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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 诞生
11月24日 生于湖南省宁乡县花明楼炭子冲一个农民家庭。名绍选，宇渭璜，因在叔伯兄弟九人中排行最小，当地人把最小的孩子叫“满仔”或“满妹”，故家人称他为“九满”。
宁乡东屏长沙，北邻益阳，南连湘潭，西翼安化，是一个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炭子冲是个依山伴水的小山村，距宁乡县城三十多公里，离湖南省会长沙约五十公里。这里山多田少，历史上人们曾以烧木炭为生，故名炭子冲。
刘少奇祖辈以“老成持重、耕读传家”著称。父亲刘寿生(1865——1911)是受过一定教育的农民，读书明理，为人忠厚。他并不热心于积钱买田置房，而是希望子女多读点书。母亲刘鲁氏(1864——1931)是个心地善良、勤劳俭朴、善于持家的妇女。刘少奇亲兄弟姐妹六人，大哥刘绍源(墨卿)，二哥刘绍远(云庭)，三哥刘绍达(作衡)，大姐刘绍德，二姐刘绍懿。
刘寿生继承了父亲的六十亩土地，自己耕种三十亩，将远离住地的三十亩租给别人耕种，另外又在附近租种土地十五亩。农忙时雇请一些零工帮助。
l906年 八岁
到离炭子冲不远的柘木冲上私塾，照例先读《三字经》、《千字文》，接着读《论语》等。
1907年 九岁
到罗家塘上私塾，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
1908年 十岁
到月塘湾上私塾，读《诗经》等。
1909年 十一岁
到离炭子冲十公里的粉铺子洪家大屋读书。洪家是大地主，请来的老师叫杨毓群(曙云)，上过师范学校，有些新知识。刘少奇在这里学国文、算术等。洪家女子不缠足，可以同男子一起上学，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由于国文课选读了鹬蚌相争之类的寓言，而不像私塾专读“四书”、“五经”，父亲很不满意，命他转学。
1910年 十二岁
到红米冲上私塾，对老师思想封建不满意。未学几个月，父亲去世，自己又得了痢疾，即休学回家。
刘少奇有个要好的同学叫周祖三，其父周瑞仙是中国同盟会会员，曾留学日本，家中藏书很多。刘少奇常到周家看书，从而接触到一些新的文化科学知识。他喜欢阅读历史、地理，对于富有爱国思想和反抗精神的书籍尤感兴趣。一个寒冷的冬天，看书入了迷的刘少奇，被炭火烤着了棉鞋都没察觉，周家因此风趣地叫他“小书柜”。因他排行第九，又爱好读书，从此，同学和乡人选他一个雅号， 叫“刘九书柜”。
1911年 十三岁
在堂姐家寄读，学《左传》等。
10月10日 辛亥革命爆发。武昌新军在革命党人的发动下，举行起义。接着，各省纷纷响应，在两个月内就有十几个省宣布独立，清政府迅速解体。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
1912年 十四岁
因不满意私塾式的教学，坚决要求进新式的小学堂读书，经说服母亲和兄长，进入芳储乡小学补习班 (相当于初等小学毕业的程度)，学习了半年。
在湖南新军从军的二哥刘云庭，带回一本介绍辛亥革命始末的小册子，刘少奇读后很受启发。在他再三坚持下，姐姐帮他剪掉了头上的辫子，以表示对清政府的反叛和对辛亥革命的拥护。
1913年 十五岁
考入宁乡县第一高等小学(亦称玉潭学校)，编入第十一班。学习国文、史地、数学、物理、修身、体育、音乐、图画等课程，对数学、史地、国文颇感兴趣。考试成绩常得第一。爱好体育，经常参加足球、篮球、武术等项运动，还喜欢吹笛子、拉二胡等。
1914年 十六岁
继续在玉潭学校上学。假日回家，帮助家里放牛、割草；有时长兄让他照料一下粜、籴稻米的事，他对贫苦农民便常常多给一点稻米，少收一些钱。
1915年 十七岁
5月 得知袁世凯接受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非常愤恨。玉潭学校举行讨袁游行，刘少奇和几个同学胸前挂着“毋忘国耻”的牌子，手持“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小旗，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带头高呼“严惩卖国贼”、“不当亡国奴”、“坚决取消二十一条”等口号。随后又和同学一起，到各商店检查和封存日货，劝导商人不要继续贩卖“仇货”。
12月 袁世凯复辟帝制，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定次年为洪宪元年。蔡锷等宣告云南独立，反对帝制，武力讨袁。
本年 为表达保卫炎黄子孙的决心，将字“渭璜”改为“卫黄”。
1916年 十八岁
1月 湖南将军汤芗铭命令长沙各报改用“洪宪”年号，并要全市张灯结彩，庆祝袁世凯“登基”。长沙各界罢市罢课，讨袁驱汤。玉潭学校掀起讨袁驱汤的斗争浪潮。刘少奇与同学们一起，坚持罢课，上街游行，反对复辟帝制，要求驱逐汤芗铭，坚决声援蔡锷等人的讨袁义举。直到三月下旬，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玉潭学校才逐渐恢复正常上课。
夏 在宁乡县第一高等小学毕业，毕业考试名列第一。与同学任克侠、贺执圭一道，带上史地老师梅冶成写给何叔衡的介绍信，步行到长沙报考中学。先后报考长郡中学和一中，都被录取。后因驻省宁乡中学校长黄锡类(原为玉潭学校校长)要他们到驻省中学就读，此校名气虽不及长郡与一中，但师资强，读书空气浓，收费也较低，他们便进驻省宁乡中学，插入二年级二期五班学习。
秋 受武力救国思想的影响，报考谭延А在长沙开办的陆军讲武堂，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讲武堂学制一年半，半年补习文化，一年学习军事。由于没有校舍，直到第二年三月讲武堂才正式开学。
本年 被兄长谎称母病从长沙骗回，由母亲作主，强迫与邻村麻雀塘周氏结婚。刘少奇坚决不同意这桩婚事。不久，即向周氏提出断绝婚姻关系。
1917年 十九岁
3月 在湖南陆军讲武堂上学。除军事训练外，学习几何、代数、地理、物理、化学等课程。
4月中旬 参加湖南各界祭奠黄兴、蔡锷的活动，抄录一些挽联，以表达对黄、蔡的崇敬心情。
10月 讲武堂解散，离开学校，回到家乡。
1918年 二十岁
在家复习功课，准备报考大学。复习和自学了中学的全部课程和一部分大学课程。还阅读了《御批增补袁了凡纲鉴》和《御撰资治通鉴纲目》等历史书籍。
1919年 二十一岁
年初 为取得报考大学的中学毕业文凭，插入长沙私立育才中学毕业班学习。
5月4日 北京爆发青年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消息传到湖南，群情激昂。长沙各校学生举行罢课游行，受到军阀张敬尧所派军警的阻挠与破坏。五月中旬，北京学生联合会派邓中夏到湖南联络，各校派出学生代表多次举行会议，商讨响应北京学生运动的行动问题。五月底，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成立。六月初，各校学生举行总罢课。刘少奇和同学们一起，参加了罢课游行，开展爱国宣传活动和抵制日货的斗争。
夏 在育才中学毕业后，没等到发毕业证书便奔赴北京，并与北京大学(当时学生运动的中心)的同学取得联系。这时，五四运动已近尾声，但街上仍有游行活动。天津的学生代表接连许多天与北京学生代表一起，在新华门、天安门前举行声势很大的请愿示威活动，要求北洋军阀政府惩办镇压爱国群众运动、杀害爱国人士的山东戒严司令马良，并释放在这次请愿活动中遭军警拘捕的天津学生代表马骏等人。这使刘少奇真切感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在北京考了几所大学，均被录取。但因有的学校学制长，学费贵；有的学校专业不合心意，都没有上。这时国内正掀起一股留法勤工俭学的热潮。刘少奇也产生了留法的念头。于是，他找到华法教育会负责人李石曾等，联系入留法预备班学习。
9月 到河北保定育德中学附设的留法高等工艺预备班第三班学习，学制一年，半工半读，主要学习法文、机械学和木工、钳工、锻工、翻砂等技术。育德中学是一所有进步传统的学校。五四运动中，学校许多师生投入了反帝爱国洪流。在这里可以看到《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老师和学生们还自办校刊，介绍国内形势，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 (布尔什维克)的情况。这些对刘少奇都有很大的影响。
1920年 二十二岁
6月 在育德中学留法高等工艺预备班毕业。到北京，筹措不到去法国的费用，也找不到赴法留学的其他办法。
7月 欲返长沙，因直皖战争爆发，南下火车不通，滞留北京，寄宿在鼓楼大街一个同学家里。由于没有经济来源，生活极端困难。
8月 返回长沙。听到一些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在工作学习上碰到了困难，有的被遣送回国，因此打消了去法国的念头。这时，又听说可以经长沙船山学社社长贺民范介绍去苏俄学习，于是萌发了留俄的想法。
10月 经长沙船山学社社长贺民范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由贺民范和长沙俄罗斯研究会介绍去上海，进上海外国语学社留俄预备班。外国语学社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于一九二○年九月创办的，主要为输送革命青年赴苏俄学习做准备。刘少奇在这里学习俄文和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 也阅读《新青年》、《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报刊，同时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一些社会活动。
1921年 二十三岁
夏初 由上海外国语学社负责人杨明斋介绍，与罗亦农、任弼时、肖劲光等一行十几人从上海出发，经日本长崎、苏俄海参崴 (今符拉迪沃斯托克)、伯力(今哈巴罗夫斯克)、海兰泡(今布拉戈维申斯克 )、赤塔、伊尔库次克前往莫斯科。因俄国革命后，战争创伤和敌人破坏严重，火车缺乏煤，要烧木柴，铁路也要边走边修，所以一路上，火车开开停停，前后走了三个月。
7月9日 到达莫斯科。适逢共产国际举行第三次代表大会，与其他中国同学轮流参加大会旁听。
7月23日——8月初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最后一天移浙江嘉兴)举行。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党纲，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
8月3日 进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方大学)学习，编人中国班。该校于一九二一年二月成立，是专门为苏俄东部和东方各国培养政治干部创办的。 主要学习《共产党宣言》、国际工人运动史、《共产主义 ABC》、政治经济学等课程。冬 同罗亦农、彭述之、卜士奇等一起，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东方大学中国班的党员和团员组成中国共产党旅莫支部，加入东方大学总支部。刘少奇任支部委员。年底 东方大学组织新年联欢晚会，刘少奇与几个中国同学自编自演了一出反映中国军阀、资本家镇压工人罢工的戏，在戏中扮演一名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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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 二十四岁
1月17日 填写“团员调查表”，在“现在愿做何事”栏目中写：“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在“对于现在社会作何感想”栏目中写：“资本主义已不能统治全世界了，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必将由人类的努力开始实现，我们处在这时代的人，应把无穷的希望，促进这段历史。”在“对本团意见”栏目中写：“注意训练，提高团员对团体的责任心，要使团体是对外发展的行动的。这些训练都建筑在军事上，方能成为革命的团体。但办法须由当时环境定夺。”
1月21日—2月2日 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远东劳动人民代表大会)。刘少奇作为工作人员，为大会做一些文书性质的工作。
春 根据组织决定，带领一部分同学回国。回到上海后，经组织分配，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
7月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陈独秀接见了刘少奇，并派他回湖南工作，临行前还把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文件交给他带给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
夏 回到湖南。在长沙清水塘会见了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两人进行了长谈。毛泽东介绍了湘区中共组织的情况；刘少奇谈了去苏俄学习的经历。当即被任命为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委员。
8月17日 湖南省学联发起成立湖南工学商各公团联合会，选举李立三、易礼容、刘少奇、夏明翰、李六如等为联合会干事。
8月20日 湖南工学商各公团联合会组织游行大会，公推李立三、易礼容、刘少奇等为代表，向省议会进行交涉，递交请愿书，声明省长选举，要尊重民意，反对武人军阀为第一任省长。
9月5日 李立三、易礼容等出席长沙土木工会成立大会。在会上发言说：织造工人发出罢工宣言，请求各界援助。我们都是工人，所感受的痛苦与受资本家的压迫都是相同的，故必须竭力援助他们得到胜利。援助办法是：一、致信织造工人，鼓励他们坚持到底，我们永远愿作后援。二、在外面发散传单，引起各界对织造厂东的公愤。全体与会人员一致赞同上述办法。
9月9日 参与领导粤汉铁路(武汉、长沙段)工人罢工斗争。
9月11日 受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和毛泽东委派，到安源路矿领导工人运动。在此之前，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毛泽东和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委员李立三曾到安源考察情况，进行活动。于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成立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李立三为主任。俱乐部的宗旨是“保护工人的利益，减除工人的压迫与痛苦”。到九月间，俱乐部成员发展到七百多人。九月十日，安源路矿当局勾结萍乡县知事，强令工人俱乐部自行解散。工人异常愤怒。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向路矿当局提出了保护工人俱乐部、按月给俱乐部以津贴、发清欠饷三项要求，限十二日中午十二时以前答复，否则，即行罢工。
9月12日 晚，出席工人俱乐部紧急会议，与李立三等一起布置罢工斗争。会议决定成立罢工总指挥部，李立三任罢工总指挥，秘密策应；刘少奇任工人俱乐部全权代表，长住俱乐部应付一切。会后，俱乐部通过各种形式，进行罢工的最后准备。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收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来信。信中指出：“请你们努力作最后的对待，不要为官威所降服！我们奋斗的精神，自有奋斗的代价。我们因压迫而死，毋宁奋斗而死，死有代价，死有价值！我们对于你们表无限的同情，决设法为诸君的声援！”
9月13日 与李立三研究防止红帮破坏罢工的对策。决定通过工人中的红帮小头目去找红帮头子，利用他们讲义气、重然诺的特点，争取他们不做破坏罢工的事情。得到了他们的允诺。
9月14日 凌晨，安源路矿一万二千多名工人举行大罢工，煤矿停工，火车停开。工人俱乐部发表罢工宣言说：“我们要命!我们要饭吃!现在我们饿着了!我们的命要不成了!我们于死中求活，迫不得已以罢工为最后的手段。”宣言提出了包括改良待遇、增加工资、组织工会等内容的十七项条件。工人俱乐部同时函告路矿两局：“如欲调商，请即派正式代表由商会介绍与俱乐部代表刘少奇接洽。”并致函萍乡县署及赣西镇守使署，说明罢工原委。路矿当局也立即报告萍乡县知事与赣西镇守使，由赣西镇守使派兵进驻安源，设立戒严司令部，准备镇压工人。
上午，接待在俱乐部与路矿当局间充当调停人的商会代表及地方绅士代表，提出以十七项条件为基础协商。晚上，商会及地方绅士代表带来路矿当局回信，称路矿两局对于工人所要求各条皆可承认，但现时做不到，请工人先上工，再磋商条件。刘少奇指出：“工人所希望的在于解决目前生活问题，若路矿两局不派全权代表从磋商条件下手，徒用一句滑稽空言作回答，事实上恐万不能解决。”
9月15日 李立三与路矿当局全权代表到商会谈判。路矿当局仍以先开工后商条件为辞，工人俱乐部方面予以拒绝，谈判无结果。
9月16日 应路矿两局邀请到戒严司令部商谈解决办法。刘少奇仍声言不从磋商条件人手无解决之希望。戒严司令多方恐吓说，如果坚持罢工，就将他“先行正法”。刘少奇毫不为动，严辞驳斥说：如不能达到万余工人的要求，就是把我斫成肉泥仍不能解决问题。此时，数干工人把司令部包围了，声言谁敢动工人代表半根毫毛，就要打得路矿两局片瓦不留。路矿当局和戒严司令部不得不软下来。
9月17日 安源煤矿锅炉房存煤即将用尽，并有工人冲进锅炉房，硬要熄灭炉火，矿井面临被淹没和烧毁的危险。路矿当局不得不答应再与工人俱乐部谈判。当晚，李立三、刘少奇等人同路矿当局及地方商会、绅士代表谈判复工条件草约至深夜。
9月18日 工人俱乐部和路矿两局的全权代表签定协议，共十三条。路矿当局承认工人俱乐部有代表工人的权利，承诺不得随意开除和殴打工人，答应发清拖欠的工资，罢工期间工资照发等。至此，罢工取得胜利。
下午，路矿工人举行罢工胜利庆祝大会，李立三、刘少奇在会上讲话。大会发表上工宣言，指出：我们这次所得的胜利虽是很小，但这是第一次胜利，以后第二次、第三次……的胜利是无穷的。我们的痛苦在这次不能解决的，以后第二次、第三次……再解决。只要我们自已的团体——俱乐部在这里。我们这次罢工的“秩序、齐心、勇敢”，要算是我们神圣精神的表现。我们从今日起，结紧团体，万众一心，为我们自己的权利去奋斗。会后，由李立三、刘少奇为前导，工人群众举行大游行。
10月上旬 罢工胜利后，安源万余工友纷纷加入工人俱乐部。俱乐部重新选举各级代表及职员，李立三任总主任，朱少连任路局主任，刘少奇任窿外主任，余江涛任窿内主任。
到长沙向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和毛泽东汇报安源工人斗争的情况。
