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邓小平所说的机遇，往往具有主体的集团性优势——因为世界对中国这一巨大的市场有较长时间的现实需求。

    与一般的机遇不同，“重要战略机遇期”是对于国家、地区或社会集团而言的，它首先不是指个别部门或行业的机遇，也不是指小单位的机遇，更不是指个人的机遇。这样的主体的集团性优势，在邓小平看来，重要的是因为世界对中国这一巨大的市场有较长时间的现实需求。世界离不开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反过来也给了中国发展难得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邓小平多次提到：“中国是一个大的市场，许多国家都想同我们搞点合作，做点买卖，我们要很好利用。这是一个战略问题。”“所谓‘亚洲太平洋世纪’，没有中国的发展是形不成的，”“我们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少管别人的事，也不怕制裁”。“国际上不可能小视我们，来中国投资的人会越来越多。要善于把握时机来解决我们的发展问题。”⑧

    邓小平的这一判断极富远见。即使从今天市场需求看，巨大的国内市场是经济快速发展的最大战略优势。市场容量的大小，市场运行的优劣，对于能否实现经济长期繁荣具有决定性影响。邓小平曾多次提到要辩证地看待我国人口多的基本国情，并把人口、市场潜质、国际市场需求相联系，把握我们难得的战略机遇。我国有13亿多人口，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多层次、多元化的市场需求正以惊人的速度扩张，不仅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商品市场之一，而且正在成为世界最大的投资市场之一。这当然是“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重要组成部分。

    4、邓小平所说的机遇，需要特别珍惜，因为一旦延误，影响将是长期的，很难再得。

    所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尤其是对“重要战略机遇期”，可遇不可求，易失不易得，只能珍惜，不能延误。这一点，邓小平强调得特别多。1988年1月23日，邓小平对《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问题》的报告作出批示：“完全赞成。特别是放胆地干，加速步伐，千万不要贻误时机。”⑨邓小平抓住时机的思想集中体现在他对海南“洋浦风波”的批示上。1989年初，围绕海南省洋浦出让30平方公里土地给外商成片开发70年之事，国内外掀起了“洋浦风波”。一些人指责海南省的做法是“出卖主权”。在海南干部群众困惑为难、国内外舆论沸沸扬扬、外商望而却步之际，党中央和邓小平等领导同志明确支持洋浦开发。1989年4月28日，邓小平对洋浦开发问题作了批示：“我最近了解情况后，认为海南省委的决策是正确的，机会难得，不宜拖延，但须向党外不同意者说清楚。手续要迅速周全。”⑩

    上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对抓住机遇的强调，更加急迫。他说：“我们不抓住机会使经济上一个台阶，别人会跳得比我们快得多，我们就落在后面了。要研究一下，我总觉得有这么一个问题。机会难得呀！”“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失时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⑾他还多次表示：“要抓住时机，把经济搞上去，步子可以快一点。我现在就怕丧失时机。”“要珍惜这个好的发展机遇，保持好的发展势头。”“希望你们不要丧失机遇。对中国来说，大发展的机遇并不多。中国与世界各国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机遇，比如我们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他们对祖国作出了很多贡献。”“从现在开始到2010年是难得的机会，不要丧失了。”“现在是机会啊，这个机会很难得呀！中国人这种机会有过多次，但是错过了一些，很可惜！你们要很好抓住。”⑿

    不仅如此，邓小平在这一时期还多次提醒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不要错过发展机遇。

    二、邓小平能够准确判断并把握“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原因

    邓小平能够准确地判断并把握中国将面临“重要战略机遇期”，并不是偶然的。他对时势的准确分析、判断和把握，他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甚至他的独特经历，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同时，邓小平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之后，整个国际国内的时势也给中国提供了相对稳定的、比较大的发展机遇。

    1、邓小平善于科学预见，是其战略运筹的前导。既然战略一般要管一个较长的时期，那么，战略决策者必须具有明确的未来意识。作为世纪伟人，邓小平亲身经历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信息时代的转变，他曾讲：“现在不是讲信息重要吗？确实很重要。”⒀正是站在信息时代的前沿，对国家和民族发展的长远性、重要性机遇进行了科学的预测和判断。

    2、邓小平能从大转折中敏感地把握国际国内大势，是其制定发展方略的关键。

    党的十四大报告高度评价邓小平“敏锐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是恰如其分的。他之所以能够判断出我国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关键就是因为他能够“敏锐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

    在强调用宏观战略眼光分析问题时，邓小平异常敏感地认为，大转折孕育大机遇，大机遇促进大发展，战略机遇期与战略决策同在，与战略风险并存。邓小平善于从国际形势和我国周边环境的重大变化中，发现和捕捉我国发展的机遇。如上文所述，邓小平认为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崛起，对我国的发展也是极其重要的机遇；再如，邓小平以其远见卓识的战略眼光深刻地洞察到，新科技革命的兴起，是我国发展所面临的又一重要机遇，现代乃至未来时代的国际竞争，说到底是综合国力的竞争，关键又是科学技术的竞争。中国要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提高在国际竞争中的战略地位，必须抓住新科技革命这一重要的历史机遇。所以他才特别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邓小平还善于全面地分析国际间的各种矛盾，从不利因素中看到有利因素，发现和捕捉我国发展的机遇。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急转，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使二战以来所形成的旧的世界战略格局被打破重组，面对扑朔迷离的局势，邓小平从容地指出：“对国际形势还要继续观察，有些问题不是一下子看得清楚，总之不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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