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14岁参加红军，除出生入死历经无数次战斗外，还着力从事保卫、侦察、侦破工作。由于为中共中央机关迁至延安进行前期侦察工作，他成为第一个进入延安的红军；因成功破获周恩来崂山遇险一案，他被誉为“延安的福尔摩斯”。他就是谢滋群。

　　周恩来崂山遇险

　　西安事变后，受张学良、杨虎城邀请，也鉴于国际国内的紧张局势，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率领代表团从延安赴西安，参与处理西安事变。行前，中共中央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希望张、杨释放蒋介石，蒋介石顾全大局实行全国团结抗日，形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基于各方的共同努力，西安事变的处理结果，基本符合中共中央的主张即预期目的。随后，国民党承认陕甘宁三省的23个县为特区，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南方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即新四军，并允许八路军在西安、兰州、武汉设立办事处。

　　1937年4月，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奉中共中央指示，从延安出发，拟经崂山、甘泉、富县、黄陵、铜川、耀县、富平等地，赴西安建立八路军办事处。

　　为保证周恩来的安全，这一消息对外绝对保密。因为是远行，有关单位还租用了三辆汽车。第一辆车乘坐由32人组成的警卫排，他们每人配有短枪一支，150发子弹，4颗马尾手榴弹，一把鬼头大刀。周恩来坐在第二辆车的驾驶室，军委副总参谋长张云逸、延安卫戍司令部参谋长兼周恩来的随从副官陈友才、中央军委参谋处负责人孔石泉、新闻记者等人则坐在车厢。炊事员、通讯员、机要人员、勤务员、警卫员等办事处的其他工作人员坐在第三辆汽车。4月25日上午9时，汽车从南门兵站出发，穿过延安城直奔西行的通道崂山大道。12时许进入崂山。崂山，亦称劳山、九焰山，距延安50华里，山峦起伏，树木葱茏，山口纵深狭小，地势非常险要。

　　汽车顺利地爬上崂山陡坡，进入一个簸箕形山坳。突然，枪声大作，密集的子弹居高临下朝三辆汽车射来，顷刻间硝烟弥漫，沙尘四起。第一辆汽车的前左轮胎被子弹击中后，汽车失去方向，车头碰在垭口的公路壁上。虽然警卫战士立刻进行了顽强抵抗，但因只有手枪和手榴弹，射程有限，加之处在敌人下方，毫无遮掩，他们眨眼之间便大部牺牲或受伤。近200的敌人见状，立刻发起了冲锋。

　情况万分危急。周恩来迅速跳下汽车，沉着地指挥，利用地形地物和汽车作为掩体，进行还击。陈友才很快发现敌人仅用占领的三个山头和坝梁两侧，用火力封锁公路，右侧的山头却没有布置埋伏，而右侧山头是原始森林，山下是灌木丛和杂草，只要通过一块被树、草覆盖的小块开阔地，便能向东南山上突围，遂立即向周恩来作了简短汇报。周恩来当机立断，指挥大家边打边退，很快越过了开阔地。

　　敌人发现周恩来等人的突围意图后，发起了更猛烈的进攻。陈友才一面指挥部分战士在汽车附近顽强还击、牵制敌人，一面组织人员奋力掩护周恩来边打边撤。敌人见陈友才身上穿的是黄呢子制服，面孔身材与周恩来相似，且指挥镇定，以为他就是周恩来，于是，长短武器的火力像暴雨一样朝着他射来，他立刻被子弹打得像筛子一般，但他挺立着，久久没倒下来。因陈友才的衣袋里有“周恩来”字样的名片，所以这伙人就更加认定陈友才是周恩来了，遂在他的遗体上连捅了数刀。见阴谋已经得逞，这股敌人才嚷嚷着回去交差了。

　　这次崂山遇险，最后只剩下周恩来、张云逸、孔石泉、刘九洲4人。周恩来突围之后，顺着山沟，穿过树林，越过一座大山，来到南三十里铺检查站。待驻扎在延安的一个骑兵连赶到，周恩来立刻命令他们迅速赶赴现场。而此时，敌人早已逃之夭夭，现场只有被打坏的汽车和烈士们的尸体。

　　当布满刀痕和溅满陈友才鲜血的一条毛毯交到周恩来手中时，周恩来禁不住泪流满面：“友才是替恩来死的，永远也不能忘记他!”该毛毯现仍存放在延安凤凰山革命旧址中的朱德和周恩来的会客室里。1973年，周恩来回到延安，一再要求亲自去陈友才的坟上祭奠，当延安有关负责同志告诉他，由于1947年胡宗南进犯，陈友才的坟墓遭到损坏，再没有找着时，周总理伤心得当即掉下了眼泪。临行前，他还再三叮嘱：“一定要找到陈友才的坟墓！”