10月 安源煤矿的工头对于工人的罢工胜利十分愤恨。他们一方面故意不负责任，并挑拨一部分工人故意捣乱，将生产中的问题推到工人和俱乐部身上；另一方面，联络被俱乐部摒退的工人和与工头有亲密关系的工人，准备成立“游乐部”，与工人俱乐部对抗。同时策划刺杀正在长沙将返安源的李立三。在刘少奇领导下，工人们把几个为首的工头抓起来送到司法课，质问他们破坏俱乐部的事实。各工头矢口否认，只说开会是讨论加入工人俱乐部和将包工制改为合作制的事。包工制改合作制，是俱乐部早想实行的。工人们抓住这个机会，迫使工头将窿工处及窿外各处由工头包工改为工人合作，打破了已实行二十多年带封建性的包工制。同时在工人的强硬要求下，矿局不得不开除六名为首的工头，其余工头则被吸收为工人俱乐部的成员。成立“游乐部”的计划随即被粉碎。
11月 应湖南水口山铅锌矿代表刘东轩的请求，派俱乐部文书股长蒋先云、经济委员会委员谢怀德等四人，到水口山矿帮助那里的工人建立俱乐部。俱乐部成立后，向矿局提出增加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承认俱乐部地位等要求，矿局未予答复。十二月五日，工人俱乐部发出罢工宣言，三千多名工人全体罢工。最后矿局不得不答应工人提出的要求，坚持二十三天的罢工，取得了胜利。
12月10日 汉冶萍总工会在湖北汉阳举行成立大会。刘少奇被选为汉冶萍总工会执行委员。
12月23日 同窿内主任余江涛到矿长李寿铨处，代表工人交涉要求增加半月工资(即年终夹薪)事。工人俱乐部与路矿当局签定的协议中，有“每年十二月须加发工资半月，候呈准主管机关后实行”的内容。但路矿当局以“公司无复电”、“矿局经济困难，难于照发”为辞，推诿搪塞，甚至连十一、十二两月的工资也迟迟不发。工人情绪愈逼愈烈，纷纷怠工，并酝酿新的罢工。经过刘少奇等人的多次交涉，路矿当局答应发给年终夹薪，但以当时经济困难为由，先发给夹薪之一半，余一半缓发。十一、十二两月工资下月补发。
年末 应邀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机关报《工人周刊》特约通讯员。之后，为《工人周刊》组织和撰写稿件，并组织安源工人俱乐部多次向该报捐赠印刷经费。
1923年 二十五岁
1月 因事离安源去长沙。所任工人俱乐部窿外主任一职，由陆沉代理。
2月7日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 遭到北洋军阀吴佩孚的血腥镇压，工人被杀四十多人，伤几百人， 被捕入狱四十多人，被开除一千多人。 京汉铁路总工会江汉分会委员长林祥谦、湖北工团联合会和京汉铁路总工会法律顾问施洋先后遭杀害。 此后，全国大部分工会遭到军阀的严重摧残。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创办的工人消费合作社开始营业。这个消费合作社由工人捐助部分款项并入股参加，主要为工人提供价廉物美的商品和兑换矿票，使工人免受商人和钱铺子的重利盘剥。
4月 由长沙返回安源。这时，李立三因事离开安源，刘少奇代理工人俱乐部总主任，同时兼窿内主任的职务。
主持工人干部代表会，欢迎毛泽东来安源视察工作。毛泽东在会上介绍了苏联情况和国内工人运动的情况，并对安源工人运动作了指示。
4月中旬 与何宝珍(又名保贞、葆珍)结婚。何宝珍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转入中国共产党。当时任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子弟学校教员兼工人俱乐部书报科委员。
5月1日 组织安源工人举行集会游行，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和工人俱乐部成立一周年，并在集会上发表演说。
6月 萍矿总局私自增加了少数工人的工资，牵动多数工人要求增加工资，酿成风潮。萍矿总局只得请工人俱乐部出面解决。刘少奇同萍矿总局谈判，指出此次风潮是萍矿总局造成的，俱乐部不能承担责任。 经过十余日磋商，七月十一日，刘少奇代表工人俱乐部与萍矿总局签订协议。规定 ：凡薪资每日在一元以上之工人，上年罢工时未增加工资者，照原薪增加百分之五 ，矿局每月津贴工人俱乐部经费一千元(原有二百元之津贴在内) ，从当年七月起付给； 矿局以后增加工人工资，须通知俱乐部等。工人俱乐部取得了又一次胜利。
8月10日 与朱少连合著《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文章回顾了工人俱乐部的历史， 着重介绍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的经过和大罢工后工人斗争的情况，认为这次罢工秩序极好， 组织极严，工友很能服从命令，未伤一人，未败一事，而得到完全胜利，“ 这实在是幼稚的中国劳动运动中绝无而仅有的事”。指出：“ 安源路矿工人过去的胜利，一面是靠着工友坚强的团结，得时的反抗，以及对自己的团体——俱乐部——之悦意的服从与热诚的拥护；一面乃是由于路矿两局前此森森的黑幕与此时不智的应付。”文章最后强调：“ 我们今后不仅应为我们自己的团体，为我们万余苦朋友努力奋斗， 我们更应为我们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苦朋友努力奋斗！”
8月16日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改选各级代表及负责人，刘少奇任俱乐部总主任。
将工人纠察队改为纠察团， 扩大纠察员到二百人，明确了任务，加强了领导。 同时，又通过组织，派遣党员到矿警队工作，以维护矿上工人的利益。
8月20日 为纪念安源路矿工人罢工胜利一周年，撰写《对俱乐部过去的批评和将来的计划》。 文章指出，我们抱定社会主义的思想，干这种改造社会的事业。“我们所主张的是： (一)使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养成无产阶级支配社会的潜伏势力； (二)实行夺取政权，用政治的力量消除社会一切阶级的压迫——人的压迫；(三) 在产业公有制度底下以极大的速力发展实业，减少人类所受自然的压迫。” 所以，罢工并不是工人斗争的目的，而是一种手段。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这种经济的奋斗， 在工人将来全部的利益上看来是很小的；但是我们必须做这种利益很小的运动，才能使工人目见利害的关系团结起来， 才能训练工人的奋斗能力及方法。这是工人解放运动最初步的工作。 关于俱乐部将来的计划，文章指出： 除保持以前的成功不使失败，并竭力增进工人直接利益外，具体还要做三项工作：(一)努力建设与整顿内部；(二)扩大组织 ；(三)训育部员，提高工人阶级的知识水平并训练工人做事的能力。文章还对俱乐部各部门的工作，提出了具体的要求。文章载一九二三年十月十日出版的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罢工胜利周年纪念册》。
8月22日 工人俱乐部干事会举行会议。会议在讨论主任团分工时决定，总主任刘少奇担任对外一切交涉及内部整理、 训练等项工作。
9月18日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举行纪念罢工胜利一周年庆典。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和全国十四个工团，或派代表、 或致函电以表示热烈祝贺。 刘少奇在纪念大会上发表了《对俱乐部过去的批评和将来的计划》的演说。 中共中央教育委员会高君宇、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李维汉等到会讲话。 为纪念罢工一周年，安源工人创作了长篇叙事歌谣《劳工记》 (又名《罢工歌》)，该歌谣共八百多行， 热情颂扬了安源工人的斗争和李立三、刘少奇的事迹。
9月 出面调解安源农民与大地主贾旸谷的争端，维护了农民的利益。事后，农民高兴地说：“工人俱乐部还为我们农民说话!”“工农到底是一家!”
10月10日 与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文书股长李求实撰写《俱乐部组织概况》一文。 文章指出：在资本主义支配的社会里面，工会的意义是： (一)保护工人阶级的利益，(二)反抗资产阶级的作战机关——营垒； (三)加深工人的“阶级觉悟”，训育工人抵抗的能力与产业管理的知识。 工会的组织必须十分严密，极有系统，和军队一般， 才能完成它的使命。安源工人俱乐部的组织原则是由极小的基本组织而至于极大的阶级组织； 采用民主的集权制。俱乐部的基本组织是十人团， 即部员每十人(或十人以下)联成一团，选举十代表一人； 再由十个十人团(或十个以下)选举百代表一人；每工作处选举总代表一人。 总代表、百代表由各处十代表选举。由各处总代表组织最高代表会， 为俱乐部最高决议机关。再由各百代表组织百代表会议，为俱乐部复决机关。 由全体百代表会议选举主任四人(总主任、窿外主任、窿内主任、路局主任各一人)组成主任团，总理俱乐部一切部务，在各级代表会议闭会期间，主任团为俱乐部最高机关。 主任团下设干事会，为俱乐部办事机关。
冬 帮助料理工人谢福山的丧事，提议成立故工抚恤会，每人每年捐一个工的钱，作为以后工人非公死亡的善后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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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 二十六岁
1月 出席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工人补习学校新学年的开学典礼。
5月1日 参加安源工人集会，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成立两周年，同时举行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礼堂落成典礼。这个礼堂是安源工人从罢工斗争得到的年终夹薪中，捐出一半钱建筑起来的。刘少奇参加了审查图样、监修等工作。
6月 撰写《救护汉冶萍公司》一文。汉冶萍公司是一九○七年由湖北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二处企业合组而成。后因经营不善，借款无着，面临破产停工。文章略述了汉冶萍公司的重要性，指出：百万人民的生计和中国实业的发展都要求汉冶萍公司存在下去。汉冶萍公司是因为“市场恐慌”和“办理不善”两种原因而弄到“无办法”的地步的。但我们国民就让它这样停工破产，这样断送给外人而一声不响吗? 应该起来救护汉冶萍公司，使之不致破产。怎样救护汉冶萍公司呢? 文章指出：第一，不能使它停工，要汉冶萍宣布公司内情，让国民设法救济；第二，竭力改变过去办理不善的地方 ； 第三，利用日本和美国对汉冶萍的争夺，使汉冶萍存在，并逐渐脱离日本之羁绊而独立；第四，扩充萍矿收入。如以上几个办法都不能奏效，补救办法就是使萍矿脱离汉冶萍公司而独立。这篇文章发表在一九二四年八月二十日出版的《新建设》第二卷第二期上。
夏 组织安源工人捐献钱和衣物，支援遭受水灾的株洲地区的灾民。并亲自赴株洲，帮助工人和居民脱险。
8月 选派安源煤矿窿内党支部书记、俱乐部经济委员会委员刘昌炎到苏联学习。
9月 汉冶萍总工会在安源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被选为汉冶萍总工会委员长，
秋 在刘少奇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安源地方组织召开联席会议，决定由党、团合办党校。课程为：政治经济浅说、俄共党史、少运史三门，每周上课三次(六小时)。党校分初级班和高级班，分别训练工人和学生。
11月 撰写《整顿萍矿意见书》。指出煤铁事业为一切实业之基础，国家之盛衰，国民之生死均系之。“汉冶萍存在与否既关系国民之生死与国家之兴亡，故凡中国国民皆应尽责救护。”救护之法，可分为：第一，不再向日本加借外债。第二，缩小汉阳、大冶厂矿范围，以节省开支。第三，扩充萍煤生产，以增加收入。认为萍矿产量极富，煤质极佳，交通便利，运费低廉，煤的市场形势甚好，销售极为容易。为了促进工人工作之热心，增加煤的产量，还提出“凡每工头(矿局方面以一工头为一单位)出煤能超过额数百分之五以外，则按其所超过之数全部赏给工人花红。”如此，“每日超额五百吨事实上亦不难做到。”这篇文章发表在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九日至二十六日的长沙《大公报》上。
12月 为了便于从事革命工作，与何宝珍商量决定，将不满周岁的儿子刘允斌托六哥刘云庭带回老家抚养。
本年 根据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决定，加入中国国民党。
1925年 二十七岁
1月15日 领导安源路矿工人举行第二次大罢工。这次罢工是因矿局拖欠工人工资，不发年终夹薪引起的。罢工之前，工人俱乐部曾向矿局提出：(一)当欠饷未发清时，萍矿运往汉冶及轮驳的焦煤一概停售，若售以发工饷者，则照常运驶；(二)当欠饷未发清时，须多出煤售卖以发工饷，卖煤之经济，并须公开；(三)欠饷每月二分五之息，须由一月十五日算起。矿局对工人的要求不加理睬。罢工两天后，资本家被工人包围，只得请求与工人代表谈判。刘少奇偕同陆沉、黄静源代表工人与矿局进行谈判。矿局答应在两星期内发清拖欠的工资，照发年终夹薪。安源工人又一次取得胜利。3月12日 孙中山在北京逝世。春 离开安源前往广州，代表汉冶萍总工会，参加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筹备工作。4月初 中华海员工业联合会、汉冶萍总工会、全国铁路总工会、广州工人代表会发起，于五月一日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4月12日 代表汉冶萍总工会出席广州各界举行的孙中山先生追悼大会，并在会上发表演说，指出中国国民尤其是工人受帝国主义压迫。中山先生领导我们向帝国主义进攻。帝国主义倒了，我们国家才可以独立自由。中山先生虽然死了，但中山先生的革命主义是永远不死的。从今天始我们要更加联合起来去完成此革命事业。
4月21日 和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代表孙云鹏在《广州民国日报》刊登启事：“近日有人宣传全国铁路、汉冶萍尚无正式组织工会之消息，闻之不胜骇异。全国铁路总工会及汉冶萍总工会，已成立数年，所属各工会有组织会员二、三万人，为中国大产业团体，自来向外发表各种文件、宣言甚多，全国各报纸刊物均有详细记载，何得谓尚无正式组织工会之消息。近日所宣传各种谣言，实系故意诬蔑，淆乱社会听闻，而欲阻碍此次劳动大会之前进，故特登报声明。”
4月29日 出席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第一次预备会议。代表筹备处简要报告参加本次大会的团体、代表人数以及经费筹集等情况，并提出全体代表五月一日参加群众示威游行活动，晚上同广东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代表开工农联欢大会；以大会名义致电赤色职工国际；通电全国各工会团体等，得到与会者的热烈赞同。
4月 在《中国工人》第四期上发表《“二七”失败后的安源工会》一文。文章指出，“二七”罢工失败后，各地工会差不多都被封闭，或无形消灭。反动势力弥漫全国。安源工会处在这样黑暗的环境里，不独没有被资本家取消已得的利益，并还争得不少的胜利条件，如矿局每月津贴工会教育经费，给工人增加工资等。俱乐部还创办了不少事业，如设立工人学校七所、工人读书处五处、工人图书馆一所，建筑大讲演厅一所，办有消费合作社二所，还组织有青年部、纠察团、裁判委员会等。各种大的会议和示威运动，仍是继续公开的举行，并无一时停顿。安源工人不独强固了自己的工会，而且竭力向前发展，大力支援各地工人斗争。文章指出，安源工会所以能在“二七”失败后办得这样好、主要原因就是“工友能够齐心，能够奋斗，又能够看清环境”。在军阀、资本家向工人进攻时，能够立取守势，团结内部，教育工人不要骄傲，不给敌人以破坏之机；又能乘着资本家与军阀勾结未深，内部党派分歧之际，拿拢地方绅商，制止资本家之破坏。文章最后说：“我相信，无论哪处的工友只要能够齐心、奋斗，并能服从指挥，看清环境，也一定能够致胜，能够办得安源工会那样好或还要更好。”
在《中国工人》第四期上发表《悼孙中山先生》一文。文章称孙中山先生是为中国民族谋独立自由、向帝国主义与军阀行猛烈攻击之国民革命领袖。他尊重劳工利益，颁布工会条例，发表辅助工人团体发展的宣言。他的逝世加重了中国工人阶级以后的责任。我们要拥护中山先生的主张，依照中山先生的策略，继续中山先生“革命数十年如一日”的精神，整齐队伍，不断向帝国主义与军阀奋斗。中山先生的主张，工人阶级的胜利，仍然在我们的努力奋斗中实现。
5月1日 上午，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全体代表和出席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及广州工人、四郊农民、革命士兵、学生共十万余人，举行盛大游行，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下午，工农兵代表联席会议在广东大学举行。会议通过的《工农兵大联合决议案》指出：“打倒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的革命，解放劳苦群众的革命，只有工农兵一致团结，才能成功。”
5月2日 出席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和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联合举行的开幕式，并与苏兆征、廖仲恺、王一飞等被推选为大会主席。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讨论今后中国工人运动的策略方针及谋全国工人阶级的大团结。到会代表二百七十八人，代表各地工会一百六十四个，代表有组织的工人五十余万。
5月3日 与苏兆征、邓培、邓中夏等十二人，以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主席名义致电赤色职工国际：中国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第一次会议一致通过决议，参加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队伍。
5月5日 在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上作关于“工人阶级与政治问题议案”的报告。议案指出：“工人阶级必须作政治斗争，每个经济斗争同时一定要成为政治的斗争。工人阶级的完全解放，只有在推翻资产阶级，自己掌握政权之后。” 在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下的中国，“民族革命是唯一的出路，这个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工人阶级应该参加这个革命。”争自由运动是工人阶级目前应做的工作，要争取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自由。这个议案被大会一致通过。
5月7日 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闭幕。大会通过工人阶级与政治斗争、经济斗争、组织问题、工农联合、铲除工贼、工人教育等决议案，并通过《中华全国总工会总章》，正式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选举林伟民、苏兆征、刘少奇、邓中夏等二十五人为执行委员会委员。同日，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选举林伟民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邓培、郑绎生为副委员长。
