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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发动后，刘少奇与毛泽东、林彪、朱德、和董必武、李富春在天安门城楼上
立案的背景
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刘少奇受到批评，不再参与中央领导工作。10月中共中 央工作会议后，全国开展了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热潮，刘少奇处于受批判的地 位。但在这时以及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毛泽东仍把刘少奇作为党内问题和人民内部矛盾 对待，并不是要打倒他，也没有要对他立案审查。
是什么促使毛泽东改变了对刘少奇的态度?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是听信了林彪、江青等人的 诬陷；二是“文化大革命”恶性发展的结果。
首先是由于林彪、江青一伙的阴谋陷害。林彪、江青集团中的骨干分子，几乎都是靠反刘少 奇起家和攫取高位的。他们当然不愿意看到继续保留刘少奇的任何职位，从而留下可能对他 们的地位和野心构成威胁的障碍。同时他们懂得，不经过毛泽东点头，打倒刘少奇是不能实 现的。于是，他们借用群众揭发和专案工作等名义，竭力对毛泽东施加影响。
早在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尚未结束，林彪的妻子叶群于8月11日、12日两次找总 参谋部作战部一位副部长，向他口授诬陷刘少奇的材料，要写成书面揭发上报。13日，林彪 在住处找这位副部长谈话，要他把书面揭发改成向林彪和毛泽东写信的形式上报，并说：“ 这样更政治化些。”当天，林彪就把这位副部长写的信和诬陷刘少奇的材料批送江青，要她 “酌转”毛泽东。
在诬陷刘少奇的阴谋家当中，康生是一个十分毒辣的角色。也是在1966年8月13日，康生让 他的妻子曹轶欧出面，向中央一位领导同志写信，揭发王光美的所谓“问题”，并攻击刘少 奇包庇王光美。这封揭发信在部分中央领导人中间作了传阅，最后也报到了林彪手里。9月1 6日，康生亲自给毛泽东写信，重新提出1936年薄一波、安子文等61人经组织决定出狱一事 ，并把它挂在刘少奇的帐上，说什么“少奇的决定，就使这些人的反共叛党合法化了”。这 是康生很阴毒的一招，使毛泽东把刘少奇和整个干部队伍的问题看得更加严重。
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极左思潮的影响下，群众中也捕风捉影地揭发出了各种各样的问 题。特别是许多红卫兵、造反派，为显示自己革命，都想在打倒刘少奇问题上立大功。于是 ，把许多道听途说、张冠李戴的事情，郑重其事地整理成书面材料层层上报。林彪、江青一 伙利用这一情势，有计划、有预谋地将这些材料择要报送毛泽东，有的并在一定范围内印发 传阅。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形形色色的揭发材料，包括说刘少奇三次被捕叛变等假材料， 源源不断地都通过各种渠道摆到了毛泽东的面前。
不难想见，当毛泽东接二连三地读到和听到这些材料时，不能不为所动。特别是毛泽东原先 闻所未闻的所谓刘少奇历史上几次“被捕叛变”等情况，终于使他从根本上改变了对刘少奇 的看法。从毛泽东以后的多次谈话看，在这些连篇累牍的材料中，对他影响最大的还是所谓 “被捕叛变”问题。后来他在同外宾以及内部谈话中，在讲到刘少奇问题时，一再说“那时 还不知道他的历史情况”，是“我们红卫兵现在查出来的材料”，并多次讲了所谓“被捕叛 变”的例子。
其次，随着“文化大革命”局势的疯狂发展，“打倒刘少奇”逐渐成为运动进程中所不得不 采取的步骤。进入1967年以后，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全国各地造反派纷纷抢印夺 权，派性恶性膨胀，局势混乱不堪。毛泽东虽然采取了命令解放军“三支两军”、号召大联 合、停止串联等一系列措施，但未能奏效。这种骑虎难下的局面，很需要有一个表面上符合 运动逻辑的举动，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人们的注意力，统一各方面的思想。当时已经别无良方 ，只有把刘少奇的性质再次升级。
1967年2月前后发生了谭震林、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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