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大陆进行空前绝后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几乎人人每天都要高举并且诵读一本《毛主席语录》，同时用以声讨、批判“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可是鲜为人知的是，1967年至1968年在香港以至东西方很多国家却广为流传一本与《毛主席语录》开本、封面、版式大体上一模一样的《刘主席语录》，其中辑录了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的一系列重要言论。不过其内容并非都是当时中国大陆所批判的刘少奇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谬论”，还有不少是与毛泽东的观点有所不同的马列主义观点。仅凭这两本语录，就不难看出：中共党内的确存在两条不同政治思想路线的斗争，不过其是非曲直不是依靠政治权力和行政手段来决定，而是要由广大群众在全面知情的条件下来分辨，还要通过历史实践来检验。因此这本《刘主席语录》的出版，在海外不能不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轰动海外，以至在东西方政治思想文化界掀起大波新浪。只是中国大陆当时在完全对外封闭的条件下，对此毫无所知。即便改革开放已经二十多年，由于此书早已绝版，也从未听到有人说起，在书刊中也没有见到有人论及。

那么这一本《刘主席语录》究竟是哪一个行家选编的呢？他为什么要选编这本书呢？他是如何选编这本书的呢？这本书是如何在香港出版，然后又传播到东西方多国去的呢？它最后如何成为绝版稀世的珍本呢？我是如何得知并且寻觅到这个历史文化善本的呢？我想许多读者一定对这些问题饶有兴趣，渴望了解。

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听我的知心好友、中共党史权威胡华教授说：香港有个司马璐，掌握不少新史料，写了一系列中共党史书。直到2000年4月至8月我访美期间，才有机会三次拜访定居在纽约市法拉盛区铁森纳街的这位海外著名的中共党史专家。他对我畅谈了平生曲折的传奇经历和学术研究成果。1919年，司马璐生于江苏泰州，幼年时失去父母，自称“五四孤儿”。后由一位马姓人家收养，只读过两年私塾、三年小学，随后行乞、拣破烂、当学徒、当报馆练习生和图书馆管理员。他历经磨难，刻苦自学，发奋读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取名马义。1937年6月加入中共，年底到延安，曾任抗大图书馆主任等职。1939年被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派到西安、重庆等地工作。1943年脱离中共，后加入过中国民主同盟，又自建过中国人民党。1949年底，只身从上海到香港定居。此后，他决定转向学术研究，从旧书堆中悉心搜购到很多难得的资料，分专题撰写出多本中共党史。他想以汉朝秉笔直书的大史学家司马迁为榜样，又追念他年轻时的恋人璐，便改名为司马璐。他在香港自办了自联出版社，先后出版了自己撰写和选编的十二部《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以及《瞿秋白传》等专著。他知道我是长期从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教研工作，中共党史也在我关注范围之内时，就把他编纂的全套书赠送给我。但他又十分惋惜而遗憾地说，唯独有一本国际影响很大的书，现在手边一无所有，无影无踪，那就是《刘主席语录》。我对这本闻所未闻的小红书特感兴趣，于是就细问究竟。他说，“文革”初期读过传到香港的《毛主席语录》后，据他的长期研究，认为毛、刘二人的思想观点有同有异，毛未必全对，刘未必全错，所以就设想并且动手选编两本书，即《刘少奇选集》和《刘主席语录》，并于1967年6月在香港先后出版，大受海外华人社会欢迎。他完全没有料到，《刘主席语录》远比《刘少奇选集》更为畅销，面市后供不应求，甚至有人排队抢购，只好一再重印，先后约印五万册，并且还被译为英、法、日多种文字出版。日本有多家出版社争购版权，有的还答应送给旅日的飞机票。英文版印数最多，法文版印得最美，日文版宣传广告最多，《朝日新闻》、《读卖新闻》、《产经新闻》等各大报刊都登有此书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