出席广东各界举行的五七国耻纪念大会。到会工人、农民、军人约两万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廖仲恺、中共中央委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谭平山、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代表刘少奇、广东省农会代表黄学曾相继在会上发表演说。
5月11日 同林伟民、邓中夏、张国涛、苏兆征等出席中国海员工会为欢迎俄国火油船工友举行的宴会，并发表演说，感谢俄国工友为打破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封锁而运油来华，指出：帝国主义用种种手段侵略中国，压迫中国人民，独有俄国主张联合世界被压迫阶级，共同向世界帝国主义进攻，以解除人民的痛苦，援助我国工友，故我们极为欢迎。
5月15日 上海内外棉第七厂日本资本家，为了镇压工人的罢工斗争，开枪打死著名工人领袖、共产党员顾正红，打伤工人十多人。从而酿成了爆发五卅运动的直接导火线。
5月中旬 受中华全国总工会委托，到上海筹建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办事处。到上海后，被中共中央派往青岛领导日商纱厂的工人罢工。到青岛后，中共中央又电令他立即返回上海，参与领导上海的工人罢工斗争。
5月30日 上海工人、学生和其他群众代表举行反帝示威游行，遭到英国巡捕开枪镇压，死十多人，重伤几十人，造成震动中外的五卅惨案。随后，形成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
6月1日 上海总工会公开成立，李立三任委员长、刘华任副委员长兼组织科主任、刘少奇任总务科主任(相当于秘书长)，主管文牍、庶务等五、六个股的工作。
上海总工会发表宣言及告全体工友书，声讨帝国主义的暴行，并宣布全市举行总同盟罢工。接着，学生举行罢课，商人举行罢市。
6月7日 上海总工会和上海各路商界总联合会、全国学生联合总会、上海学生联合会成立了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作为协调和领导上海人民举行罢工、罢市、罢课斗争的统一组织。工商学联合会发表宣言，提出惩凶、赔偿、取消领事裁判权等十七项交涉条件。此后，上海各个工厂纷纷举行罢工，参加罢工的职工达二十五万人。
6月15日 上海总工会发表启事：“救济工人需款甚钜，请各界更为拥跃输捐为幸，本会会址在闸北宝山路宝山里二号。”
6月19日 携款往闸北新民路，给英美商电车罢工工人发放补助费，有一千零六人领款。
上海总商会宣布将于六月二十六日单独提前开市。
6月20日 主持上海总工会代表大会，报告大会讨论事项：一、总商会将于六月二十六日开市，工界应持何态度；二、发放工友救济费应有良好秩序；三、工人罢工须有良好的组织，否则一经外来压迫，即行涣散，我等应讨论如何使组织严密而坚固。会议议决，不管商界开市与否，工界决不依赖，要坚持罢工到底。
6月26日 上海总工会发出紧急启事称：商界决于今日开市，并发布宣言，表示援助停工工人，本会代表大会早已议决，无论商界开市与否，若不达完满目的，誓不上工，并已宣告全国。现全国已一起奋起，罢工扩大。我工界深知爱国之责任重大，痛愤之余，更当奋发，惟罢工日久，处境日艰，希望全国各界熟察此情形，更予充分援助。
7月6日 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办事处开始办公，负责指导北方及长江流域的工会工作。上海办事处是全国总工会第二次执行委员会议决议成立的，并指定刘少奇、李成、孙良惠等负责组织。
7月7日 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办事处向全国各工会发出快邮代电，反对北京政府草订的工会条例中，规定职工作工三年并在三十岁以上者方能入会等无理限制。指出：“工会为保障工人利益之机关，凡属工人自应有一律加入工会为会员之权利，不应以从事职业时间及年龄而加以限制。”代电要求各地工会趁此条例尚未正式决定公布之时，群起奋争，务期达到修正之目的。
8月1日 上海总工会接待来访的全俄职业联合会代表。在与俄国代表谈话时指出：中国工人现处被压迫地位，从最近情形看，已有解放希望，现正奋斗以求达到目的。这次罢工，实为求民族解放的运动，参加者有商人、学生、工人，尤以工人为主力军。尽管帝国主义常用种种方法及利用流氓来破坏工人组织，但上海罢工仍能坚持下去。
8月10日 上海总工会根据中共中央改变斗争策略的指示精神，发表宣言，提出九项复工条件：“(一)无条件交回上海会审公堂；(二)租界内有出版、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三)租界华人须与外人有同等之参政权利；(四)承认工人有自由组织工会之权，并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之权；(五)工人一体复工，不得因此次罢工开除工人；(六)发给罢工期间工资百分之五十；(七)增加工资百分之十五，工资一律发给大洋，(八)优待工人，尤须改善女工、童工工作条件；(九)赔偿死伤学生、工人。上列条件如能满意达到，则当一律复工。”
8月20日 下午，接待岳州路经纬纺织厂女工三十余人。由于工部局停止供电，该厂五百余人已有三个月未做工，急需救济。刘少奇一面派人向济安会交涉发给该厂工人补助费，一面派人往该厂工会调查确切人数。
8月22日 上海工团联合会指派工贼、流氓持手枪斧刀等凶器闯入上海市总工会，打伤工作人员，捣毁办公室。总工会被捣后，在会人员一面保持现场，向当局报告被捣毁及殴伤、失款等情况，请予查缉；一面发出传单，召集紧急会议商讨对策。李立三、刘少奇等仍坚持照常到会办公。
8月24日 上午，同李立三、刘贯之、杨剑虹等应邀往淞沪戒严司令部，谈工人罢工及流氓捣毁总工会事。下午，陪同上海地方检察厅派出的检察官，勘查总工会被毁情况，要求检察厅依法究办。
8月26日 上海市总工会被捣毁后，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办事处向全国各工会、农会、学生会发出通电，以唤起各组织对破坏者的声讨。同时上海市总工会组织了八十人的工人纠察队，日夜维护市总工会的安全。
8月29日 上午，主持华商纱厂工人代表会议，提出华商纱厂快要复工。复工以前，必须对厂主提出一些要求，否则，厂主将会有不利于工人及工会积极分子的举动。但是所提条件应当能够做得到，与其提出厉害的条件不得解决，不如先提较小的条件，以得胜利。
下午，继续主持华商纱厂工人代表会议，宣布李立三赴京催促颁布工会条例， 会议讨论了复工问题， 议决六项复工条件：(—)承认工会有代表之权；(二)停工工人一律复还原职；(三)发给停工期内工资(总工会决定每人六元)；(四)工资尾数照大洋发给；(五)增加工资十分之一与日本织厂一律；(六)男女工赏平等。如厂方承认，即可按时上工。
9月6日 主持华商纱厂工人代表会议。在报告中说：上月二十九日提出的六项条件，经过连日磋商，除罢工期间工资一项外(厂方只承认二元)，其余五项总商会业已承认担保，现因时间迫促，若再坚持原议，事实上窒碍殊多，特召集各厂代表前来商议，希望此事务须在电力末通以前解决。
9月8日 主持上海总工会所属各工会代表大会，报告七日在爱多亚路(现延安路)示威游行时，工友被英巡捕打伤的情形。会议议决：由总工会派代表往各团体，请一致援助；由总工会联合各团体，派代表向官方请愿，要求提出严重交涉；坚持并争取扩大英商工厂的罢工，不达胜利目的不止；所有已上工之工厂工友，每人每月捐一日工资，帮助英商工厂罢工工友。
9月10日 主持英商工厂工人代表大会。在讲话时指出：罢工以来，我们又有许多同胞惨遭杀害，九月七日，英巡捕又在爱多亚路枪杀工人。因此，尽管华商工厂和日商工厂的工人都已上工，英商工厂工人不得不继续坚持罢工。
9月12日 召集日商工厂工人代表会议。在会上讲话指出：我们这次罢工取得了胜利，现在要进厂做工了。但各工友不要以为有了工会就骄傲起来，因为现在我们的工会还未十分稳固，现在资本家还是想使用种种手段来破坏。所以我们要对工会加以整顿，努力使工会更加坚固。
9月13日 出席上海铁厂总工会成立大会，报告上海总工会成立经过，报告说：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议决组织上海总工会，五月八日筹备会时仅有二十四个工会，现已达百数十个，共有工人二十三万人，今后更须组织得紧密、团结坚固。
9月18日 下午，接待洋务工会工人数百人。这些工人因久未领到救济费，生计困难，到总工会要求救济。刘少奇告诉他们，现正筹款，将在最短时间内发放救济费。
晚，淞沪戒严司令部奉北京政府密电，强行封闭上海总会，逮捕工会职员刘贯之等，通缉总工会领导人，并限令上海总工会所属的一百二十多个分会即日自行取消。随即总工会致电北京政府、广州国民政府及各人民团体、各报馆，指出上海市总工会“乃上海二十万爱国工人所组织，成立已四个月，参加国运动，维持罢工秩序，严守法律，绝无轨外行动。兹当外交垂危，正赖民气为后盾，乃地方长官无端加以摧残，使二十万工人失其维系，贻地方治安以隐忧，且予爱国运动以重大之打击，使外强得以乘机施逞。为此迫切，恳请主持公道，予以实力之援助。”之后，中华全国总工会及上海各工会、各界团体纷纷致电北京政府和淞沪戒严司令部，要求启封上海总工会，并且致电全国各界予以声援。
9月25日 在香山同乡会馆内召集秘密会议，讨论对于总工会被封，刘贯之、杨剑虹被捕及工人被开除等事的抗议办法。
10月16日 《上海总工会三日刊》发表题为《刘少奇的奋斗》的报道：“本会总务科正主任刘少奇在本会未被封以前，早就患重病在身，但因工人利益要紧，宁肯牺牲个人，抱病工作。自本会封后，因工作过劳，病势严重。而刘少奇不仅不因病辞工，更日夜不休息片刻，检阅各种稿件，亲往工人群众中接洽各种事件。”
11月 因患肺病，同何宝珍回湖南养病，住长沙文化书社。
12月16日 在长沙被湖南省军阀赵恒惕的戒严司令部逮捕。刘少奇被捕后，中共中央、中华全国总工会和湖南省中共组织立即奋力营救。全国各地各界团体纷纷通电谴责赵恒惕，要求释放刘少奇。这样的通电有时一天就达四十多份。刘少奇的妻子何宝珍、六哥刘云庭也加紧四处奔走，托请亲友、同乡，设法营救。
12月17日 中共湖南省执行委员会何叔衡、肖述凡等，将刘少奇被捕消息立即通过长沙《大公报》披露，以防敌人暗中加害，并动员社会舆论声援。报载：“上海总工会总务部主任刘少奇，近患肺痨，日前偕其妻室回湘养病。昨日下午一时，刘往贡院西街文化书社购书，入门不一刻，突来稽查二人，徒手兵一名，扭往戒严司令部。至其被捕原因，尚不得知。”“闻刘系宁乡人，为肄业于长沙明德学校，近年居沪，为各项群众运动之领袖云。”
12月25日 省港罢工委员会在广州出版的《工人之路特号》第一百八十二期上发表消息说：“中华全国委员会副委员长刘少奇君，在第二次劳动大会后，即回上海组织上海办事处。五卅惨案发生，刘君日夕奔走，尽力尤多。近因积劳成疾，回原籍湖南养病，不知为何被赵恒惕忽派人加以拘捕。现上海办事处已来电乞救。”
12月 中华全国总工会致电赵恒惕：“长沙赵省长鉴，敝会副委员长刘少奇君此次回湘养疴，闻被贵处误加拘捕，乞即查明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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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 二十八岁
1月4日 国民党河南焦作市党部、河南焦作煤炭工会、道清铁路工会、河南焦作厨司工会联名发出通电，呼吁援救刘少奇。通电说：最近孙传芳在上海秘密枪毙刘华，赵恒惕在长沙无故逮捕刘少奇。这是帝国主义雇得新工具后，对我求解放的民众进攻之第一步。刘华、刘少奇二君，乃最忠实的工人领袖，“五卅”后废寝忘餐地指导工人同帝国主义奋斗，致积劳成疾，犹继续工作不怠。这样热烈的爱国同胞，乃横遭杀戮逮捕。全国同胞应一致起来，声讨秘密枪毙工人领袖刘华的孙传芳，援救无故被捕的工人领袖刘少奇。
1月上旬 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通电营救刘少奇。通电说：最近上海孙传芳指示戒严司令秘密枪毙刘华君，湖南赵恒惕无故捕去刘少奇君。这并不是偶然而发生的，乃有帝国主义与军阀相互勾结历史的关系。到了革命高潮，他们势力濒危之时，必要来进攻我们。刘华、刘少奇两君以洁己奉公，不辞劳苦疾病，而为工人阶级争自由，为中华民族谋解放。望全国同胞速起声讨此反动军阀，援救爱国志士。
1月20日 全港罢工委员会发表通电：“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刘少奇同志，自五卅惨案发生以来，本其爱国热忱，四处运动罢工，揭露帝国主义与之侵略政策，藉以唤醒国人之觉悟，起来反抗帝国主义者之压迫。奔走数月，积劳成疾。近返湖南养病，竟被万恶军阀赵恒惕扣留。”“深望各界同胞一致奋起，实力援助，敝会同人愿为后盾，务须达到恢复刘同志之自由为目的。”
1月 正在广州举行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致电赵恒惕：“据报载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上海总工会总务主任刘少奇同志，因回湘养病，突被先生饬戒严司令部捕去。查刘同志尽瘁国事，服务劳工，五卅运动勤劳卓著，正民众拥护之人，先生何遽加逮捕? 兹经本大会一致议决，电请台端释放。特此电达，即希察照，并盼电复。”当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影响下，一些国民党知名人士如汪精卫、谭延凯等，还有不少地方党部，也纷纷致电赵恒惕，要求释放刘少奇。
湖南学生联合会与中国济难会湖南省总会联合召集湖南各群众团体代表会议，决定：一、发出救援刘少奇君之呼吁书；二、联合各团体向政府保释刘少奇。宁乡玉潭学校的校友联台会、宁乡全县的各公法团体，也联名向省政府保释刘少奇。何宝珍、刘云庭通过长沙禁烟局长洪赓扬和湖南省议会议长欧阳振声等宁乡籍人，又由洪康扬疏通了赵恒惕手下的宁乡籍师长叶开鑫、贺耀祖，一起出面以同乡身份保释刘少奇。
2月上旬 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经各方面设法营救保释，获准出狱，但赵恒惕要他“迅即离开湖南”。然后，前往上海。
2月19日 由上海乘船到达广州。
2月下旬 因林伟民患病，代理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和邓中夏、苏兆征等担负起领导省港大罢工的重任。
3月2日 主持中国济难会广东省总会中华全国总工会机关分会会员大会。在会上讲话：近年以来，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已日盛一日，革命战士亦牺牲甚多，特别是在“二七”、“五卅”运动中，工人阶级坐监者无数，不可不设法救济。救济此等革命战士，即是救济中国革命运动，亦即是救济自己。刘少奇、蓝裕业、罗锡章在会上被推举为该会干事。
3月3日 出席中华全国总工会召开的欢迎刘少奇出狱的大会。到会群众一千五百多人。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宣传部主任邓中夏在会上讲话指出：刘少奇同志是我们工人阶级的最奋发最勇敢的一位战士。他以前在湖南帮助工人组织工会。还组织汉冶萍总工会。曾率领安源工友罢工，提出条件十三条使资本家屈服，得到胜利。去年劳动大会他是主席之一，极为努力，各种议案多是他起草的。但他身体孱弱，当时已经生病了。大会闭会后，他回到上海，适五卅惨案发生，他和李立三等几位同志领导上海二十多万工友与帝国主义奋斗。我们知道上海因帝国主义和军阀压迫最厉害，工人组织极为幼稚。惨案发生后，他能将工人组织强健起来，与帝国主义作强硬的斗争，这是很不容易的。但因此积劳成疾，不得已回家调治。到长沙时为赵恒惕所捕，入狱五十二日。经全国人民大众一致电援，赵军阀知民气不可欺，才把他释放。刘少奇在会上讲话，对工友及各界的欢迎表示感谢，并介绍了上海和北方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情况，然后指出，帝国主义要来解决省港罢工，一定要与我们工人来订条约，我们要打破帝国主义的阴谋，我们内部应团结象铁一样，将来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3月5日 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出席中国济难会广东省总会成立大会，与林祖涵(伯渠)、蔡畅、郭寿华等被推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大会通电指出：广东济难总会的成立，是为了使参加解放运动而被难的同志得到精神上、物质上和法律上积极的帮助。
3月8日 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出席广州各界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大会。到会群众一万多人，何香凝为大会主席。会上，妇女解放协会代表蔡畅、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妇女代表刘衡静、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刘少奇、俄国女士玛玛夫人等先后发表演讲。
3月10日 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出席广州各界青年纪念孙中山逝世周年大会。同青年军人联合会段子中、广东省农民协会彭湃等相继发表演说。
3月14日 约请华侨机器十科和机工联合会代表座谈，说明“工会不只为改良工人生活及联络感情，其最大作用还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用以作经济斗争，用以团结训练工人；打倒资本主义后，还有建设新社会等。责任既大，故不能不严密其组织”。
出席省港罢工委员会为欢迎汕头各界慰问罢工工友的代表而举行的集会，并发表演说，阐明工人阶级联合的必要性，指出：“联合有四个步骤：一是精神的联合，二是物质的联合，三是行动的联合，四是组织的联合。”认为联合在国内就是联合工农商学兵，在国外就是联合各弱小民族、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及苏俄。并指出：“革命的工作就是联合的工作，联合成功即革命成功。”
3月16日 出席广州洋务总工会为欢迎刘少奇而举行的联欢会。在会上发表演说：我们工人阶级肩负革命重任。要打倒我们的敌人，就“必须组织工人、农民及各种人民团体并互相联合，再组织人民的军队——武装工农，并有领导工农的革命党，实行组织工农政府，利用政权铲除一切反动派，然后建设不劳动不得食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们才是真胜利，敌人方是真打倒。”
3月21日 出席香港运输业工会联合会成立大会，并发表演说。大会决议，拥护广东革命政府，巩固香港总工会与全国运输工人实行的大联合，通电参加赤色职工国际运输委员会。
3月28日 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出席省港青年工人大会，并发表演说。到会各界青年二千多人。
3月30日 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出席省港女工大会，并发表演说。到会各界女工一千多人。
