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和卓琳在太行山革命根据地的合影。
卓琳:一开始我拒绝了他

1939年的秋季，邓小平与卓琳在延安相识。

卓琳:“他和邓发都是从前方回来的。我在公安部工作，他们经常到公安部玩。他大概在那个时候就对我有意了，我不知道，他就找我的女朋友来跟我谈，说他想跟我结婚，问我同意不同意，我说我年纪还轻，不想那么早结婚，拒绝了。”

邓小平当时是八路军129师政委，卓琳是一个年轻的女学生。对这位从前方来的长征干部卓琳缺乏了解。

卓琳:“因为当时去延安的那些长征老干部都是工农干部，我就怕跟一个工农干部结婚，不是看不起他们，是怕他们没有知识，跟他们说话说不到一块。延安有个笑话，一个工农干部和一个知识分子结婚了，两个人晚上沿着延河看月亮。那个女的说，哎呀，你看这个月亮多漂亮呀。他的丈夫却说，有什么漂亮的，我看不出来。我想，我结婚可不能找工农干部，我要找知识分子。”

但邓小平并不灰心。卓琳:“后来他亲自找我谈了两次，第一次谈他的情况;第二次谈他的希望。我听听，觉得这个人还可以。他有点知识，是知识分子。而且我想，反正早晚都得结婚。我那时候已经23岁了，就同意了。”

就是砍头我也跟着你

结婚没几天，卓琳便随丈夫离开延安奔赴太行。

卓琳:“结婚以后，他就带着我一块回前方去了。到了前方后，他在师部，我在后方，就是总司令部。他来开会，就见个面;他不开会，我们就见不着面。后来我就说，我们这样也不行呀，你是不是给我写个信啊。他说，我写什么啊。我说，你就写写你怎么生活，你有什么感想……他说，好，我以后叫秘书给我写一个，我印几十份，一个月给你发一份。我一听，就说，算了算了，你别这样搞了，我也不要你写信了。”

后来，妻子渐渐适应了丈夫的性格，也理解了丈夫的心。从太行山到大别山，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邓小平率领部队每解放一个地方，卓琳随后就带着孩子们赶到那里。

卓琳:“以前都是他们在前方打仗，我们家属都在后头。他们打完仗休整的时候，再把我们接去。后来，进军西南的时候，他下命令，不准任何人带家属，连我们也一样。我不干，我说，你们老是把我们‘丢’了，不行，这次我一定要跟着你去，我是共产党员，你砍我的头我都得跟着你去。他没办法了，只好带着家属。”

邓楠:爸妈几十年来没红过脸

1952年，邓小平从西南局调到中央工作，卓琳也带着全家一同来到了北京。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邓小平对自己的妻子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不要到外面工作，不要出风头。

卓琳:“后来我就给他当秘书。当时中央以他的文件最多，所以他的存档要有专人负责。他的文件看完的，就要送到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去存档，我就(负责)把那些文件登记。登记完了以后，就坐三轮车送到中央办公厅。”

邓先群(邓小平妹妹):“我大嫂这个人，从来不给我大哥添乱，她不去参政，就做好她的本职工作，而且她特别体贴我大哥。比如我大哥喜欢喝茶，喝龙井，龙井在当时是比较贵的，但是我大嫂舍得给。每天上午，我大嫂都给我大哥泡浓浓的一杯茶。我大哥喝完了以后，剩下的茶根我大嫂接着喝，下午再给他泡一杯。”

邓楠(邓小平次女):“因为我父亲这个人，在政治上，他是不争论的，在家庭问题上也是这样。我父亲平时都在外面工作，家里的事情都是妈妈管，妈妈怎么管，父亲是从来没有意见的，因为他很信任母亲。他们俩的观点也很一致。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他们两个配合得非常好。这么几十年，从来没见父母亲红过脸，或者争论什么问题。”

风云突变爱人心不变

1966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把邓小平一家推向了灾难的深渊。艰难岁月，更显出夫妻间的情深意切。

邓先群:“那个时候，有好多人划清界线。

我妈就跟我大嫂讲，卓琳啊，你可要清醒哦!你们夫妻这么多年，你应该是了解他的，你可别犯糊涂!我大嫂就告诉她，我是了解他的，你放心吧!不会的。”

1969年10月，邓小平被下放到江西劳动，卓琳随他而去。

卓琳:“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把他发配到江西去了，住在一个将军楼。怎么办呢?一个月只给我们20块钱生活费。他说，咱们来种地吧。我那个时候有高血压，不能多动，连上楼，我都说，喂，老爷子，拉着我。那我们种菜怎么办呢?他挖地，我就拿个小板凳坐那里拣石头。拣完石头以后，弄成一亩地的样子，我们就跟老百姓要种子，种那些茄子啊、辣椒啊，这些容易(种)的东西。”和他们一起去江西的还有邓小平的继母夏伯根。比起在北京被监禁的生活，江西的日子气氛轻松了许多。

在江西劳动时，邓小平被分配干钳工活儿，这对他来讲并不陌生，少年时代，在法国勤工俭学时他就干过，但此时的邓小平毕竟已经是将近70岁的老人了。

卓琳:“我们在工厂工作，他搞锉子。我呢?我就拿汽油洗那个油腻。我看他一天劳动(很累)，就给他搬个椅子，我说你坐一坐，他不坐。我说，你怎么不坐一坐，偷点懒嘛!他说，不行啊!我要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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