所说的机遇，往往具有影响上的全局性。能否紧紧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其影响是全局的、长远的、决定性的。邓小平一直强调分析问题要有战略眼光，“要实现适当的发展速度，不能只在眼前的事务里面打圈子，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拿出具体措施。机会要抓住，决策要及时”①。

    邓小平所说的机遇，往往具有极端重要性。能否抓住机遇，发展自己，事关在短时期内摆脱我国的贫困落后状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战略地位。但邓小平对机遇的重要性的认识远不止于此，邓小平有关机遇重要性的论述，有一个明显共性，即中国能否抓住历史机遇，不仅关系到国家发展的快慢，而且关系到能否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前途和命运。他一直强调，抓住机遇可以加快我国的发展，社会主义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反之，丧失机遇，不仅会进一步拉大我国与其他国家的差距，社会主义也有被断送的危险。所以他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说：“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②反之，如果我们能抓住机遇，发展好自己，“人民一看，还是社会主义好，还是改革开放好，我们的事业就会万古长青！”③

    邓小平“南方谈话”强调抓住机遇的思想，成为不久后召开的党的十四大的重要指南。党的十四大作出三项决策：（一）决定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二）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提出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的战略任务。1997年邓小平逝世后，党的十五大在确立“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主题时，特别指出“把我们的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就是要抓住机遇而不可丧失机遇”，并且强调：“能否抓住机遇，历来是关系革命和建设兴衰成败的大问题。过去我们抓住了重要历史机遇，也丧失过某些机遇。现在全党一定要高度自觉，牢牢抓住世纪之交的历史机遇，迈出新的步伐。”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综观全局，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些重要判断，集中而充分地证明了邓小平所说的机遇的重要性和影响力。

    2、邓小平所说的机遇，往往具有较为明确的时间锁定和相对固定的阶段性、长期性。

    1992年邓小平视察珠海时曾强调科学决策要“不动摇”。当然，他的“不动摇”一般也有时间前缀，如20年不动摇、50年不动摇，等等，他自己也说过所谓多少年不动摇，只是比较形象的说法。但在关于中国的发展需要大致多长时间的机遇问题上，他是有比较锁定的时间判断的：20年到50年。这种惊人的预见性，既有他准确的战略评估，也有他丰富的经验推测。

    “重要战略机遇期”，是一个长达10年以上乃至数十年的历史时期，如果时间过短，比如数月、数日，那它仅仅是一般机遇而不是战略机遇，或仅仅是一次战略机遇而不是一个战略机遇期。邓小平曾说：“现在我们要争取一个比较长的和平时间，并要利用这个时间，抢这个时间，来建设自己的国家。这个时间可不能丧失，多一年是一年，多五年是五年，有二十年就更好了，我们的目标就达到了，打仗也不怕了。”④“就中国来说，我们希望至少二十年不打仗，争取国际局势的缓和。”⑤“中国需要至少二十年的和平，以便聚精会神地搞国内建设。”⑥如此一再框定“二十年”，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不久，他就能如此准确地判断中国需要至少“二十年”的机遇，不能不让人惊叹于他的科学预见性。他还提出过三十至五十年的设想：“到下一个世纪，再花三十年时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下一个世纪再花三十年至五十年的时间，就可以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现在世界从对抗转向对话、由紧张转向缓和的趋势是明显的，至少在今后三十年五十年内这一趋势还会发展。”⑦这些对时间段的展望，并非随意的预测，而是相当连贯，包含着他对未来“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初步判断。

    从这些时间段的预判，人们不难看出邓小平对“重要战略机遇期”判断的准确性，而且，邓小平对机遇期时间的判断，往往建立在对世界范围矛盾运动发展变化的结果的分析基础之上。时至今日，从总的国际环境看，尽管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并没有改变，世界多极化发展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较好的世界战略格局。这是邓小平关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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