4月1日 出席广州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致词说，庆祝你们在世界革命的高潮中联合一致以取得胜利，你们以后的责任，是应该怎样的整理自己的内部，巩固这个战线，延长这个战线，以及于全中国全世界。大会于四月八日闭幕。会后不久，广州各派工会成立了统一的工人代表会，有二百一十多个工会组织参加。
4月3日 在广州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全国职工运动报告》。
4月4日 主持香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出总工会所拟的筹备委员会组织法及负责人名单，请与会者讨论。
出席机工联合会为欢迎参加运输工会联合会代表大会的代表而举行的茶会，并发表演说，指出我们打倒帝国主义的工作，可说就是我们联合的工作。我们联合香港的、全国的、全世界的工友和被压迫民族，便可以打倒帝国主义。至于工会的联合团结，不只是罢工期内的，而是长久的。打倒资本帝国主义之后，仍靠之去管理一切生产消费事业，所以是永久的。还说，罢工胜利后，工友回港，帝国主义者很容易反过脸来，再来压迫我们。所以，我们要赶快联合，团结得紧密，以反抗之。不要再蹈海员罢工复辙。
4月8日 主持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会议，决定于本年五一劳动节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并决定组织筹备委员会，以刘少奇、戴卓民、陆沉、孙良惠、刘尔崧为委员，即日开始大会筹备事宜。会议电告全国各工会准备派代表出席。会议还邀请赤色职工国际、苏联、德、法、英、日、印度、爪哇 (今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工会届时派员参加。
4月9日 出席香港总工会筹备会在广州召开的香港工会代表大会，就筹组香港总工会作报告：“香港工人甚多，但是未有系统。如果我们不能统一力量，就不能一致地与帝国主义奋斗，就不能战胜敌人，所以要组织这个统一的总工会，作为一个总司令部。”十五日，香港总工会宣告成立。
4月12日 出席在广州召开的香港金属业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作《全国职工运动报告》。报告指出：一年来职工运动有了很大的发展。五卅反帝运动中，全国参加罢工人数达五十万以上。在职工运动最盛时期，全国工会会员已达一百万人。中国资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本有与工人阶级合作之可能，但一当工人阶级起来革命时，或要求其经济利益时，资产阶级就马上站到反动地位上去了。上海总工会刘华被杀，安源工会被摧残，就是资产阶级反动的事实。今后中国职工运动的方针应该是： (一)工会应得到社会上之承认和法律上的保证，要争得工会条例的颁布；(二)全国工人之组织应尽量扩大，各地工人要互相联合，更加严密；(三)在一切斗争中应确实联合农民及学生、商人等，建立联合战线，以免孤立；(四)工人应切实进行经济斗争，经济斗争的发展，即职工运动的发展；(五)中国工人阶级应联合世界工人阶级共同奋斗，打倒共同的敌人，在各种大的斗争中，应有互相援助的行动。大会通过了《中国职工运动报告议决案》。
4月13日 出席省港罢工委员会第一百零四次会议，报告全国总工会对罢工工友施行政治训练及分区举办工人补习学校、工人俱乐部等活动。
4月14日 以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的身份，前往广东省总工会，商谈有关广东各工会参加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事宜，获得园满结果。
4月16日 主持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筹备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了广东省总工会案，决定修改劳动大会代表选派法：“凡工会有会员五百人至一千人者，得选一代表，以外每增加会员二干人，得加派一代表，在五百会员以下之工会，可联合数工会选派一代表，如发生困难时，该数工会可每工会选一代表，同时出席大会，但该数代表只有一个表决权。”会议还讨论了廖仲恺部长纪念碑案、执行委员会报告案以及整理广州各工会案等九项议案。
4月18日 出席香港总工会代表大会，作《全国职工运动的报告》。大会议决香港总工会加入中华全国总工会。
4月19日 主持中华全国总工会与广东省农民协会联席会议。在会上报告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筹备情况。会议议决：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和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于五月一日上午九时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礼堂联合举行开幕典礼，正午十二时参加五一节纪念大会。晚七时举行工农联欢大会。
4月23日 出席中华全国总工会、广东省农民协会等六团体召开的欢迎香港总工会代表大会代表的集会。代表全国总工会，将写有“革命前线大炮台”的旗帜授予香港总工会。
4月29日 主持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预备会议，在会上提出大会的三项议程：一是总结一年来的工人运动；二是确定工人运动的方针；三是改选全总执行委员会。次日，会议推选刘少奇为大会临时主席兼秘书厅长，并推选苏兆征、邓中夏、李立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
5月1日 出席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和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联合举行的开幕式。参加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的代表共有五百零二人，代表全国六百九十九个工会团体、一百二十四万有组织的工人。
5月2日 以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秘书长身份，主持廖仲恺先生纪念碑奠基典礼。出席典礼的全国劳动大会代表和广东省农民代表大会代表六百余人。由邓中夏朗读碑文，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发表演说。
5月5日 在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上作《一年来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的报告。报告阐述了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以来的中国职工运动概况及其趋势，指出：一年来，中国职工运动有极大之发展，尤其在五卅运动中，更有长足的进步。各种奋斗事实足以证明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的领导地位是确凿不移的。报告指出，帝国主义和军阀是国民革命的对象，工人阶级应同自己的天然同盟军农民、同小资产阶级建立联合战线。中国资产阶级本来受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压迫，他们有参加国民革命的可能，但资产阶级参加国民革命，终究是不能彻底的，工人阶级在可能和必要的情况下，要与资产阶级合作，但要防备资产阶级的骗卖。报告认为，今后职工运动的方针，应加强各种经济斗争。工人斗争不能离开经济利益，经济斗争的发展，即为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同时，中国工人阶级应在各种行动及组织中，与世界工人阶级建立更亲密的联合，促进世界革命。这个报告的第五部分编入《刘少奇选集》时，题为《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与职工运动方针》。
5月6日 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向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报告一年来的工作。大会讨论通过了这个报告。大会决议指出：“执行委员会这一年的工作，能够非常勇猛的遵照中国工人阶级的意志，努力领导中国工人阶级向压迫阶级奋斗。如进行统一广东、香港工会运动，发展广东各县工会组织，指导长时的反帝国主义的省港大罢工、上海大罢工，统率中国南部有组织的各工友参加国民革命。在宣传工作上，也能按照实际需要努力，对于北方各工会的关系因交通的自然阻碍，组织的指导虽未十分的密切，但在精神上已能集全国工人阶级的意志而奋斗。大会对于执行委员会这一年的工作，表示满意”。
下午，以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秘书长身份，向大会报告会议议事日程，宣布在七日下午全体代表到国民政府院内，向国民政府请愿出师北伐。
5月10日 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听取和讨论了刘少奇所作《一年来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的报告后，作出《关于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及其在国民革命运动中之地位报告的决议》。决议指出：“一年来中国职工运动有极大的发展，尤以五卅反帝国主义运动中，中国职工运动的潮流更为高涨。三个月内统计全国工人同盟罢工反抗帝国主义者，有五十余万人，几成全国总同盟罢工的形势，全国工人组织在工会之内者，达一百余万人，尤以上海大罢工及省港大罢工，工人的坚苦奋斗精神，几为世界职工运动史上所少见。帝国主义者受五卅运动之打击，以工人罢工为最利害。工人阶级在五卅运动中死伤最多，牺牲最大，主张最为急进，奋斗最能坚持，力量最为伟大；即在广东肃清反革命战争中，及反奉战争中，工人阶级均能积极参加，表示其力量。五卅运动之所以能惊动全世界，及为中国自有历史以来之反帝国主义运动者，即因有工人阶级的积极参加。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即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之发展，中国国民运动的发展，中国职工运动也随之而发展。中国职工运动是中国国民革命中之主要运动。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国民革命的领导阶级。中国工人阶级在中国革命运动中之领导地位，已从过去一年的奋斗事实中得以确定。”
参加广州各界欢迎出席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和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集会，并发表演说。
5月12日 下午，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选举林伟民、苏兆征、李立三、邓中夏、刘少奇等三十五人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二届执行委员会委员。
晚，出席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闭幕典礼，在会上报告大经过，指出：我们代表要依照议决案去奋斗，那就是我们工人莫大的成功。在这次大会中我们的责任固大，大会闭幕后，我们的责任更重大，我们要努力奋斗。
5月13日 主持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代表及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代表公祭黄花岗烈士的祭礼。
5月14日 出席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二届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选举苏兆征、邓中夏、刘少奇、李立三、朱少连、何耀全、刘文松、项英、陆枝为常务委员。苏兆征为委员长。
5月16日 出席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常委会议，被推选为全国总工会秘书部长。李立二为组织部长，邓中夏为宣部长。
5月17日 下午，在中华全国总工会接待来访的英国前工党议员迈朗，致欢迎词说，此次迈朗先生来华，必能携带英国工人久与资本主义奋斗的经验来指导敝国工人，我们十分欢迎，希望尽情指教。晚，出席国民党中央党部为欢迎迈朗而举行的宴会。
5月21日 出席广东全省油业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在会上作全国职工运动报告。
5月25日 中华全国总工会、广东省农民协会、香港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广州工人代表会等五团体开会欢迎广东全省商民协会代表，推举刘少奇、何耀全、冯敬、陈君权、原顺鸿五人为主席。刘少奇致欢迎词说：“五团体欢迎商民协会代表有四个意思：一、欢迎商民代表，引导全省商民参加国民革命；二、巩固工农商学联合战线；三、打破帝国主义的谣言；四、使工商减少无理的争执。”
5月26日 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出席广东运输业工会联合会开幕典礼，并发表演说。
5月30日 出席广东各界二十多万人举行的纪念五卅惨案周年大会。这次大会分搭工农、商学、军警三个讲演台，刘少奇在军警台报告五卅惨案经过。
晚上，出席中华全国总工会欢迎参加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北方铁路工人代表。北方铁路工人代表作五卅以来北方铁路工人的奋斗经过的报告。最后，刘少奇作结论发言。
6月3日 出席侨港海陆理货工会代表大会，作关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报告。次日，大会根据这个报告表决通过了“关于宣传教育决议案”。
6月16日 出席广州工人第二次代表会议，在会上作经济斗争方法的报告。
6月l9日 出席省港工学界举行的省港罢工周年纪念大会，并发表演讲。
6月24日 出席广州各界民众三十万人举行的沙基惨案周年纪念大会，并发表演说。会后列队游行。
6月27日 中华全国总工会教育宣传委员会决定，请刘少奇在劳动学院讲授中国工会组织法，肖楚女讲授中国政治状况，邓中夏讲授省港罢工，黄平讲授世界工运，并聘请邓中夏为劳动学院院长。
6月28日 出席劳动学院开学典礼，并致词，指出我们来此读书，有着特别的责任和目的，是为了解决工人运动中遇到的问题，得到做工会领袖应当具备的知识，诸君也要把此劳动学院当作一个大火炉，自己却当作一枝很粗的坚强的钢铁，把自已投到炉火中去锻炼。炼成一个坚强不挠能够担当伟大事业的革命家。
7月9日 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
8月8日 出席广东各界在中山大学操场举行的反对重开关税会议示威大会。到会团体五百余个，人数约十五万。大会分别设工农、军警、学商三个演讲台。刘少奇在工农台发表演说。
8月15日 与苏兆征、邓中夏等出席中华全国总工会教育宣传委员会和省港罢工委员会联合举办的劳动学院、工人补习学校、劳动妇女学校、工人子弟学校等十多所院校的总的开学典礼，并在典礼上讲话。
8月19日 出席中华全国总工会教育宣传委员会为纪念廖仲恺先生遇害一周年举行的演讲会，并发表演讲。
8月20日 在《工人之路》第四一二期“廖仲恺先生殉难周年纪念特号”上发表《廖仲恺先生与工农政策》一文。文章指出：“中国的国民革命，一定要社会各阶级民众一致来参加，建立各阶级的联合战线，才可成功。”中国的工农阶级是国民革命的主要力量。“要得到大多数的工农群众来参加革命，为革命拼命，必定要使这个革命与工农群众发生切身利害关系。工农群众不是可以骗得来参加革命的，一定要真确地为工农利益而奋斗，继续不断地增加工农群众的利益，真确地谋得工农的解放，这样自然可以得到工农群众对于革命的热烈参加，革命成功的希望自然不远。”这篇文章编入《刘少奇选集》。
8月26日 以各界代表名义，赴省港罢工代表大会慰问罢工工人。被各界慰问代表公推为主席团成员。
8月下旬 出席广东各界拥护省港罢工周 (八月二十五日至三十一日) 的群众集会，并发表演说。指出：罢工一年多以来，取得了很大胜利。要想取得最后胜利，必须走不屈服地奋斗到底这一条路。为此，提出要求：“(一)扩充武装纠察；(二)按月捐助罢工工友伙食；(三)对英经济绝交；(四)继续开展排斥英货运动。”
10月10日 国民革命军攻克武昌。
湖北全省总工会成立。
10月21日 到达武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迁址武汉作准备。
10月24日 出席湖北全省工人代表大会为欢迎广东省工农代表团召开的会议。会议由湖北全省总工会委员长向忠发主持，湖北全省总工会秘书长许白昊致欢迎词，刘少奇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致答词。在答词中说：武汉工人目前急切的工作，在于促成各工会成立，巩固自己的力量。
10月28日 出席中华全国总工会召集在武汉各委员会议。会议议决：中华全国总工会汉口办事处主任由李立三担任，秘书长由刘少奇担任。会议还确定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四川、河南六省工会，由汉口办事处管辖。
12月26日 编写《工会代表会》小册子，并写了序言。这本小册子具体规定了工会代表会的性质、代表之产生、代表之组织、召集会议及会期、职权、记录及议决案、代表任务、会议规则等内容。指出：工会是群众的、奋斗的机关。工会的权力，应该十分集中，才能奋斗。但又一定要是民主的集中，才能容纳大多数人的意见，不致为少数人所包办。“所谓民主集权制，就是工会的权力集中在大多数人的会议上，不是集中在个人身上，即凡事须经过大多数人的会议决定。一决定以后，即必须实行。”并指出工会的代表会是集中工会一切权力的机关。一个工会，如果没有真正的工人代表会，就不可能把工会的权力集中起来。所以，“ 代表会是任何工会不可缺少的组织。 没有代表会，工会就危险；有了代表会，工会就坚固。” 这本小册子和《工会基本组织》的序言编入《刘少奇选集》时，题为《工会工作中的两个问题》。
12月27日 编写《工会经济问题》小册子，并写了序言。这本小册子规定了工会的入会金、常月捐、基本金、预算及决算、职员津贴及生活费等二十个方面的问题，阐述了工会经济问题的重要性。认为，如果经济问题处理不好，会使工会分裂、塌台。指出：“工会的钱，是在工人身上抽取来的极苦的血汗钱，工会办事人拿了这个钱，应该怎样的小心谨慎来使用! 那里可以在门面上形式上浪费一文?那里可以把自己的津贴及生活费定得很多?领袖是为群众谋利益的，牺牲自己，努力作事，努力奋斗，是应该的。作事比一切人多，拿钱比一切人少，这才是工人的真正领袖。”
