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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审查。但当时刘少奇还是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因此不便直接设立审查刘少奇的专案 组，决定先设立王光美专案组。大约在12月15日至18日之间。拟出了一个“王光美专案小组 领导成员名单”。这份手写的、字迹潦草的“名单”侥幸保留了下来。它既没有标题，也没 有日期，更没有注明是在什么会议上、由哪些人研究决定的。然而，就是这份无头无尾的“ 名单”，却是设立“王光美专案组”的依据。“名单”全文如下：
谢富治(组长)
江青 汪东兴
萧 华
叶 群
伯 达(顾客)
据当事人回忆，“名单”中江青换成汪东兴，是江青出于某种原因自己提出来的。要陈伯达 当顾问是林彪提议的。从字迹看，圈掉江青，添上汪东兴，是林彪的手迹，“伯达(顾客)” 几个字则是陈伯达所写。这两处的字体和其余名字的字体不一样，显见是后来所作的增改。 大概是为防止同别的材料搞混，保管的工作人员在“名单”的上方加了“王光美专案小组领 导成员名单1966.12.18.富治同志交来”几个字。
“领导小组”确定后，从军委办公厅、公安部等单位抽调了四名工作人员。1966年12月18日 晚，由谢富治(当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汪东 兴(当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主持，在中南海西楼的一个小会议室里，召集抽调来的人员开会 ，正式成立专案组。当时宣布“名称暂叫中央办公厅丙组”，指定军委办公厅的一位秘书处 长负责。
会上，谢富治拿出上面介绍的那份“王光美专案小组领导成员名单”，交给专案组一位工作 人员，要他们好好保存。
1967年3月，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恶性发展，刘少奇问题明显升级，毛泽东似乎也改变了 原来的态度。3月9日、10日，陈伯达、康生在部队军以上干部会上讲话，点名对刘少奇从历 史到现实进行了系统的批判。3月21日下午7时30分，毛泽东、林彪等部分中央政治局常委接 见与会人员后，留下来议论一些问题。议论中对有人提到“刘耀祖案中涉及刘少奇在1927年 叛党嫌疑问题”作了研究，决定把这方面的材料交“丙组专案办公室”即“王光美专案小组 ”的办事机构“调查研究”。据戚本禹回忆，这项工作当时指定由康生分管。
议论时没有记录，后来也没有形成文件或会议记录。康生似乎对这种方式有点心虚，而这件 事又归他管，所以事后他特地让工作人员写了一份备案性质的简短材料。这份材料中记载有 ：“共同研究之后，决定：”“关于刘少奇1925年在长沙被捕、1927年叛党嫌疑及1929年在 沈阳被捕等材料，交丙组专案办公室调查研究。”康生亲笔在这份材料的下面注了一行字：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五日林彪、恩来、件达、康生都看过。”
这份既无抬头又无落款的很不正规的材料，就成了对国家主席刘少奇进行专案审查的依据。
据参加过“刘少奇专案”工作的肖孟回忆：1967年夏，有一次肖孟问康生，设立刘少奇、王 光美专案组有没有文字的指示?康生说，毛主席在西郊机场接见红卫兵时他曾汇报过，并写 过一个备忘录交给了中央办公厅负责人。
现在分析，康生所说的“备忘录”就是这份书面材料。
需要指出的是，这份书面材料表明，当时只是决定把有关材料“交丙组专案办公室调查研究 ”，并没有说要成立刘少奇的专案组。但康生、江青等人在后来的实际操作中却设立了一个 相当庞大的“刘少奇专案组”。
刘少奇当时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凭这样一纸不伦不类的所谓“备忘录”， 就对一位经过中共中央全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高级领导人立案审查，充分说明 “文化大革命”中法制的破坏是何等严重!庄严的党章、宪法已成了一纸空文。
这个专案组的名称很混乱。1966年12月刚成立时叫“王光美专案小组”，对外叫“中央办公 厅丙组”。1967年3月康生在那份“备忘录”中又把它叫做“丙组专案办公室”。1967年5月 中旬，谢富治向“丙组”人员宣布：“丙组”改为“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对外叫“五 ○四组”，组织上归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一办公室领导。在该专案组的内部文件中，也是几 种名称混用，有时单独用“王光美专案组”或“刘少奇专案组”，有时用“刘、王组”。
这个专案组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对刘少奇定案后继续存在，大约到1973年6月以后才结束 使命。这过程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虽然专案审查刘少奇从1967年3月就已正式开始，5 月以后进展加速，但一直到1968年4月中旬以前，关于刘少奇案情的各种请示报告和对外联 系工作仍用“王光美专案组”名义，1968年4月下旬起才用“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的名 义。这可能也是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心虚的一种反映。
专案的领导成员和工作人员变动更大。1966年12月刚成立的领导成员中有萧华(当时任总政 治部主任)，不久萧华遭到诬陷迫害，当然也就不可能再参与此事。1967年9月11日，谢富治 亲笔写了一个便条：“王光美专案成员于下：江青、谢富治、戚本禹、汪东兴、叶群组成王 光美专案小组。请总理、伯达、康生同志批。原来的萧华同志不再参加了。”
这时的“王光美专案小组”，实际上已经是“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谢富治再次被任命 为组长。当时戚本禹还被任命为副组长，过了没多久，他也被揪出打倒。
究竟有多少人参加了“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的工作，现在已经难以准确统计。专案组的组 织机构几经改组、扩充，工作人员也就不断调整、增加。1966年12月刚成立“王光美专案小 组”时，只有几名工作人员，以后陆续增加到数十人。工作人员中有相当一部分只参与了某 一项工作或一段时间的工作，经常有人调进调出。有一个时期还在专案组之外成立了若干个 “外围组”，担负一些次要工作。至于从一些省、市、地方部队、红卫兵组织中抽调人员配 合工作或参与局部工作的，那就更多了。例如：集中关押该案嫌疑犯的北京第二监狱，一次 就从军队借调了100多名干部做审讯工作。为查所谓“1929年刘少奇在沈阳自首叛变”的证 据，仅沈阳一地就组织了400人的“彻查队伍”查阅敌伪档案。
专案人员中有些人因不被信任而调出或清除出专案组，有的甚至被关押坐牢。1967年11月， 谢富治等下令将公安部调来的人全部撤出，另从军队调来一批干部取而代之。曾担任专案具 体负责人的肖孟，被江青点名批评为“右倾”，于1967年11月被逮捕入狱。
尽管专案人员有很大变动，但这项工作一直处于江青、康生的操纵之下。前台的直接负责人 则主要是谢富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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