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之初，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仅有18个，到1965年，和中国建交的国家已经增加到49个，对此，周恩来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任总理兼外交部长，功不可没。

    在外交部刚刚解密的1956—1960年外交档案中，输入“周恩来”三个字，可查出1762个档案，这些档案中保存着周恩来同外宾的谈话纪录、内部报告、文稿和批示等，内容涉及新中国战后重建国际关系中几乎所有重大问题。

    通过对这些档案的梳理，不仅可见周恩来在新中国外交史上一些鲜为人知的政治事件，更可看到这位“人民的好总理 ”知晓适时进退的政治智慧和平衡全局的外交技巧。

同达赖三次谈话：成功劝返

    1959年从西藏叛逃前3年，时年21岁的达赖喇嘛曾借出访印度参加佛教会议时，滞留印度一个多月不归。此次解密的外交档案，详细记录了1956年11月到12月末周恩来3次飞抵印度劝说达赖回国的谈话，并成功将其劝回。

    1956年，印度总理尼赫鲁亲自写信邀请达赖、班禅赴印度参加将在11月举行的释迦牟尼涅2500周年纪念大会。此前，西藏地区在改革的过程中发生了叛乱，叛乱分子包围解放军，西藏局势复杂动荡。

    当时一些藏独势力在印度聚集，有以阿乐群则为首的西藏逃亡叛乱分子，有来自美国的达赖大哥当彩活佛和二哥嘉乐顿珠，有以夏格巴等愿亲国外的西藏官员等。

    中央驻藏外事帮办杨公素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1956年夏，印度邀请达赖、班禅参加释迦牟尼涅2500周年纪念大会。这使中央政府陷入两难，如同意，不得不考虑到达赖喇嘛在印度受到藏独势力的影响，如不同意，又势必引起达赖喇嘛和一些宗教人士对中央政府的不满。”

    经过讨论，11月2日，周恩来电告达赖、班禅，是否出访由他们根据“自己的意愿作出决定”。

    毛泽东在1956年11月15日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分析达赖访印时指出：“要估计到达赖可能不回来，不仅不回来，而且天天骂娘，说‘共产党侵略西藏’等等，甚至在印度宣布西藏独立，他也可能指使上层反动分子来一个号召，大闹起来，要把我们轰走，而他自己却说他不在那里，不负责任，这种可能性，是从坏的方面着想。”

    达赖抵达印度后，印度总理尼赫鲁在和他的谈话中，强调西藏和中央政府签订的协议，承认西藏属于中国。但是尼赫鲁在谈话中却暗示如果中国超出了协议的范围，西藏有困难时，印度将帮助西藏。

    最终，达赖的决定验证了毛泽东的分析。

1956年11月29日，在抵达印度访问的第一天，周恩来在完成了3场外事活动后，先后同达赖和班禅长谈4小时，这是两人之间的第一次谈话。贺龙副总理和驻印度大使潘自力陪同。

    这次谈话中，达赖提出汉藏干部关系、他同班禅方面的关系、西藏地区的改革和留居国外的藏人等问题。并透露“藏独”势力对他的游说，让他感觉到混乱和紧张。

    周恩来承认：“西藏的土改问题没搞好，引起了昌都地区的一些混乱，那里的改革是事先准备不好，搞起来后发生了叛乱。”周恩来许诺：“西藏包括昌都及前后藏3个地区的一切改革，都要得到你们的同意。”

    11月30日晚，周恩来总理出席使馆酒会后，又特意在使馆宴请了达赖及其母亲、姐姐、两个哥哥和经师等人，向他们解释中央的方针政策，打消他们的顾虑。

    1956年12月29日，周恩来在访问巴基斯坦后，再次飞抵印度，并于第二天和达赖进行了第二次谈话，此时达赖已经留在印度超过一个多月了。

    周总理谈到，西藏已有人想利用达赖不在的机会，在那里搞叛乱，使达赖回去后不好处理。虽然此事已被中央发现，没有搞起来，但危险仍然存在。

    对于西藏改革的问题，周恩来再次强调：“根据协议，西藏的领导人即达赖不同意是不进行改革的。现在毛主席要我告诉你，可以肯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内，根本不谈改革。”

    与第一次不同的是，达赖在谈话中把滞留原因推到了下属身上，他说：“现在主要是随行官员中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达赖表示将向主要随行官员传达周总理的谈话。

    达赖在推脱，也在观望，看尼赫鲁会怎么承诺。对达赖的心思，周恩来洞若观火。1956年12月31日除夕夜，周恩来和尼赫鲁进行了一场针锋相对的谈话。

    周恩来指出，达赖、班禅是印度邀请来的客人，可是他们到达之后，印度方面的所作所为，违反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尼赫鲁并不承认这些事，他的态度是两面的：一方面，美国策划“西藏独立”，同印度的想法相吻合；另一方面，他在外交上需要维持同中国的友好关系，对中国的反应不能无所顾忌。

    面对周恩来严肃态度，他表白说，印度政府一向尊重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将注意外国间谍在噶伦堡的活动情况，达赖和班禅将由原路返回西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