12月28日 编写《工会基本组织》小册子，并写了序言。这本小册子分为总纲、支部、小组、工厂委员会或分部委员会、会议五部分，对工会的各级组织及作用作了具体的论述。指出：“工会必须有严密的组织，才能克尽所担负的使命。所谓严密的组织，就是在执行委员会之上，有真正的工人代表会；在执行委员会之下，有群众中的支部基本组织。”“工会的群众很多，若无支部等基本组织，而仅有工会的执行委员会和工会的招牌，那会员愈多，愈加散漫。这样的工会，是不能奋斗的。”
12月 撰写《怎样罢工》一文。文章对罢工策略的运用作了论述。指出：“罢工是工人的武器，可以用来保护自己，制胜敌人，争取利益。但罢工既然是武器，就必须谨慎地去使用它，用之得当，固然是很好，若用之不得当，即不独不能保护自己，制胜敌人，或者还要被敌人借了这个武器来危害自己。罢工如刀枪一样，我们不能随随便便遇着人就以刀枪相向，必定是逼迫到不得已的时候，才一用之。所以我们也不能随随便便遇着一点小事就以罢工来对待。”文章还对罢工前的准备和罢工中、罢工后应注意的事项作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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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 二十九岁
1月1日 国民政府明令以武汉为首都。
出席湖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幕式，当选为主席团成员。到会代表五百八十余人，代表工会三百四十多个，会员近三十万人。
1月3日 在湖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组织报告。大会根据报告作出的 《组织问题决议案》 指出，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要求各级工会给以正确的指导。武汉各工会及省总工会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是如何使工会在群众中建立稳固的基础。为此，每个工会要有一个真正的经常的工人代表会，要有很严密的基本组织。决议还指出，今后，要使武汉工会的组织完全统一起来，需赶快组织各产业总工会；在产业及职业上性质相近之工会应合并组织，并使每个工会都加入其性质相近的总工会；改组各不合组织法的工会；集中工会的经济，各支部及分会不可单独支配工会经济。
下午三时，为庆祝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和北伐胜利，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宣传队在汉口英租界附近的江汉关前讲演。英租界当局调大批英军水兵登岸寻衅，枪杀一人，伤二十余人，制造了一三惨案。武汉市民群情激愤，聚集江汉关前，抗议英军暴行。
1月4日 湖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发出《为反对英水兵惨杀同胞通电》。通电说：“为争得生存，为要求自由，本代表大会誓领导我全省有组织之二十万工人，与英帝国主义奋斗到底! ”通电提出请政府自动收回英租界等六项要求和实行抵制英货、封锁英租界等五项办法。
出席武汉农工商学各界联席会议。会议根据湖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电提出的要求与办法，提出解决一三惨案的八项要求：(一)请政府立即向英国领事提出严重抗议。(二)令英领赔偿死伤同胞损失。(三)令英领将行凶水兵交中国政府依法惩办。(四)撤走驻汉英舰及英界的沙袋电网等作战物。 (五)撤销内河航权。(六)英领向中国政府道歉。(七)英界巡捕缴械。(八)由政府管理英租界。会议还决定于五日下午举行对英示威大会。
1月5日 出席追悼一三死难同胞暨反英示威大会。武汉二十万群众集会抗议英军暴行。会后举行示威游行，冲入租界，赶跑巡捕。
晚，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汉口特别市党部在汉口江汉路普海春大酒店招待全省工人代表，刘少奇出席并发表演说：“党部同志及工人同站在革命战线上，所以我们要站住立脚点。立脚点是什么?就是解除一切束缚，完成革命。 工人革命，有很光荣的历史。”“现在虽然解除了一部分的束缚，但是还有帝国主义者及未打倒的军阀，仍然向我们进攻。”我们还是准备我们的头颅、我们的血，往前奋斗。“欲完成革命，必须先解除农民的束缚。农民的束缚是什么? 就是帝国主义反动派及一切封建势力的基础。打破这个基础，农民就得解放，生产力即随之增进，工商利益俱可进步。到此，革命就能成功。我们应当联合力量，共谋此种共同利益。”
1月9日 在湖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修改工会章程的报告。
1月10日 出席湖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闭幕式。大会通过关于执行委员会会务问题、组织问题、宣传及教育问题、经济斗争、纠察队等二十七项决议案和大会宣言。大会选举李立三、向忠发、刘少奇、许白昊等三十五人为湖北全省总工会执行委员。湖北全省总工会委员长为向忠发，外交主任李立三，宣传主任林育南，组织主任项英，秘书长刘少奇。
1月21日 工人运动讲习所速成班开课，至二月二十四日结业。期间，刘少奇讲授《工会组织工作》和《工会经济问题》，李立三讲授《劳动运动史》；陈潭秋讲授《中国民族运动史》；董必武讲授《国民党农工政策》；李汉俊讲授《三民主义》。
1月22日 代表湖北全省总工会出席武汉市总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报告湖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经过及决议案，指出，这次大会所得成绩很好，讨论了许多重要问题，纠正了以往的错误，最重要者有如下四点：(一)组织产业总工会；(二)性质相近的工会合并； (三)各工会经济集中； (四)不合法的工会改良或改组。
出席湖北全省总工会第三次执行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了京汉路问题、停业问题、办事细则、组织计划以及中华全国总工会迁鄂问题等。
2月11日 中华全国总工会由广州迁到武汉，开始办公。
2月19日 出席湖北全省总工会第四次执行委员会会议，作有关常委会决议案的报告。会议通过组织职业介绍所、办理职业教育事业、由总代表委员会选举产生基金保管委员会及本月二十四日召开欢迎全总由粤迁鄂的群众大会等决议案。
2月20日 出席中华全国总工会执委扩大会议。会议开了一个星期，通过了《全国工人阶级目前行动总纲》等三十多个决议案。会议确定全总常务委员未到齐之前，由朱少连、项英、刘少奇、李立三和新选举的委员申耀、邓少山组成临时常委会，负责日常工作。会议还决定：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拟于五月一日在汉口举行。太平洋劳动会议亦于五月一日在汉口举行。届时请赤色职工国际、美国职工联合会以及澳洲、爪哇(今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印度、南洋群岛各地工会派代表来华参加。
2月23日 主持湖北全省总工会召开的有一千五百余人参加的大会，声援上海工人为反对英军派兵来华及军阀孙传芳的压迫而举行的罢工。刘少奇报告开会意义，李立三报告了上海工人总罢工的经过。会议议决：(一)各工会一致拍电援助；(二)代表大会拍电援助；(三)各工友每月捐工资一天援助；(四)各工会各工友一致服从总工会命令准备最后行动。
3月6日 同李立三出席中华全国总工会和湖北全省总工会为欢迎全国邮务总工会代表及全国电报工人代表而举行的宴会，并分别致欢迎词。
3月9日 出席全国邮务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以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身份，报告全总执委扩大会议经过及《全国工人阶级目前行动总纲》。
3月10日 出席中华全国总工会和湖北全省总工会为欢迎湖北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代表及河南武装农民代表大会代表而举行的宴会，致欢迎词说：“我们工农的痛苦是一样的。你们是受地主的压迫，我们也受厂主的压迫。所以你们的要求是耕地农有，我们的要求是工厂工有，我们应该联合起来，以达到此目的。我们联合的方式，第一，你们在乡村努力打你们的敌人，我们在城市努力打我们的敌人。如果你们的敌人跑到城里来，我们把他们赶下乡间去，我们要不分彼此地打倒共同的敌人。第二，军队是我们农工养活的军队，要拥护我们的利益。如军队能拥护我们的利益，我们可做运输，做侦探，尽可能地去帮助它。如不能这样，我们工友农友要极力地破坏它，并准备力量将它打倒。”
3月17日 在《汉口民国日报》发表《论陈赞贤同志在赣被害事》的代论。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于六日被驻赣州的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一师党代表倪弼下令秘密杀害。当时，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正坐镇江西。文章指出：“现在江西反动派十分猖獗，已经在总司令的面前有军官枪毙工会委员长，这件事的发生，值得国民政府及全国革命民众严重注意。蒋总司令如果没有改变他前此拥护工农拥护民众利益的主张，断不能纵容一班反动派如此凶横残杀工人领袖。应该采取断然的手段，枪毙凶手，肃清一切反动派，保护真正工人的工会，并从优抚恤死者。如其不然，那我们不能不怀疑现在总司令所坐镇的江西了。”文章认为，这件事的发生，是摧残革命，是革命战线内反革命的开始。大家应—致起来奋斗，督促国民政府及国民党党部肃清反动派，并竭力援助江西的革命民众，务必达到国民革命的完全成功。
3月20日 代表湖北全省总工会出席在汉口血花世界总理纪念堂举行的武汉新闻记者联合会成文大会，并致词。
3月25日 出席武汉印刷工会举行的各机关团体代表招待会。代表湖北全省总工会发表演说，表示支持武汉印刷工人的反帝罢工，认为这次罢工与上海政治罢工有同样的意义和价值。指出：“工人阶级是实际奋斗之领导者，站在一切知识阶级之前”。“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中国的方法，分硬软两种。硬即炮舰政策，软即教堂、学校、报纸宣传等等来麻醉离间中国人。”英文《楚报》、《自由西报》极力奖励赣州、九江反动派的行为，挑拨革命战线之分歧，实较炮舰政策为尤凶。当国民问用何法对待，该两报工友即举行罢工，使两报无形停版。总工会对诸工友的奋斗牺牲精神非常钦佩，敬视工友们取得最后胜利。
3月30日 晚，中华全国总工会及各团体代表四百人前往码头，欢迎国际工人代表团抵达武汉。这个由共产国际组织的有英、俄、美、法等国工人参加的代表团，其成员有汤姆(英)、多理越(法)、白劳德(美)、施端理(俄)及其随员等，共十一人。他们是在中国工人运动蓬勃发展、引起国际无产阶级广泛注意的情况下，前来中国参观的。
4月3日 主持武汉各界欢迎国际工人代表团及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兆征委员长大会，参加的群众有五十万人。刘少奇致欢迎词说：这次国际代表团到中国来，对于中国工农的解放以及国民革命的前途，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应该热烈的欢迎。他说：中国的国民革命，是反对帝国主义的，西方的无产阶级，亦是要反帝国主义的。西方的无产阶级同中国的工人阶级，是很好的朋友。所以我们要联合他们，帮助中国的国民革命。对于为什么要欢迎苏兆征，欢迎词说：“苏兆征委员长是一个海员工人，他有着很长久的革命的历史和丰富的经验，他指导了伟大的省港罢工，并指导全国工人运动，与帝国主义、军阀及一切反革命作斗争。这次到武汉来，指导全国的工人运动，特别是指导武汉的工人运动，所以我们武汉的工人，应该特别热烈地欢迎他。同时，他是国民政府的劳工部长，是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去参加政府的，我们要欢迎我们的领袖，代表我们的利益去奋斗。”大会通过致全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众公电及致全国宣言。
4月4日 出席武汉各团体紧急会议，报告对四三惨案遇难人员的安置及对日租界采取的办法。会议决议由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汉口特别市党部、中华全国总工会、湖北全省总工会等十七个团体组织武汉人民对日委员会，并向政府提出如下要求：(一)即刻撤退日本水兵；(二)收回日租界；(三)凶手交中国法庭严办；(四)赔偿死伤损失与日本政府正式向国民政府谢罪；(五)日本不得因此次事变封锁工厂，辞退工人；(六)日本担保以后不得有惨杀中国人民事件发生。
晚七时，出席中华全国总工会召集的各工会联席会议，报告武汉各团体紧急会议经过。会议通过三项决议案：(一)工人阶级应即时与各界革命民众一致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所加于中国同胞之惨杀。拥护武汉各团体联席会议所提出之六项要求，及我们所提出之“取消中日间一切不平等条约”。(二)服从总工会命令，严守革命纪律，决不上帝国主义所收买之反动派的圈套。(三)拥护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信赖政府办理四三惨案的一切交涉，我们一致作外交的后盾。
4月8日 应邀出席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扩大会议。在会上报告四三惨案中日双方斗争现状，提出：(一)中央对日提出抗议；(二)拨款救济工人；(三) 日人已走，将所存货物暂时保留，如不解决实行扣货；(四)日人工厂虽是停工，但原料机器皆有，中央及各团体令其继续开工。
4月12日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器，捕杀工人和共产党员。十八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反革命的“国民政府”，同武汉国民政府相对立。
4月17日 湖北全省总工会发出讨伐蒋介石的通电。通电列举了蒋介石镇压工人运动、强行解散工人纠察队、破坏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等六大罪状，表示决心率领全省四十万有组织的工人，打倒叛党叛国残杀工人的新军阀蒋介石，以期北伐早日成功。
4月27日——5月9日 出席在武汉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的中心议题是确定党在紧急时期的任务。大会接受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提出的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决议案，批评陈独秀犯了忽略同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右倾错误。大会虽然强调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的重要性，但对于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革命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政府和武汉国民党，以及如何建立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等问题，都没有提出任何切合当时实际情况的办法。大会选举了中央委员会，刘少奇当选为中央委员。陈独秀继续被推选为总书记。
5月14日 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在讨论太平洋劳动大会工作问题时，认为刘少奇担任全国总工会秘书长和湖北全省总工会秘书长两项工作，任务太重，很困难。决定全国总工会秘书长职务由林育南接任，刘少奇着重做湖北全省总工会和汉口市总工会的工作。
5月15日 湖北全省总工会发表巩固北伐武装工友宣传大纲。大纲指出：“敌人用枪炮毫不客气的打杀我们，我们自应用革命的武装势力去回答敌人。革命的武装是什么? 就是我们全体工友武装起来。”我们要知道一个教训：广东的工农为什么易于受军阀的摧残? 因为从前广东的工农仅有工会农会的组织，而没有武装的准备，所以一旦有事，就横遭杀戮。上海的工人为什么能被蒋贼压迫? 也是因为上海工友的武装太少和太迟的缘故。革命的工友为什么还不起来要求武装呢? 况且在敌人快到来打我们的时候。
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出席京汉铁路江汉工会改选大会，并发表演说。
5月16日 中华全国总工会常委会议决定：秘书长刘少奇因湖北全省总工会职务重大，改配林育南担任；宣传部长由刘义担任；组织部长由李立三担任；太平洋劳动大会秘书长由林育南担任。
5月16日、22日 湖北全省总工会全体执行委员与汉口特别市商民协会全体执行委员举行联席会议。会议通过改良店员待遇等十五个决议案；决定召集工商联合代表大会，发表工商联合宣言，由湖北全省总工会和商民协会各推三人组成筹备委员会负责办理。结果，湖北全省总工会推派向忠发、刘少奇、董锄平参加；汉口商民协会推派刘云生、刘一华、毛晋阳参加。
5月17日 出席湖北全省总工会欢迎赤色职工国际委员长罗佐夫斯基及太平洋劳动大会代表的大会，并致词。
武汉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在湖北宜昌叛变，率部进攻武汉，直抵距武昌二十公里的纸坊。武汉卫戌司令叶挺率部平叛，于十九日将叛军击退。
5月18日 出席武汉店员总工会非常代表大会，到会四千多人。大会决议：发表拥护太平洋劳动大会宣言；要求中央党部及政府下令讨伐夏斗寅；将今日的非常代表大会，改为讨伐夏斗寅大会，到会同志须报告参加讨伐夏斗寅军事行动，并武装起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彭泽民、湖北全省总工会委员长向忠发、秘书长刘少奇在会上发表了演说。
5月19日 参加在汉口举行的声讨夏斗寅大会，与苏兆征、向忠发等同为会议主席。大会一致决议：要求国民政府下令拿办夏斗寅，以伸公愤，号召革命将士和革命民众一致团结，灭此朝食，巩固后方，完成北伐。
5月20日 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出席太平洋劳动大会开幕式。发表演讲：因为世界革命高潮的影响，中国工人阶级觉悟起来，团结起来，向帝国主义进攻，向反革命派进攻。一方面改善自己的生活，同时变为世界革命的生力军。但是，帝国主义勾结中国的军阀，联合反动派，向中国工人阶级进攻，不许工人有正当的要求，但这样只能增长中国工人革命的勇气。中国工人阶级必须联合全世界无产阶级，尤其是太平洋各国的无产阶级，把帝国主义从中国赶出去。
下午，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会上汇报工人纠察队、裁判委员会等十三个问题。会议确定刘少奇为经济斗争问题负责人。
5月21日 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独立第二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叛变(即“马日事变”)，袭击湖南省总工会、农民协会和其他革命团体，解除工农革命武装，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工农。
