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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叶剑英(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等老革命家拍案而起， 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提出激烈批评的所谓“二月逆流”事件。同时，所谓“向走资 派夺权”的部署在全国各地引起了干部群众的不满，受到了普遍的抵制。毛泽东既然在全局 上坚持“文化大革命”，当然不能容忍这种种行为，于是认为运动遇到了“刘少奇代理人” 的抵抗，“从上至下各级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现象”。这样，为了击退所谓的“复辟逆流” ，为了通过“集中矛头、团结对敌”来克服派性，在一定程度上约束全国性的动乱，就不得 不一错再错，把刘少奇问题彻底端出来。
林彪、江青一伙在打倒刘少奇问题上起了极为卑劣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除了不断向毛泽 东递送诬陷材料外，还利用各种机会煽风点火，在群众中制造打倒刘少奇的舆论，使之成为 既成事实。
1966年12月18日下午，张春桥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身份在中南海西门单独召见清华 大学造反派头头蒯大富，指使他发起打倒刘少奇的行动。果然，蒯大富回校后，立即筹备公 开煽动“打倒刘少奇”的大规模行动，即所谓“12·25大行动”。12月25日，蒯大富率领50 00余名造反派，在天安门广场召开“誓师大会”，又分五路到北京主要闹市区广播、演讲、 散发传单，大量张贴“打倒刘少奇!”、“和刘、邓血战到底!”等大标语、大字报，并且醒 目地贴上了天安门城楼。12月27日，北京各高等院校造反派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彻底批判刘 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公然宣称“刘少奇、邓小平是党内最大的资产阶段当权派，是 中国现代修正主义的祖师爷、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司令”。一时间，社会上掀起了一股狂潮 ，强使群众接受“倒刘”现实。
与此同时，江青等人有意发动各方面的力量，制造“倒刘”舆论。
12月30日，江青、姚文元、王力、关锋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到清华大学，向组织“12· 25大行动”的蒯大富表示“坚决支持”。
12月31日，江青单独召见刘少奇的女儿刘涛，拉拢说：“是毛伯伯和我对你好，还是刘少奇 、王光美对你好?所以你要明白，要彻底跟刘少奇划清界线，要跟毛伯伯和我走，不要跟他 们走。”在江青的策动下，刘涛写了大字报。
1967年1月4日，康生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把准备好的一卷刘少奇讲话材料交给蒯大富，叮嘱 他“回去后要组织批判”。蒯大富接受任务后，几天内就组织人马贴出了一大批大字报。1 月10日，康生在中央高级党校煽动说：“说刘少奇是全国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 派，这是你们党校对全国的贡献。”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亲自出马，直接指使中南海内的造反派去批斗刘少奇。从1967 年1月1日起，刘少奇在住处接连受到围攻、揪斗。
1月6日，清华大学的造反派设下所谓“智擒王光美”的圈套，绑架了王光美(后在周恩来干 预下释放)。
1月9日，谢富治在接见全国公、检、法系统赴京代表时，号召“全国政法战线立即行动起来 ，向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刘少奇、邓小平开火!”
由于江青一伙的策动，到1966年底、1967年初，“打倒刘少奇”的活动蔓延到全国，并且愈 演愈烈。毫无根据地攻击、丑化刘少奇的行为到处出现，对此不但没有人出来制止，而且不 容许人们提出任何相反意见。全国已经形成“打倒刘少奇”的舆论环境。
对刘少奇进行专案审查，就在这种种复杂背景下开始了。
成立专案组
专案的本意是指需要专门处理的重要事件或案件。在“文化大革命”中，它被作为审查、打 倒干部的一种最常用的方式，难以数计的干部被列为专案对象。红卫兵、造反派都可以擅自 设立专案组，给他们要打倒的干部罗织种种罪名。其结果是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一大批 干部遭受迫害。
“文化大革命”中在对刘少奇进行专案审查之前，先成立了“王光美专案组”。令人惊讶的 是，对设立专案组审查刘少奇、王光美这样重大的问题，既没有正式的决议，也没有正式的 书面文件。这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众多怪事之一。现在，我们只能根据当时留下来的零星 材料，结合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大致看出成立专案组的过程。
1966年冬，在极左思潮泛滥、“倒刘”气氛日浓的情况下，各地冒出了一些揭发刘少奇、王 光美有“历史问题”的材料。在12月的一次中央碰头会上，议论了这些情况并提议组织班子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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