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认为毛泽东是在晚年开始学英语，其中一个原因是毛泽东自己曾经这样说过。1968年7月28日凌晨，毛泽东主席召见红卫兵“五大领袖”（聂元梓、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蒯大富）长达五个半小时。 
 
    根据韩爱晶的记录，毛泽东在谈话中提到《孙子兵法》，然后出人意料地自问自答：“什么叫兵法，谁学英语，阿特密尔就是兵法，阿达密尔孙子就是《孙子兵法》，还是学英语好，我半路出家外文吃了亏，学外文要赶快，年轻时学好。”实际上，《孙子兵法》的英文是Art of War，译音应该是“阿特奥夫沃尔”，而不会是“阿特米尔”，不是韩爱晶纪录有误，就是毛泽东发音不准。

　　但是，毛泽东说自己学外文“半路出家”不完全准确，他接触英文实际上是很早的。美国学者罗斯·特里尔（Ross Terrill）写的《毛泽东传》中提到，1910年毛泽东离开韶山老家，进入湘乡县城新式学堂——东山小学堂读书，那里有一个从日本留学回来的老师，教英语和音乐。所以，毛泽东最早是在17岁那年开始学习英语的。从17岁开始接触英语一直到晚年，毛泽东的英语水平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呢？周恩来的英语水平是公认的（斯诺1936年采访周恩来的时候就注意到他的英语口语虽然很慢，但是“相当准确”），他曾对毛泽东的英语水平有过这么一个评价：“毛主席所知道的英语单词比我多得多呢。”周恩来这么说，倒不完全是恭维和客套，我们有例为证。

　　1966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大会，由副统帅林彪发表讲话。林彪在讲话中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当时“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是一个新提法，陈伯达在起草讲话稿时本来写的是“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但是当时的“第四号人物”陶铸（排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看了讲话稿，觉得“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用词太凶，容易把执行“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的人等同于“反革命”，扩大打击面，于是向毛泽东建议加一个“对”字，变成“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毛泽东同意了。但是，舞文弄墨出身的张春桥认为“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在语法上不通，念起来也拗口。听了张春桥的话，毛泽东就说：“以后就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过程中周恩来不在场，也不知道，所以周恩来曾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词，向毛泽东提出异议。周恩来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提法合适吗？党内历来提路线问题都是提左倾、右倾，没有反动路线这个提法，这样提合适吗？”这时候，毛泽东用英语作了回答，说原来用Counter－revolutionary Line（反革命路线），后来改成Anti－revolutionary Line（反对革命路线），最后还是用Reactionary Line（反动路线）好。周恩来当下便说：“我懂了。”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举行“九大”时，一批各个语种的翻译事先翻译“九大”文件。在翻译中遇到了如何把“毛泽东思想”这个关键的词翻译准、翻译好的问题，因为“思想”这个词在外文里有多种理解和表达方式。有的人还主张翻译成Maoism。有关领导不敢作主，于是请示周恩来，周恩来又请示毛泽东。毛泽东经过认真慎重的研究，最后确定了“Mao Zedong Thought”的译法，而不用“Mao Zedong Idea”或者Maoism等译法。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与英语有关的轶事，还有一次。1974年12月23日，周恩来抱病飞赴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的情况。毛泽东在与周恩来谈话时，指着在场的王洪文说，邓小平“Politics比他强”，确立了邓小平的地位，史称“长沙决策”。

　　毛泽东在文革以后虽然没有再学英语，但是却常常在接见外宾谈话中掺入几个英语单词。1975年4月18日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抵达北京，毛泽东当天便在中南海会见了他。两个老友见面寒暄，毛泽东居然说了一句英语：“Welcome （欢迎）！”可能是因为L、N不分，毛泽东自我解嘲地说：“我发音不好，讲外国语。” 当双方谈完了共同关心的国际大事，金日成起身告辞，毛泽东却要金日成“等一下”，然后出人意表地问：“你们吃饭还用筷子吗？Two sticks（两根棍子）？”

毛泽东与美国人会面的时候更喜欢“秀”一把英语。1970年12月18日凌晨，毛泽东身着睡衣，膝盖上盖着一条毛毯，在中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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