5月23日 同向忠发等出席湖北工商联合代表大会筹备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于五月二十八日召开工商联合代表大会，报告工商联席会议决议案，发表工商联合宣言。宣言由刘少奇负责起草。
5月26日 出席武汉店员总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就工商联合的意义及工商联席会议决议案作报告。
5月27日 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马日事变”后的湖南政局及军事工作。
5月28日 出席工商联合代表大会，当选为主席团成员，并发表演说。大会通过的工商联合宣言指出，在国民革命中，“我们工人和商人利害是一致的，中国的工人在革命成功之后要得到解放，中国商人也要得到解放。我们工商联合，是有我们共同利害，共同敌人，共同奋斗的目标，并不是任何人凭空想象的虚空的联合，而是社会进化的历史决定我们要联合。我们能够坚固的联合，双方解放的前途都有保障；我们不是坚固的联合，只有使我们身受的痛苦和压迫继续不断的延长下去。”宣言最后强调：“我们从今日起，工商坚固的联合起来。我们的联合，是向我们的朋友让步，向我们的敌人示威。”
5月29日 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各地军事工作和群众工作问题。
出席国民政府外交劳资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会议讨论通过有关救济及安置失业工人的决议案。决定将湖北全省总工会所拟的救济及安插失业工人计划书呈请政治委员会审议批准后，交各省关系机关分别酌量办理。
5月30日 中共中央常委会决定成立中央工人运动委员会，由李立三、林育南、苏兆征、项英、刘少奇、王荷波、许白昊等七人组成。
出席湖北全省总工会与汉口特别市商民协会联席会议，讨论贯彻执行工商联合代表大会议决案及筹建工商俱乐部问题。会议决定：由省总工会和市商民协会推派代表组成工商俱乐部委员会；凡工商间问题，较为重大者，由工商俱乐部解决，发生困难时，由省总工会和市商民协会联席会议解决。
5月 湖北全省总工会将刘少奇关于工会组织的讲演汇编成册出版。此书内容包括：(一)工会的作用及其组织的范围；(二)工会的组织系统；(三)工会的基本组织；(四)工会中的各级组织的职权；(五)工会可举办之事业；(六)经费问题；(七)工会的变相的组织与组织工会应注意之点。
6月1日 列席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政治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会议听取有关“马日事变”的汇报，并讨论处理办法。会议议决，用中央党部名义致电军事委员会和湖南省政府，不准农工与军队接触，听候查明处理。
6月3日 湖北全省总工会通电声讨许克祥。指出：长沙事件真相系许克祥抢劫纠察队枪枝，包围省总工会及农会，枪杀工农三十余人，解散省党部，另组非法团体。此不但反农工，根本是反革命、反政府、反党部，与蒋介石如出一辙。
6月6日 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湖北工作问题。在会上汇报了湖北省工会工作情况。
6月10日 在湖北全省总工会召集的手工业工人代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
6月14日 在湖北全省总工会代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指出：对于蒋介石的叛变和夏斗寅、许克祥等人的叛变，应一致反对，“立即削平湖南事变”。会议通过《武汉工人目前政治主张》的决议案，提出明令拿办许克祥、解散一切反革命机关、发还工人纠察队与农民自卫军的枪械、保障工农组织的绝对自由、严惩一切摧残工农运动的反革命分子、实行讨伐蒋介石等八项主张。
6月18日 出席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预备会议，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产业工会决议审查委员会主任、负责起草组织决议案的组织委员会委员。
6月19日 出席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开幕式。到会代表二百七十二人。大会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和组织全国工人，团结各阶层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破坏革命和蒋介石的叛变，挽救革命。
6月23日 下午，向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作中华全国总工会会务报告。报告认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三届执委会能够认清革命的环境与时机，对于全国工人阶级政治的、经济的斗争，有适当的指导。如组织工人支援北伐战争；领导省港大罢工；领导上海工人二次武装起义；领导全国工人举行一小时总罢工；指示各地工会通过斗争不断改善工人生活等，取得了很大成绩。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时，有组织的工人为一百二十万，到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召开时，已增加到二百九十万。报告指出，尽管工作做出了一定成绩，但由于全国总工会的负责人兼职过多，不能集中力量主持全总工作，因此使全总的工作不能统一起来，表现出不活跃的现象。希望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能够选出优秀的同志，加强全国总工会，集中统一领导全国的工人运动。与会代表对于中华全国总工会过去一年多的工作表示非常满意，通过了《中华全国总工会会务报告的决议案》。
晚，湖北全省总工会、湖北省农民协会在汉口普海春大酒店欢迎出席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的代表。蔡以忱、刘少奇、向忠发等先后致词。
6月27日 在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上提出工会组织问题案，被会议决议通过。决议案指出：各地工会组织虽有进步，但尚存在着某些散漫、混乱的状况。大部分工会仍未在群众中建立稳固的基础。因此，必须集中工会组织，使工会在群众中建立巩固的基础。决议案强调，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已进一步与工人阶级的敌人短兵相接，并已由单纯的经济斗争发展成为政治的武装斗争，因而工人的武装组织更为重要。
6月28日 陈独秀召开中央紧急会议，就中央军事部紧急报告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准备暴动商讨对策。会上，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周恩来和张太雷、谭平山都反映有何键即将在汉口制造“马日事变”的消息。周恩来还报告中央军事部和湖北省委军事部已决定将武汉总工会纠察队调到武昌去加入第四军。由于何键散布总工会纠察队将缴三十五军枪械的谣言，会议决定，为了消除何键制造事端的借口，率性公开宣布解散武汉工人纠察队。
根据中央紧急会议的决定，湖北全省、总工会发出布告：现在武汉反动派企图挑拨工兵之感情，制造种种谣言，中伤本会纠察队，以致飞短流长，淆乱外间闻听，影响工兵联合战线。本会为避免反动派借口武装纠察造谣起见，业于本月二十八日将纠察队全体解散，所有前领枪弹，并经交存政府。一面仍请政府派兵保护工会。深恐外间不明真相，致滋疑窦。为此布告，即各界人等一体知照。
6月29日 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公布选举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的结果，并举行闭幕典礼。李立三、邓中夏、林育南、刘少奇、项英、苏兆征等三十五人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
6月30日 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四届执委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选出苏兆征、向忠发、李立三、王荷波、邓中夏、陈寿昌、罗珠、郑复他、林育南等九人为常务委员，刘少奇、董锄平、杨人杞、马超凡、黄钊等五人为候补常务委员。选举苏兆征为委员长。
6月 中共中央鉴于武汉国民政府叛变革命、实行宁汉合流的反革命面目日益暴露，决定将聚集在武汉的干部实行疏散。刘少奇和湖北全省总工会根据这一精神，将公开活动的党员干部，有的隐蔽、转移，有的派往贺龙、叶挺部队。同时，又新调进一些政治面貌没有暴露的干部来坚持工作。
7月2日 出席湖北全省总工会代表大会，作政治报告。向忠发主持会议并报告会务及自动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的原因和经过。
出席中国国民党工人部、中央工人运动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会议决议，整理工会组织系统案由刘少奇起草，交下次会议讨论。七日召开第三次会议时，因刘少奇生病未能出席。关于整理工会组织系统问题没有讨论。
7月上旬 肺病复发。经中共中央批准，离开武汉去庐山养病。
7月15日 汪精卫召开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正式作出关于“分共”的决定，公开背叛孙中山制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的纲领。随后，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屠杀。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失败。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委迅即决定实行武装反抗，在江西南昌举行武装起义。
7月中旬 中共中央临时常委派中共前敌军委书记聂荣臻到庐山，将中央关于举行南昌起义的决定通知刘少奇。
8月1日 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的北伐部队两万余人，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
8月7日 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坚决纠正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主要任务。会议选出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
10月 病情稍有好转。化装成水手，从庐山脚下星子县乘船秘密去上海。这时，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已由武汉迁回上海。
10月26日 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刘少奇留在上海医院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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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 三十岁
1月7日 与许白昊致信中共中央，请中央清查大革命时期湖北全省总工会存于中共湖北省委的款项。许白昊原负责湖北全省总工会的经济工作，在离开武汉时，把经手的工会现金和存折全部移交给湖北省委。据说该款已被湖北省委尽数用光，且帐目不详。
2月7日 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决议：苏兆征、向忠发、项英、刘少奇等十一人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常务委员。
2月13日 中共中央召开临时政治局特别会议。会议在讨论目前职工运动形势时，认为：“现在革命潮流是高涨的。”并认为，“刘少奇的政治观点似乎尚未完全改正，他的革命潮流低落的观点，如不改正是大成问题的。”
2月16日 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瞿秋白、周恩来召集张国焘、罗章龙、刘少奇、汪泽楷四同志谈话会，征求对于党的一般策略的意见，以备六大会议参考。刘少奇在会上说：八七会议后，我们对湘鄂及各地的暴动的条件(群众)尚未估计到。我们的暴动计划应照群众的力量来决定。决定暴动除目标是政治外，其行动可能全系军事的。对暴动的军事计划而以为是军事投机，这是中央的错误认识。我们不应失掉一切机会来集聚群众的力量。我们应多给群众以训练，使其在失败时能够坚韧不拔。关于革命潮流是高涨还是低落的问题，他说：依乡村来看是高涨的，依城市看来是低落的趋势。但是乡村中革命潮流的高涨，还不是群众有意识的行动，农民的革命是向上涨的，但只是波浪式的而非潮流的。关于贯彻党的策略问题，他说：中央发表的东西文字太深，不能普播到群众中去。要使党的策略达到乡村，更成问题。中央的政策，根本是要达到各地下级党部。照这样下去，如何可能?他还说：现在我们党领导暴动尚不能走向有组织的方式。我意最好作一“农民暴动的政纲”，由各省修改后正式决定。以后农民暴动不论是自发的还是我们发动的，都照这个政纲去做。同时须出一本普通的农民均能看懂的关于共产主义的书，使农民能明了党的很浅的理论。中国革命进展中，常发生许多特殊的现象，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同志注意。我们对农民、工人实际生活中的特殊现象，应有很深的了解，才能深入群众。关于联合战线问题，他说：认为机会主义的来源，是由于联合小资产阶级，我胁煌饧Ｎ乙晕砦笫侵挥猩霞兜牧隙狈ο虏愕牧稀?
3月24日 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顺直工作问题。会议决定派刘少奇去天津，以中华全国总工会特派员的身份，参加全国铁路总工会的领导工作；同时，作为中央委员指导顺直省委的工作。
3月 到达天津。参加中共顺直省委常委会，对顺直党组织内存在的错误观念进行了批评。当时，顺直党内一些同志对顺直省委能否维持下去产生怀疑，认为中央给顺直党的经费太少。省委某些负责人认为中央不想承认顺直省委，便攻击中央存在着一个“机会主义派别”。刘少奇告诉省委的同志，中央的经费也很困难，拿不出更多的钱来。指出，中央虽然有错误，但还不能说中央存在着机会主义派别。至于维持顺直省委，他明确地说：这不成问题，自然要竭力维持。只要我们还活着一天，即须维持一天。会后，中共顺直省委书记王藻文又召集天津活动分子会议，继续煽动与会同志反对中央。刘少奇即派全国铁路总せ岣涸鹑苏爬サ苋フ彝踉逦奶富埃⒃谝淮问∥Ｎ嵘吓懒送踉逦牡拇砦蟆?
5月4日 与蔡和森长谈顺直工作，认为顺直党有了相当的基础，但在小资产阶级意识支配下，省委本身缺乏组织领导力量。主张立即改组中共顺直省委，省委只留三人，其余同志分散到各地去开展工作。
5月15日 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研究顺直工作，听取蔡和森报告在天津期间了解到的顺直党的组织和工作情况。根据蔡和森的报告，中央认为顺直省委当前工作紧张，领导力量薄弱，决定以中央名义写一封信给顺直省委，并决定刘少奇参加顺直省委常委，以加强顺直党的领导。
6月上旬 奉军退出京津地区返回东北，国民党军队先后进占北京和天津。顺直党内不少人对国民党抱有幻想，认为“革命成功了”。王藻文甚至提出停止宣传反对国民党的口号。顺直省委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发生了争论。刘少奇明确表示不同意王藻文的意见，认为反对国民党的宣传不能根本放弃，但宣传的言词和态度的技术要注意，要能为各种工人所接受。
6月18日—— 3月11日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刘少奇未出席这次会议，被选为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
6月底 中共中央根据陈潭秋巡视顺直工作后提出的处理顺直问题的意见，决定成立“中央处理顺直问题特派员机构”，指派陈潭秋、刘少奇和韩连会为特派员(代号潭少连)，代行顺直省委职权。
7月22日 与陈潭秋、韩连会一起主持召开中共顺直省委扩大会议。会议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听取并讨论了中央政治报告、关于顺直政治经济状况的报告、顺直省委党务工作报告，通过了“顺直目前政治任务决议案”、“党务问题决议案”、“职工运动决议案”、“农民运动决议案”、“兵士运动决议案”、“政治纪律决议案”。会议决定改组省委，由韩连会任省委书记，傅茂公(彭真)、郝清玉等七人为省委常委。刘少奇、陈潭秋以中央特别处理顺直问题专员的名义常驻顺直省委，以加强对顺直省委的领导。
夏 代表中共顺直省委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报告省委扩大会议情况。中央经过极详细的讨论，认为扩大会的精神非常正确，各种决议案虽有一些小的缺点，但是在总的路线上是与中共第六次大会没有矛盾的。
9月7日 给中共中央写报告，汇报顺直党内情况。报告分析了一九二八年一月顺直省委改组会后顺直党的工作和组织状况，指出省委没有正确的政治路线的指导，时而消极；顺直党内极端民主化的现象严重，个人不服从组织，下级组织不服从上级组织；有的同志闹经济主义，做工作就要钱，没有钱就不干。报告对现任顺直省委的一些领导同志的长处和缺点分别作了分析，并作了自我批评。
9月10日 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会上系统地汇报了顺直省委的工作，指出，顺直党的工作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一)省委缺乏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二)对机会主义认识不清，把个人互相攻击也称之为机会主义。(三)发展了极端民主化，党的意志没有了，中央、省委的威信被打破。(四)经费支配不得当，不少同志闹经济主义。(五)消极地责备过去。(六)党内存在着派别纠纷，反对中央也是在派别上来反对的。(七)省委组织不健全，基层支部也很少开展工作。(八)省委负责同志犯了一些错误，存在较多的缺点。汇报中检讨了自己所犯的错误：初到顺直时有点盲动主义的倾向，有一时期也存在群众落后的观点。
9月18日 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顺直问题。蔡和森在会上作关于顺直工作谋ǜ妫硎径粤跎倨婢旁率盏谋ǜ妗按筇逋狻薄?
