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讲述的是周总理一段未曾披露过的往事。

　　1929年8月的一天。上海沪西区新闸路经远里613弄12号，从外观看去是所大上海很普通的石库门老式房子，丝毫不引人注意。在共产党内却不是普通的地方，八一南昌起义以后，这里就成了中共江苏省委所在地，我党的许多高级领导都集中到这里，因为这里是国民党统治中心，党的势力发展了可以直接威胁到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一时成了中国革命力量相对集中的地方。

　　这天下午4时刚过，随着一声声警笛的凄厉呼叫，数辆红色钢甲巡扑车呼啸而至，从上面下来数十名上海租界工部局的巡扑和国民党警探。他们一个个荷枪实弹迅速把新闸路经远里613弄12号围的水泄不通，一看就是有备而来。中共江苏省委正在这里开会，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农委书记、中共江苏省委军委书记彭湃为首的我党高级领导人和中共江苏省委的其他领导人十余名，其中还包括中共党员，国民党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参加过南昌起义，并任过叶挺的第24师教导营党代表，现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军委秘书的白鑫，被国民党一网打尽。

　　中共江苏省委的核心力量受到了严重摧残。尤其彭湃同志，自投身革命以后，天下受苦受难的老百姓就仿佛看到了救星，可以使所有穷人都不在受穷。彭湃家是广东海陆丰一带名门望族，有良田千亩，金银无数，但是他把家产全部分给了周围穷苦百姓。这还不算，他还打出了要把国民党四大家族的产业也分给天下百姓的旗号，引起了国民党的极度恐惧，他们将彭湃视为洪水猛兽，恨不能生吞活剥了彭湃。由于有以伍豪为首的中央特科的严密保护，国民党知道彭湃明明活动在自己眼皮底下，但就是抓不住逮不着，如骨梗于喉，如芒刺在背

　　就在国民党眼看着彭湃的影响越来越大，而一筹莫展的时候，终于等来了机会。

　　事情发生突然，一时连伍豪都弄不明白到底时从什么地方走漏了消息。幸亏我们党在国民党警特要害部门有了自己的人，中央特科很快查明真相，原来是叛徒白鑫蓄谋以久的告密，以出卖彭湃为见面礼，卖身投靠了国民党。国民党深知伍豪领导的中央特科的厉害，为掩人耳目假装连白鑫一起逮扑，然后将白鑫秘密保护起来，并给予优厚待遇，以此来诱惑更多叛徒出现。要白鑫的狗命不仅仅只是惩罚叛徒的行动，而且也是对党内的不坚定分子的严厉警告——当叛徒绝无好下场。

　　给党提供白鑫叛变消息的人叫杨登瀛，他是陈赓成功吸收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驻上海的“中央特派员”。他当时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是愿意为共产党做事情。他凭借和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陈立夫的亲信杨剑虹是同乡的关系，被委任为“中央特派员”重任，专门负责上海地区的工作。由于陈赓的巧妙“设计”，杨登瀛经常能够向国民党提供些似是而非的情报，深得国民党高官陈立夫、张道蕃的器重，很快就身居要害。他在国民党中捋取了比较高的地位，所以曾成功地将任弼时、关向应从国民党手中营救出来。

　　白鑫虽然是老共产党员了，但是他参加革命纯粹是投机，八一南昌起义以后，他认为革命前途渺茫，就一直寻找机会想把自己所掌握的机密在国民党那里卖个好价钱。白鑫的胞弟白云深是国民党政府军政部储备司司长，白鑫自打有了当叛徒的念头就打发自己的老婆秘密前往南京，经白云深牵线和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范争波挂上了钩。范争波是国民党C C系陈果夫的心腹，所以这次由国民党上海市党部部署，具体由范争波亲自具体执行的大逮扑行动连杨登瀛都瞒过了。

　　如此主动卖身投靠并在党内担任要职的叛徒还不多见，加之他出卖的是彭湃同志，因此以伍豪为首及中央特科其他同志对白鑫深恶痛绝。当天晚上中央军委书记伍豪主持召开了特科负责人紧急会议，伍豪不顾白鑫认识并很熟悉自己所可能出现的极度危险，决定亲自指挥营救彭湃的行动。并指示情报科和行动科侦察白鑫的下落，绝不放过叛徒白鑫。

　　1929年8月28日一大早，在通往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必经之路枫林桥一带，南来北往，东游西去，三五成群，男男女女，来的人越来越多，并架起摄影机、灯光、反光板，用白布围起来的临时围帐里不时传出了女人咯咯的笑声，即使不懂行的人也知道这是一支电影摄影队准备拍电影。由于是拍电影，虽然不见大明星们的面，但是很快就来了不少围观白相的人。

　　大约九点半左右，从上海市里的方向传来摩托车、汽车的马达轰鸣声，化装成拍电影、看热闹的特科红队的共产党人，不由一阵阵心焦如焚，原定于9点以前送到的手枪，现在了还没有分发到每个人手里，眼看押送彭湃同志的囚车马上就到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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