　　谢滋群受命破案
　谢滋群受命破案

　　崂山事件，震惊延安，震惊全国，也使中共中央、毛泽东非常震怒。是谁策划并实施了这一针对周恩来的重大谋杀行动？日军？伪军？蒋军？土匪？还是正在接受批判的张国焘及其政治上的追随者？如果是后者，那么，这一事件就更为严重，甚至会给延安的局势造成剧烈的动荡。为查明真相，给全党同志、全军将士、延安人民、全国人民一个交待，中共中央决定组织专人彻查。彻查由谁担纲挂帅？决策者们几乎想到了同一个人---谢滋群。

　　谢滋群，1916年8月15日出生于江西省兴国县长冈乡秀水村。1930年参加红军，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红一方面军保卫局科长、广昌警备区保卫局局长、红一军团保卫局侦察科长、陕甘宁边区保安处保卫科兼侦察科科长等职。侦破过许多大案、疑案、难案，深得领导、同志的信任。长征时，谢滋群因患了重病，吐血，加上长期营养不良，身体极度虚弱，连牲口也骑不了。有些同志出于关心，建议把他寄养在老乡家里。但红一军团保卫局局长罗瑞卿坚决不同意：“一定要把谢滋群带走，不能走就用担架抬！他是我们的‘宝贝’，日后能堪重任！”随后亲自组织人抬担架。谢滋群坐了几天的担架后，身体状况渐渐好转，罗瑞卿又将自己的骡子拨给他骑。

　　罗瑞卿的话很快成了现实。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中央和红军总部曾设在保安，但保安太小，不利于红军的发展。1937年1月，谢滋群接受了一个重要的侦察任务：为中共中央机关迁至延安进行前期的侦察工作。于是，谢滋群挑选了5名侦察员，请两名老乡作向导，分别化装成探亲的、砍柴的、做小买卖的，来到延安。经过严密侦察，他们报告：延安没有国民党部队，可以进驻。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领导机关顺利从保安迁到延安。从此，延安成为中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指挥中心，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谢滋群也因此被誉为“第一个进入延安的红军”。

　　这一次，谢滋群又愉快地接受了任务。他多次召开“诸葛亮”会议，与大家广泛交换意见，制订出了侦查方案：立足于充分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在政治争取无效的情况下，再出动足够的兵力，彻底消灭敌人。

　　开始，有人把张国焘列为怀疑对象。因为周恩来的遇险正好发生在抗大风波过去后的21天，红四方面军著名战将、张国焘的追随者、抗大政治委员何畏叛逃投敌后的5天，地点又恰恰在原红四方面军控制区域内的崂山。　当天夜里，中央警卫团包围了张国焘的住地。张国焘得知这一情况后很镇定，让警卫员勿轻举妄动。通过谢滋群等的调查、了解，加上张国焘、张闻天的解释，才知道剑拔弩张地搞了一夜，原来是一场误会。

　　为查到真正的凶手，谢滋群一面组织人员到群众中去，进行广泛而强有力的宣传，一面派人深入案发地附近，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向群众讲革命道理，打消群众顾虑，以取得群众的理解、信任和支持。当谢滋群得知李老汉可能知道线索后，便立即来到李老汉家。可李老汉胆小怕事，担心日后受到报复，无论谢滋群怎样好说歹说，他就是一味推说“我什么都不知道”。谢滋群并没有气馁，既动员当地干部、觉悟较高的群众做李老汉的工作，又通过帮李老汉耕田耙地等来换取李老汉的信任。“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李老汉终于说出了周恩来遇险那天，他在砍柴时所看到、听到的一切及他所认识的一个人。

　　根据李老汉所言，再综合两个侦察员化装成货郎，到金盆湾一带侦察到的情况，以及来自其他方面的线索，作案者的嫌疑直指当地土匪。

　　那么，是谁指使该股土匪，又是谁提供了周恩来一行的准确出行时间、行程线路、乘坐车辆、人员配备呢？这一问题，不仅是本案的关键，而且涉及到揪出土匪在延安的卧底，切实排除潜在的严重威胁。谢滋群为此吃不下、睡不着，绞尽脑汁。最终，他决定两种方法同时并用：一是在知道和可能知道周恩来出行秘密的人员中进行排查；二是派人打入土匪内部“卧底”。此举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