9月26日 中华全国总工会致信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信中说，全总听了刘少奇同志的报告，对于铁总今后的工作策略提出如下意见：要坚决放弃从前浅薄的浮夸的主观的工作方法，很刻苦地重新创造铁路工作。一切工作要深入到群众中去，一切斗争都要使群众认识其意义，而成为真正的群众自己的行动，从而树立铁路工作的牢固的雄厚的基础。全总还决定健全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的领导机构，以五人组织常委，常任工作三人，即刘少奇、纪六、昆弟。
1O月4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布尔什维克》报编辑委员会组成名单，李立三、蔡和森、邓中夏、刘少奇等三十七人为编委委员。会议还决定，给顺直省委的一些同志以处分，王藻文、王仲一调离顺直省委。
10月5日 撰写《论口号的转变》一文，在十一月一日出版的《布尔什维克》第二卷第一期上发表。文章指出：“在群众一切争斗中，口号的作用极大。它包括争斗中群众的要求和需要，它使群众的精神特别振作，特别一致，发生强有力的行动。因此口号性质的转变及口号的转换，要依争斗实际形势的转变来决定。”文章强调，“当我们规定口号的时候，应该很谨慎地研究各方面的形势，很明确地观察群众的要求和需要及当时群众的争斗任务。绝不可单凭我们脑子里的想象，随便规定出实际上不能真正代表群众的要求，甚至与群众要求相左的口号。”文章指出：“口号有不同的性质。有宣传的口号，鼓动的口号，行动的口号。行动的口号最后就变成指令。凡代表一个比较长时期的争斗任务的口号，总是要经过从宣传到鼓动到行动的步骤。”文章还指出：“各种行动口号，应该恰如其时地提出，不可过早或过迟。行动口号要极简短，极明显，极通俗，而且是代表普遍群众的要求及心理的中心。”这篇文章编入《刘少奇选集》。
10月中旬 从上海返回天津。这时，“京东问题”已经发生。唐山、乐亭、玉田、遵化等地党组织的某些负责人认为，七月召开的顺直省委扩大会议改组省委是“不合组织的”，因而不承认新的省委。他们派代表到天津请愿，要求向中央报告省委的问题。并自行各推代表，组织了赴中央控告顺直省委的“京东护党请愿团”。
10月28日 与韩连会、陈潭秋共同签发通告，宣布停止顺直省委的职权，并停止京东各县党组织的活动。通告指出：顺直党完全为小资产阶级意识所支配，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机会主义遗毒仍在党内继续存在发展，省委能力非常薄弱，毫无工作表现，下级基础又幼稚不健全，中级干部很少有正确的布尔什维克的观念。京东唐山、乐亭、五田、遵化所组织的“京东护党请愿团”，并没有积极地站在组织上政策上提出建议帮助省委，而是消极地在个人的小问题上反对、攻击省委，这显然有分裂党的倾向。因此，“我们共同决定一方面停止省委职权，停止京东各县的活动，一方面请求中央组织特别委员会处理顺直工作及一切问题。除京东以外，各级党部在省委停止职权后、特委未成立以前，由我们三人直接指导管理。”通告说，现在顺直党组织的唯一出路，只有从小资产阶级意识的支配中逃脱出来，建立党的无产阶级的真实基础。通告要求各级党部接此通告后，进行认真的讨论，认清顺直党的正确的组织路线，坚决地执行，并将讨论结果很诚实地客观地报来。
韩连会、陈潭秋、刘少奇致信傅蔚如：我们已经决定即刻停止省委职权。但是京东同志反对省委的出发点是错误的，只是消极地在个人的小问题上反对省委，没有积极地全盘地在党的政策上和组织上提出建议，存在着极端民主化、闹个人纠纷等倾向。“这是党内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充分表现”。因此，我们决定暂时停止玉田、唐山、遵化、乐亭等地党部的活动，并停止你个人的活动。
10月29日 陈潭秋去上海，向中共中央报告停止顺直省委职权的原因和经过。顺直党的工作暂由刘少奇、韩连会负责。他们分别找京东各同志谈话，并讨论改造顺直党的问题。
10月30日 与韩连会、陈潭秋联名发出关于纪念十月革命十一周年的通告。通告说：中国无产阶级正处于豪绅资产阶级政府的残酷压迫之下，丧失一切的自由利益和无数的生命。中国无产阶级想起当时俄国无产阶级的胜利和英勇的斗争而受到加倍的鼓舞，因此纪念十月革命有着特别的意义。我们已发出十月革命纪念的宣传大纲，望各地党部领导同志在群众中作广大的宣传。
11月8日 写信给中共中央报告顺直党的情况。报告说：在天津方面，党的纠纷问题现在停止了，党内气象较好。“京东护党请愿团”几个人对停止京东几处党组织的活动是不满意的，但他们也声明在组织上接受我们的办法。报告说：我们拟出一党内刊物，公开讨论党内问题，第一期专为顺直党的改造问题，在一星期内可出版。主要文章为：怎样做一个好的布尔什维克党员?怎样工作?怎样改造顺直的党务?关于各同志的意见，不论是正确与否，通予发表，但对不正确之意见按篇给以批评。
陈潭秋致信中共中央常委会，建议在中央致顺直信中，还应加进对于京东四县停止活动问题的解决办法。再刘少奇解除铁总工作，专任党的工作，亦应明示。信中说：京东各县过去曾有拒绝省委巡视的意见，并对我和少奇表示不满，今后省委在行使职权上是否有障碍尚难说定，如有障碍应如何处置? 请示。上面意见盼即商决示知。
11月13日 陈潭秋由上海返回天津，向刘少奇、韩连会传达了中共中央不同意停止顺直省委职权的指示精神。刘少奇和韩连会表示对此不能接受。
11月16日 与韩连会致信中共中央，陈述他们对停止顺直省委职权的理由。信中说，目前在顺直党的基础上来改造顺直党，是产生不出领导核心的，需要中央来作中心与主动力。只有在中央正确路线的推动和直接领导下，顺直工作才有希望。信中提出目前仍应实行十月二十八日三人通告的路线和方法，同时请求中央予以批准。
为中共顺直省委内部刊物《出路》写出版绪言，指出顺直党内存在的严重问题，出路只有以无产阶级意识去战胜种种非无产阶级意识。“现在一切纠纷都要马上迎刃而解，决定新的政治路线，建设党的真正布尔什维克化的基础。因此，凡关于改造党的意见，集合起来编成这本《出路》，以便同志们研究和讨论。
撰写《“客观环境很好，但是党没有出路? ”》一文，署名赵启，在十一月十七日出版的《出路》第一期上发表。文章对一些悲观失望的同志进行了批评。指出党的出路是由革命的客观环境来决定，革命的客观环境既然很好，党就一定有很好的出路，如果认为环境很好，党无出路，这是一句矛盾的话。实际上党有很好的出路，只是落后的同志不愿走这条出路罢了。因为这条出路是很艰难的血路，而不是平坦大道。同志们一向走惯了平坦大道，一遇到高山峻岭艰难的血路，是发愁而不愿前进的。别的平坦大道寻不着．高山峻岭不愿意爬，又眼看着成千成万的工农群众在不顾生死的奋勇的爬上革命斗争的山路，自己站在山脚下还跟不上去，只是在丧气地说：“环境很好，工农群众大家要革命要争斗，党不去领导他们，不能参加进去，党没有出路”。文章指出：如果认为群众是进步的争斗的，自然在这些进步的群众中可以铸造出进步的党。目前顺直党虽然是落后，但是，我们自己只要是进步的，我们参加到进步的群众中去，建立进步的基础，就可把落后的党改造。党的出路终究是会很好的，但是要进步的同志才能走。
11月17日 以赵启的笔名，在《出路》第一期上发表《怎样改造顺直的党?》一文。 文章分析了顺直党内存在的问题及其根源，提出改造顺直党的策略是：“(一)由中央组织顺直特委或指定几个人组织临时省委，担负改造党及指挥工作的任务，有绝对的权力，只对中央负责；(二)对于一般无进步希望的落后和反叛的分子，立即毫无顾惜的肃清；(三)对于有进步希望的旧同志，纠正他们不正确的思想与倾向，用说服的方法，推动他们进步：(四)对于党的下层群众尽可能的恢复关系，用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策号召他们回党，在新的政策之下重新组织起来推动他们工作；(五)用最大的力量在产业工人中建立党的新组织，介绍新同志，创造新基础；(六)用极爽快的办法，立即解决党内各种纠纷；(七)训练党的新干部；(八)省委解散，各地党部在特委巡视工作中，必要时分别解散或改组或重新登记；(九)各地工作有了相当的基础，走上了正轨，筹备召开全省代表大会；(十)在政治上和组织上明显的确定党的最高原则，为所有同志共同的目标，加强党内无产阶级的意识，在党内最高原则之下才有民主；(十一)严格党的组织秩序与纪律，扩大党的教育宣传工作。”
中共中央致信顺直省委，不同意陈潭秋、刘少奇、韩连会停止省委职权的作法。指出顺直党内纠纷以及目前一切坏的现象，是长期历史所造成的，是许多不正确倾向的结合，是没有正确的党的生活、积极的党的工作和党的政治路线没有深入党的下层群众的结果。解决顺直党内的问题，“决不是用机械的纪律去制裁，尤其不是快刀斩乱麻的方法可以解决的。” 中央决议： (一)即刻恢复省委职权，陈潭秋以巡视员名义参加省委工作，刘少奇脱离铁路总工会，完全做省委工作；(二)少数同志组织的“护党请愿团”应立即解散，因为这不符合党的组织原则，是破坏党纪的行为；(三)省委应在二个月内召集全省党员代表大会，在代表会前，须积极改造各级党部，引进积极分子，尤其是工人分子到各级指导机关去负责；(四)一切党内纠纷均由代表大会解决，代表大会召开之前，禁止一切关于党内纠纷的讨论；(五)京东四县党部立即停止活动，并由省委派巡视员去巡视并实行改组。
11月20日 与韩连会、陈潭秋联名发出通告。指出党的组织社会化、党员职业化，对于顺直党的组织和党员来说非常重要。过去顺直党组织不能领导群众，对各种运动不能有正确的方针策略，工作同志向党闹经济问题等，根本原因就在于此。各地务须详细讨论，议决具体办法，切实执行。
11月27日 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顺直问题。会议认为，中央解决顺直问题的路线是正确的，但方法有不足之处。陈潭秋、刘少奇等在顺直工作中有取消主义的观念，在工作方式上有命令主义的错误。会议决定，派周恩来去顺直巡视，调张金刃(张慕陶)参加顺直省委工作，韩连会仍任顺直省委书记，省委恢复职权，改组常委。
11月29日 与韩连会、陈潭秋以中共中央委员、中央特别处理顺直问题专员的名义，发出通告。指出目前顺直党的总路线，是将小资产阶级意识所支配的党转变成无产阶级的党。要完成这个转变，必须竭力去发展几个大的产业区域——如天津、唐山、北平、张家口、石家庄的工作，吸收大量的无产阶级的成分，加强党内无产阶级的意识。必须特别注意发展新的同志，对于旧有的同志，并非一概不要，但必须严格地考查和选择。只要是向上的，求进步的，对党忠实的，不故意闹问题的，都是我们的好同志，都是顺直党新基础中的分子。必须尽力肃清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对于闹个人问题、经济问题应立即淘汰，对落伍的不求进步不做工作的分子，或者消极、畏缩、投机的分子，必须设法洗刷干净。
11月30日 就解决顺直省委党内纠纷问题，向中共中央写报告，陈述自己的意见。指出目前的中心问题，是建立一个能够到下层群众中去坚决运用正确路线的指导机关。认为中央的指示大部分是注意到怎样把党的正确路线运用到群众中去的问题，而对于谁去、谁能够去、谁去最好的问题没有十分注意。并且表示“坚决不赞成‘一切党内纠纷均由代表大会解决’的指示，因为目前这些纠纷并不是有系统有是非的公案，中央的指示实在是暗示一些同志去准备更大更多的纠纷在代表大会来爆发，而不是整个的反对一切无谓的纠纷和个人意气，客观上会使顺直党的纠纷更加发展。”报告说，中央认为我们处置京东代表团事件及停止顺直省委职权，是缺乏说服的精神，陷入命令主义的错误，这个批评是对的。但是对于恢复省委职权，用省委去执行中央决定与用别的机关去执行，两相比较，我认为省委的工作效能是要弱的。报告最后说：“北方同志中有些对我确实有了些成见，最好中央能够调换我的工作。”
与陈潭秋、韩连会发出关于纪念广州暴动的通告。通告转述了中央关于纪念广州暴动的宣传要点及其纪念方法，要求各地党部依照各地的具体情形，订出具体方法，务使纪念宣传活动普遍深入，让广大群众了解广州暴动的意义和教训。
11月下旬 到达上海，向中共中央报告顺直党的情况。
12月2日 撰写《对于党的工作和组织的意见》，在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出版的《党的生活》第一期上发表。文章指出，党的六大政治决议案是正确的，但问题是怎样使全党同志深切地了解和执行这一决议。“有了很正确的策略还是不够，一定还要有执行策略的工具——党及群众。”因此，目前党内的严重问题是党的组织问题。文章提出，引导大批工人同志到党内担负各种工作，是目前党内最必要的任务。“中央及各地党部应经常为工农同志开训练班。党应特别帮助有决心、能吃苦的学生同志进工厂及学习一门手艺，使他们到工厂中担负党的工作及培养自己无产阶级的意识和资格”。文章认为，党内纠纷现在有更加严重的趋势，而大半是非政治的无价值的个人意气。中央应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表示出来，想法来解决党内纠纷，号召全党同志一致起来反对和肃清这些无价值的个人意气的非政治的争斗和鼓动。文章说：“我感觉到过去党内的领袖同志缺乏公开自己错误的勇气。”“我觉得为党内的教育，为革命的利益，对于自己的错误用不着有丝毫隐讳的必要，并且还有公开自己及党的错误的必要，使同志们大家认识清楚。”
12月初 从上海返回天津。
12月6日 与韩连会、陈潭秋联名致信中共中央，通报“京东护党请愿团”傅蔚如等近期活动情况，提出傅已去上海，请中央严肃指出他们的错误，并对傅就近直接处理。
12月9日 与韩连会、陈潭秋以中共中央委员和中央特派员的名义发出关于军运问题的通告。通告指出：(一)目前在军队中做组织与宣传工作，在工农群众中做军事组织与训练工作，实在是本党最严重的任务；(二)争取广大士兵群众参加革命是最主要的军事工作；(三)士兵生活太苦，如能运用阶级的切身利害宣传他们，他们很容易到革命方面来；(四)士兵运动的基本口号与农民相同，他们的特殊口号是改良生活和待遇；(五)士兵运动最主要的方法是派革命的工农及同志去当兵或学兵，以影响士兵组织士兵；(六)军队中党的组织必须特别慎重与秘密，在领导训练士兵群众中起核心作用；(七)为实现士兵运动，各市、县委应马上建立军事科与士兵运动委员会。
12月上旬 与韩连会、陈潭秋共同研究制定保北工作计划。主要内容：保北成立县委，管理完县、清苑、徐水、易县、满城、唐县等县工作，同时与新安、容城、高阳等县工作发生关系，顺直省委对于新安等县的工作指示及文件，由保委转达。保北目前的工作任务是：改造党的组织，发动城市职工运动，发动农民的各种斗争，扩大党的政治宣传，创造工农群众的组织基础，指示工农贫民的出路，坚决地反对国民党及军阀，将群众组织在我们的领导与影响之下。改造党的组织，应该借着旧同志的线索，坚决地去找新的进步的工农分子入党，党的基础应建立在这些进步分子身上。对党的旧同志应该很普遍地施行教育训练工作。党的组织秩序及纪律应该严格起来。工作的布置切忌虚夸。
12月11日 周恩来从上海到达天津。
12月12日 同陈潭秋、韩连会一起，参加周恩来召集的谈话会，汇报顺直党的工作情况。
12月l3日 出席中共顺直省委常委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解决顺直问题的意见。 会议接受了中央的意见，通过了恢复省委职权，改组常委的议案，并决定召开顺直省委扩大会议。
12月15日 撰写《职运须知》第一节《找线索和工人谈话》，署名赵启，刊于十二月十八日出版的《出路》第二期。文章着重介绍在白区如何发动群众的问题。
12月17日 周恩来致信中共中央，提出加强顺直省委领导的具体意见。提议“中央除派张金刃同志外，必须再派一得力的工作同志，尤其是要有工人运动经验的同志来顺直参加常委工作。因为现时顺直除潭(陈潭秋)、郝(清玉)、刘(少奇)三同志可留在常委外，余不够胜任”。
12月18日 在《出路》第二期上发表《错误观念的纠正》一文，署名赵启，检讨对顺直党在认识上存在的错误。文章说，一度认为顺直党内现有的干部找不出一个比较很正确的进步分子，因此顺直党的本身产生不出一个能够很正确地到下层去运用正确政治路线的指导机关。认为“顺直党的旧基础是落伍了腐烂了，不能在这样的旧基础中找到出路了”。由于这种错误观念，在实际工作中产生了命令主义的错误，如停止省委职权及停止京东各县党组织的活动等。后来经过和陈潭秋辩论，又到中央经过长久详细的讨论之后，认识到把现有的干部认作顺直党的基础是错误的，认为现有的同志都腐烂了也不是事实。虽然每个同志的脑筋中都有或多或少的错误观念和麻烦问题，但这是长期历史所造成的。因此，“纠正这些错误观念也只有在长期工作的历史中才有可能。改变现在的旧基础，也只有在长期工作中才有渐进的新陈代谢的路径。”文章认为，错误观念是历史造成的。错误观念的纠正，不是简单机械地执行纪律开除某几个坏分子就能肃清的，只有在积极工作中去纠正同志的错误观念，在工作的纪律中去肃清妨害工作、障碍新精神和新路线发展的坏分子，才是正确的路线和出路。如果停顿工作，专门去肃清障碍，不独不能把障碍肃清，客观上会走到取消一切的路上去。12月22日——12月底 同陈潭秋主持中共顺直省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参加中共六大的华北地区的中央委员、顺直省委委员及北平、天津、唐山、张家口、石家庄、京东、直南等地党组织的负责人，共四十三人。周恩来在会上作政治报告，传达了中共六大的决议。陈潭秋、刘少奇分别作了报告。会议通过了《顺直党务问题决议案》等。经中共中央批准，会议恢复顺直省委职权，改组了省委常委，改组后新的常委由韩连会、陈潭秋、张金刃、郝清玉、王德振等五人组成。12月29日 撰写《坏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一文，署名赵启，刊于一九二九年一月十日出版的《出路》第四期上。文章批评了有些党员到农村去开展工作时存在的一些错误行为，指出：“同志们到农村中去工作，实际上就是在这部分农民群众之中代表党，甚至代表无产阶级，幼稚诚实的农民正是切望我们去帮助他们，领导他们解除他们的痛苦，我们在工作方式上行动上稍有不慎，都足以引起农民的怀疑，都足以种下长期的坏影响。所以我们应该慎重，应该把无产阶级的革命态度和精神在农民群众中很正确地表现出来，使农民群众信仰和服从无产阶级的领导，走上无产阶级的革命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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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 三十一岁
