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我们庆幸他是那个做决定的人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李海鹏

“南方谈话”并不是一趟像表面看上去那么轻松惬意的旅行，它的目标不是促使改革加速，而是确保改革的持续。“南方谈话”讲话正是中国此后16年历史的基因。这就是88岁的邓小平做到的事情：改变历史。

就在1992年初邓小平出发南方谈话之前不久，前一年圣诞节的晚上，苏联国旗在克里姆林宫上空缓缓降下，苏联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正式宣告消亡。戈尔巴乔夫在傍晚的电视讲话中追思故国时说，他“对我国人民失去一个大国的国籍感到不安”。更早些时候，几乎旦夕之间共产党就已经在东欧社会主义诸国纷纷丧失了政权。世界政治地图的变化之快令人目瞪口呆。“和平演变”看上去无往而不胜。1987年6月，当第40任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在勃兰登堡门的柏林墙前发表其著名的演说之时——“戈尔巴乔夫先生，打开这扇门！戈尔巴乔夫先生，推倒这堵墙！”——谁曾料到，仅仅30个月之后，这道曾经看上去坚不可摧的有着15道防线的墙就真的塌掉？邓小平出发时，这个世界已经与他曾经为之奋斗的那一个完全不同了。冷战结束了，笼罩在人类头顶上的核战争的阴霾散去了大半，共产党的前途则遭遇到了空前强劲的挑战。

其时，不利于邓小平的是，他已经88岁了，远不如西方国家的领导者们年轻和朝气蓬勃，而且中国国内的反对改革开放的声音已经持续高涨了一段时间；有利于他的，则是他在党内享有无与伦比的威望，党的最高决策机构将认真思考他的指导，另外他本人仍旧头脑清醒、信心十足。

他决心让中国富强起来，同时捍卫他已经加入了66年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为社会主义寻找前途。在政治上他不信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他来说社会主义与中国独立自主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邓小平最清醒的一点却恰恰表现在，他认为问题并不在于西方的政治对手，而在于中国自己。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弥漫着紧张空气，经济活动则陷入到了死水微澜之中。一百年多以来，中国又一次面临“将向何处去”的问题。正如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柯文等人所观察到的那样，“西方的挑战”来临之日，往往也正是“中国内部的变革的动力的方向”确立之时。与1978年那一次不同，这一次中国只有邓小平一个人有足够的权威替国家做出选择。

16年后的今天，无论中国仍有什么样的问题没有解决，或者面临何种新问题，我们都应该庆幸这个人是邓小平。他做出的选择代表了中国文化传统中积极的一面：灵活、敏锐、尊重常识。

这就是南方周末追溯性地把邓小平评选为1992年“年度人物”的原因。在现代文明的观照之下，一个依赖明智的领袖的国家也许不够好，但是要比只有不明智的领袖可以依赖的国家好很多。

在南方的几次谈话里，邓小平都敦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们杜绝犹豫和退缩，继续自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事业。他的信心则既来自于自己的见识和此前改革的成果，也来自于这次旅行中的实证式见闻。

“看了以后，信心增加了。”他说。他在这次旅行中一再提醒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们，不要怕改革，而要怕不改革。他提醒说，制定政策时首先要考虑的是“人民满意不满意”。他要求党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不要再因纠缠于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而浪费时间。经历了这一生中诸多战乱和混乱之后，他认识到和平发展的机会弥足珍贵，要求党抓住时机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像以往一样，他认为混乱是发展的敌人，因此要求国家和政权务必全力保持“稳定”。

邓小平的口吻是不容置疑的：“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就没有出路。”他的讲话最先被香港媒体传播开来，《大公报》文章称：“邓小平鼓励大胆改革，称谁不改革谁下台”。这是一个即便是黎民百姓也能看懂的信号。中国将任用支持改革的官员，改革开放将再次迈开步子。

“南方谈话”讲话留下了大量的政治格言，而对当年形势影响最深的一段话则是：“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在政治上，这段话为此后16年的中国发展路径定下了调子，亦为今天的“在发展中解决问题”思路之滥觞。“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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