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党史纵横》杂志
在北京景山后街的一条胡同里,有一个两进的普通院子,灰砖灰瓦,方方正正,院内种满了花、草、树,郁郁葱葱。这就是“中国人民的儿子”邓小平生前的住所,全家是1977年搬到这里的。至今,与邓小平相伴走过了58个风云多变的春夏秋冬的卓琳还生活在这里。
卓琳比邓小平小12岁,两人都属龙。院子里有两棵靠得很近的油松,一棵高大粗壮,一棵婀娜多姿,枝条互相拥抱着,并肩挺立,好像两个人相依相伴。于是,孩子们称这两棵树为“双龙树”。卓琳闲庭信步时,总爱倚靠在双龙树干静静地回忆些什么……
相识相爱在延安的金秋
院子里原样保留着邓小平的办公室,书柜里摆放着他生前喜爱看的书籍,写字台上还摆着孙辈们送给他的礼物,台历定格在1997年2月19日这个特定的日子。每逢邓小平逝世的祭日这一天,卓琳和儿女们都要在院子里撒满花瓣。花雨洒落,情思绵长,这是一家人对老人的深情祭奠。
卓琳,原名浦琼英,1916年4月出生于云南宣威,1936年毕业于北平第一女子中学,并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1937年毕业于陕北公学。先后在八路军129师师部秘书科、中共中央办公厅等单位和部门工作。
1939年秋,邓小平与卓琳相识在延安。卓琳说:“他(邓小平)是从前方回来的,和邓发住在一个窑洞里头。我是在公安部工作,他们经常到公安部来,因为公安部女同志多,经常到公安部来玩。有时候也叫我们到他们住的地方去玩,他大概在那个时候就对我有意了,我不知道。他就找跟我一块儿到延安的女朋友,让一个女朋友来跟我谈,说他想跟我结婚,问我同不同意。那个女朋友和我谈了两次,我不愿意。我说我年纪还轻,不想那么早结婚,于是我拒绝了。”邓小平当时是八路军129师政委,卓琳是一个年轻女生,对这位从前方来的长征干部,卓琳自然缺乏了解。
据卓琳讲,当时她怕跟一个工农干部成家,因为去延安的那些干部多是工农干部,“我不是看不起他们,而是怕他们没有知识,跟他们说不到一块儿”。因此她不敢同这些人谈情说爱。后来,邓小平两次主动找上门来,卓琳听了他的有关情况和理想后,觉得他还不错,是个知识分子。“我想,反正早晚都得结婚,那个时候自己已经23岁了,我说算了吧,凑合吧。”
不多久,在延安杨家岭毛泽东住的窑洞前,战友们以淳朴的方式为卓琳夫妇举行了简朴的婚礼。几天后,卓琳便随丈夫离开延安奔赴前线。婚后,快言快语的卓琳慢慢适应了同沉默寡言的邓小平的相处,也渐渐理解了丈夫的心,她默默地支持着丈夫。
从太行山到大别山,从抗日战场到解放战争,邓小平率领部队每解放一个地方,卓琳随后就带着孩子们也赶到那里。“以前都是他们在前方打仗,我们家属都在后头住的地方;打完仗休整的时候,他们再接我们去。后来,进军西南时,他下命令不准任何人带家属。我不干,不能把我们‘丢’了不管,是共产党员的我一定要跟着你去,你砍我的头也要跟着你去。他没办法了,只好向我‘投降’,带着家属。”那段日子不堪回首,在战争年代卓琳拖儿带女所经历的苦难难以表述。“日子是很苦的,男孩子尿尿,汽车走着,就那么把着。女孩子要尿尿怎么办呢?教堂里有一种水罐,就拿那个水罐给小孩接尿,接了以后倒在汽车外头。” 从“名绅千金”到共产党人
卓琳的经历,虽不像邓小平那样波澜壮阔、震撼人心,但却同样充满曲折而耐人寻味。她出生在一个富甲乡里的工商名绅家庭里,是家中第七个孩子,也是最小的一个孩子。卓琳的父亲是云南有名的“火腿大王”,曾因某种原因而被“软禁”过,于是才四五岁的她同母亲先后赴越南、香港、广州,千里寻父。她小时候从周围的好多事情中感受到人世间女性的不平等遭遇,并为之愤愤不平,小小心灵常常萌发莫名的反抗意识。
念中学时,有一个女音乐教员常常在课堂上向学生们宣讲革命、宣讲共产主义,卓琳对此感染深刻。有一天,这个教员突然被捕了。在押赴刑场时,这位手铐脚镣的女教员慷慨悲歌,高喊共产主义的口号。那英勇就义的场面与大义凛然的共产党人形象,深深铭刻在卓琳心底。于是,追求自由、追求个性解放、追求革命的概念,渐渐在卓琳的心底明确。
1931年,卓琳被挑选为云南省体育代表团少年选手参加在北平举办的全国运动会。当从云南出发刚刚到达香港时,九·一八事变爆发了。国难当头,运动会自然开不成了,云南队只好撤返。没想到才走到香港就要返回,卓琳心不甘、情不愿,于是写信给家里,表示不回云南,要求去北平读书。家人同意后,她经上海辗转北平,在一个补习班学习数月。次年,考入北平女子一中。
1935年,一二·一六运动中,19岁的卓琳同数千名学生走上街头,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加入抗议洪流,用不可遏制的愤怒高呼“不当亡国奴”的口号,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和南京国民党的卖国行径。对她来说,这是一次灵魂的洗礼,她的思想觉悟发生了质的飞跃。
第二年,卓琳抱着学习理工以实业报国、科学报国的理想,以优异成绩考上北京大学物理系。在校时,积极参加了校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不多久,七·七卢沟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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