1月15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周恩来作关于巡视顺直经过和顺直省委扩大会议情况的报告。会议批准顺直省委常委名单，决定刘少奇调上海工作。
2月7日 在《出路》第五期上发表《革命职业家》一文，署名赵启。文章批评了“革命职业家就是在党内领生活费，因此革命职业家太多了”的说法，认为：凡是他的精力心血通通用之于革命事业，他就是革命职业家。文章指出：作革命的文章，著革命的书，办革命的报纸，在革命的工会办事，他一生的职业，是革命的职业，但他并不要党的生活费，而且还向党交党费。所以革命职业家并不怕多，而是只怕少。
2月8日 写《巡视北京工作报告》，介绍北京党的工作情况。报告分为六部分： (一)工人部分； (二)农民部分；(三)兵士部分；(四)学生部分；(五)思想争斗；(六)市委本身。报告认为，南口、西直门、门头沟等地区和邮政、电话、电灯、印刷、电车、地毯、火柴等行业，总的看，党的组织很薄弱，有些行业没有党的组织，有的行业虽有党的组织，但由于种种原因不能进行有效的工作。报告指出，三家店、西郊、通州等地农民党员数量很少，也没有开展工作，通州虽有区委和四个支部，但大都是新党员，对党的主义、策略可说是完全不知。北大、法大、师大、朝大、民大、中大等学校，都有一定数量的同志，也开展了一些工作，但斗争的策略性不够。此外，还有农大、燕大、工大等校有我们的同志，召集他们未到，情况不明。报告指出，市委同志在政治上、工作上均甚弱，须中央派一人去指导思想争斗及参加市委工作。
3月5日 在《出路》第七期上发表《“国民党不给工人好处，共产党要给工人好处”》 一文，署名赵启。 文章说，群众的好处，只有群众自己才能要到，群众的利益，只有群众在不断的争斗中才能保障和增加，共产党不过是在群众中计划争斗的策略和战术，如何才能使群众的争斗切合科学，得到最大的效果和最快的成功，同时领导群众按照已定的计划和策略作不断的争斗。所以，共产党只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参谋部，并不是群众以外的救世主，也不是替群众打抱不平的英雄豪杰，更不能使天上掉下好处来给工人。所以我们应该说，国民党不许工人要好处，压迫工人要好处的争斗，工人应该打倒国民党；共产党领导工人要好处，领导工人为自己的利益去争斗，工人应该拥护共产党。
春 从天津回到上海，担任中共上海市沪东区委书记。
6月4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派刘少奇出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
6月7日 参加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的研究东北地区形势和任务的满洲工作会议。
6月8日 中央批准中共第五届满洲省委组成名单：赵子琪、孟坚(孟用潜)、李易山、任国桢、刘少奇、王立功、张子安为省委正式委员；韩西平、大李、张一修为省委候补委员。赵子琪(书记)、孟坚(组织)、李易山(宣传)为省委常委；任国桢、刘少奇为候补常委。
7月10日 中东路事件爆发。蒋介石执行亲帝反苏的外交政策，指使东北当局以武力夺占中东铁路，解除中东铁路苏方局长、副局长的职务，驱逐任职的苏方人员，并封闭苏联驻哈尔滨的外交和商业机关以及职工同盟会。
7月14日 同何宝珍一起到达奉天(今沈阳)。三天后，与中共满洲省委接上关系。
7月15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东路事件伪满洲省委的指示信》。指出，中东路事件不是蒋介石或张学良某一军阀的单独行动，而是他们在帝国主义指使下的共同行动，中苏共管中东路，在于不使中东路单独交给国民党政府，作为帝国主义反苏战争的根据地，国民党军阀所谓收回中东路自管，是欺骗群众，真意是想利用中东路事件掩盖其出卖民族利益的行动，从而转移群众视线，使群众走上反苏的道路。指示信要求，省委必须集中所有的注意力，对付这一事件。
7月20日 中共满洲省委就中东路事件写给中央的报告指出，经过几次讨论，省委同志认为：(一)中东路事件虽然是由国民党军阀出头，但它仍然是帝国主义对苏联武装进攻的开始；(二)那种认为帝国主义加紧同苏联的矛盾，会减轻帝国主义相互间的矛盾的观点是不正确的；(三)这一事件的前景会促进世界大战的爆发，使战争的准备时期更加缩短。二十二日，省委把对形势的分析意见写成政治通讯，发给各级党组织，并责成各级组织和党团同志除了秘密的宣传、鼓动外，还要利用公开的可能，通过出版刊物、散发传单、张贴标语等各种形式扩大宣传，以启发群众的觉悟。
7月29日 致信中共中央并转全总党团，报告奉天、抚顺、大连、鞍山铁矿、窑山煤矿(吉林北部)、营口等地党团组织和工人运动等情况。并就计划办一出版物(工人旬刊)，以及在纱厂办包饭馆、读书班，抚顺办工人学校，兵工厂办学校等事，向中央作了汇报。信中提到，奉天纱厂党团支部能活动有作用，并相当能领导斗争。在这前后，刘少奇派孟坚和省委组织干事杨一辰负责联系该厂党的工作，组织工人斗争。
8月20日 主持中共满洲省委会议，讨论制定八月半至九月底的工作计划。确定今后的工作路线是：(一)改变过去和平发展的工作路线及工作方法，号召群众进行各种斗争；(二)深入群众，利用一切公开的机会去进行宣传鼓动及组织工作；(三)抓住中心工作，集中人力财力去建立中心工作及中心组织。计划还对省委常委工作做了安排：一人常驻哈尔滨，一人主管组织部和奉天市工作，一人主管宣传部工作，并有一人轮流出外巡视。在这前后，刘少奇曾派孟坚、杨一辰、李易山等干部到市内各处做恢复整顿党组织的工作。
8月22日 下午六时许，和孟坚到奉天纱厂，了解该厂预定在二十七日举行罢工的准备情况。两人在纱厂北门外，正准备与厂里的同志接头时，被厂卫队扣押。几天前，孟坚到纱厂同厂里中共支部商定了斗争方案，并在工人中进行了宣传。厂方得悉工人因工资问题正在酝酿罢工，就四处寻找所谓“煽动者”。他们根据叛徒崔风翥告密，先将厂党支部书记常宝玉逮捕，继而将刘少奇、孟坚作为煽动工潮的嫌疑分子扣押。
8月23日 同孟坚一起，被解到奉天警察局商埠三分局，押在临时看守所。
8月24日 警察局对刘少奇和孟坚的所谓“煽动工潮案”进行审讯。在审讯中，刘少奇说，他是因为失业没有出路才来到奉天的，没想到在奉天大白天就无故被人抓来，真是不知道这是哪家的王法。因警察局没有掌握到确凿的证据，审讯没有结果。
8月25日 警察局将刘少奇、孟坚、常宝玉一同解到奉天高等法院检察处看守所。在看守所，刘少奇利用放风机会同孟坚谈：既然将我们解到地方法院，案情就不十分严重。问题的关键是那个工人(指常宝玉)，要对他做工作，说明大家都是为工人作好事。现在是奉天纱厂把我们送进监狱的，只有人证，没有物证，要说服那个工人也否认煽动工潮。经过做工作，常宝玉翻了供。
8月29日 在中央特派员陈潭秋帮助下，中共满洲省委由李易山、任国帧、饶漱石三人组成临时常委，主持省委日常工作。临时常委决定，要尽快营救刘少奇、孟坚出狱。
8月31日 中共满洲省委临时常委向中央报告刘少奇、盂坚被捕经过。被捕原因是“叛徒崔某(即崔风翥)与厂中阴谋勾结”所致。同时，向中央汇报了近几个月来满洲各级党组织的恢复、发展工作：现有党支部十九个，近期可增加到三十八个；现有党员一百八十二人，其中产业工人七十九人，手工业工人六人，农民二十一人，其他职业七十六人。
9月1日 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刘少奇、盂坚被捕事件给满洲省委的信，指出刘少奇、孟坚到满洲省委后的工作，“在精神上路线上迥然与前异，的确创造了满洲党之斗争的精神”；并分析了他们被捕的原因和应记取的教训，指示省委要“用全力去营救”刘少奇、孟坚二人。
9月上旬 奉天高等法院开庭，对刘少奇、孟坚所谓“煽动工潮”一案进行审讯。由于刘少奇、孟坚沉着应付，坚持被捕开始时的一套说法，加上常宝玉翻供，不承认认识刘少奇、孟坚二人，法院在既无人证又无物证的情况下，只好将审讯就此结束。
9月中旬 奉天高等法院下判决书，刘少奇、孟坚“煽动工潮”案，“证据不足，不予起诉，取保释放”。刘少奇、孟坚出狱当天，同临时常委派来的人见了面，并回到省委秘书处。
出狱后，前往哈尔滨巡视党的工作和指导中东路工人斗争。对哈尔滨市的党组织状况和活动方式，工人的生活、思想，以及各阶层群众的情绪等，都做了深入了解。还针对中共哈尔滨市委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做了具体的指导和帮助。
9月19日 中共满洲省委临时常委写报告给中央，介绍刘少奇、孟坚被捕情况，指出刘少奇、孟坚被捕事在工作上虽然有很大的打击，但在同志的思想倾向方面，没有多大的影响。同时还介绍了奉天、抚顺、辽阳、哈尔滨以及其他各地党组织的情况。
9月21日 中共中央给满洲省委指示信：满洲党当前的工作路线是抓住中东路问题为中心，去进行各项的基本工作；应把中东路问题看作中国党特别是满洲党当前最严重的政治任务，其他的任务必须附属于这个政治任务之下，一切工作必须与这个政治任务联系起来。自然这决不是忽视其他工作，如各中心区域工作的建立。对反帝运动、反对军阀混战、士兵工作、农民运动等都要全面布置。同时指出，“现时省委既已恢复，临委取消”。
9月26日 在哈尔滨和中东路巡视后，向中共满洲省委并中共中央写报告。在报告中说：三十六棚斗争发动后各支部同志积极起来了，市委干部的情绪也高了，糖厂工人和学校的学生也有一些活动。市委目前的计划是努力发动各种工人斗争，并取得联络，要把工人的反对待遇恶化的经济斗争和拥护苏联、反对军阀强占中东路的政治斗争逐步结合起来。这里同志要求了解拥护苏联及反对国民党军阀的必要，拟发告全路员工及全国工人书，详细向同志们解释，以扩大我们的影响。
9月 中共满洲省委给中央报告。省委决定：刘少奇任省委书记兼宣传部长，李易山任组织部长兼管奉天工作，唐宏经管职工运动，三人组成省委常委；孟坚任哈尔滨市委书记兼组织部长、省委候补常委；任国帧任哈尔滨市委宣传部长、省委候补常委，团省委书记参加省委。
10月18日 主持中共满洲省委会议，讨论通过《满洲党目前政治任务决议案》。《决议案》分析了当时国内外特别是满洲地区的形势，指出满洲党目前总的政治任务与路线，是争取广大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领导群众的斗争，加强党的政治影响，壮大群众组织与斗争的力量，推翻国民党及满洲买办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驱逐帝国主义，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建立民主的政权，完成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还指出，根据目前满洲客观环境的必要与可能，必须坚决的尽可能的采用公开活动的策略 (但须防止合法的公开主义的错误)，同时与党的秘密工作发生很好的联系。《决议案》认为，满洲的职工运动现在处于开始时期。因此要在铁路、海员、矿工、兵工厂开展工作。主要策略是要了解群众，抓住群众的迫切要求来制定我们的纲领，发动群众的日常斗争，但同时不要因为日常斗争，限制了大的斗争的领导。《决议案》要求，在各大城市近郊、各重要铁路沿线、中俄边境的区域和党原有工作基础的地方，发展农会，领导农民特别是雇农的日常斗争以及一般贫民的抗租抗税斗争。至于党的土地革命纲领的宣传，须按照各地土地关系的特殊情形，提出适合于实际的土地革命的口号，如在关东州提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没收中日地主的土地；在南满提出没收地主土地，肃清封建残余；在北满提出没收地主王公土地归农民，牲畜归牧民。此外对兵士运动等也作了具体的规定和说明。
10月下旬 对中东路工人斗争做了具体部署后，离开哈尔滨返回奉天。向中共满洲省委汇报在哈尔滨巡视党的工作和关于中东路工人斗争的情况。
10月29日 中共满洲省委根据刘少奇的汇报，发出《关于中东路斗争问题给哈尔滨市委的指示信》，重申刘少奇在离哈尔滨前对市委的指示。指出：(一)目前须避免白色恐怖的摧残，及时转变群众的斗争方式及我们的工作方法，注意保密工作。这一点在省委决议上是没有详细指出的，刘少奇关于这点的指示，补充了省委决议的不足，是非常必要的。(二)发动中东路各部分群众斗争是目前主要的斗争策略。(三)建立群众组织是目前迫切的任务，三十六棚是全路工会的雏形，使他们能够派代表派工人到各路去联络、鼓动。(四)深入政治宣传，扩大影响。
11月11日 主持中共满洲省委常委会议，讨论最近一个月来全国及东北的政治形势、党团组织工作及今后的计划。会议指出，今后要正确认识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分开与联系；发动日常斗争，要联系到反军阀战争与拥护苏联两个主要任务。规定今后每月召开一次秘密工作讨论会，以总结工作经验和制定工作计划。会后，将常委会讨论情况整理成《满洲省委最近一月来工作的总结与今后的计划》，报告中央。
11月14日 中共满洲省委写信给中央。指出：满洲的工作是开始发展的形势，党和团的工作都有相当的进步，但目前的省委不能充分应付这一形势，孟坚和任国帧在哈尔滨，李易三专力奉天工作，只有刘少奇一人在政治上策略上注意全盘工作，许多稿件文章以至对中央报告等都要刘少奇担负。因此，希望中央加强省委的工作力量。
11月16日 中共中央致信满洲省委：听了陈潭秋同志巡视报告及省委的历次报告，中央认为满洲省委给哈尔滨市委一般工作的指示是对的，省委应注意督促他们执行，并考查他们的执行结果。
11月17日 中共满洲省委起草为秘密工作事的通告。通告指出：公开群众工作的路线，是开展满洲工作的唯一出路。正因为这样，我们必须更加紧注意秘密工作，使我们的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很艺术地互相联系，互相促进。公开工作的同志在号召领导群众斗争时，秘密工作的同志要在群众中积极地推动群众，但勿公开去号召领导群众。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同志，要严格的划分，这不仅是在工作的分工上，并且必须在行动上、言论上及其一切的日常生活上都要严格注意。党的秘密机关来往人员不宜过多；秘密文件要注意保存；在秘密机关内做文字工作的人要注意保守机密；从事秘密工作的同志外出携带文件时必须注意携带的技术；带记事册时，不可随便记载秘密内容。
11月30日 中共中央致信满洲省委，通知刘少奇来中央汇报和讨论满洲工作。
11月 指示杨一辰设法同《冰花》刊物取得联系，并在办刊原则、编辑方针上加以指导。《冰花》是由哈尔滨东北大学附中几位进步青年学生组织的“冰花社”出版的文艺刊物。刘少奇提出要联系这些青年学生，把他们组织起来，帮助他们办好刊物。
12月初 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满洲工作。主要内容：(一)派学生(干部)到上海进训练班，接受训练，培养干部；(二)组建满洲省委军委问题；(三)如何开展满洲军事工作。
12月底 由上海回到奉天。
1930年 三十二岁
1月4日 中共中央致信满洲省委：此次刘少奇来，中央对于满洲党怎样进行武装拥护苏联与反军阀战争的军事工作，有所讨论。党在满洲，要加紧军事工作。信中要求满洲省委建立军委，健全军委的工作系统，要在中心区域的地方党部建立士兵运动委员会。
1月11日 再次抵哈尔滨，指导中东路工人斗争和巡视觉的工作。同市委领导分析了中东路工人运动的形势，总结前一段斗争的经验教训。提出目前要领导失业工人开展复工运动，并且使失业工人的斗争得到在业工人甚至其他各行业工人的支持，使失业工人的复工要求成为全体工人的共同要求，在此基础上组织中东路全路工人的总罢工。
中东铁路管理局下令裁人，凡是一九二九年七月十日 (中东路事件爆发日) 以后上工的中国工人全部裁减。三十六棚总工厂的裁人名单已公布，李梅五和许多工人积极分子均被裁减，厂里已经没有党、团员，组织联系中断。三十六棚厂方下令所有被裁工人于次日进厂算账。
1月12日 按照刘少奇指示，郭隆真、李梅五利用被裁工人进厂算帐的机会，串联失业工人拒绝算帐，集合到路局请愿，要求复工。随后失业工人成立了“东铁工人失业团”(简称失业团)，举七委员办事，每十人一代表，组织代表会。还组织体育队、讲演队等，设立办事处。失业团发表了《告全国父老书》、《告全路工友书》、《致俄局长信》，号召失业工友速来失业团报名，呼吁各界对失业团予以援助。
1月13日 通过中共哈尔滨市委派全总特派员孙秀峰担任失业团秘书长兼党团书记，李梅五担任失业团总代表，郭隆真和其他五、六名党团干部担任讲演队、体育队、外站巡视员等项工作；让分工主管职运工作的省委常委唐宏经协助市委指导在业工人的斗争。并向省、市委领导干部指出，三十六棚总工厂是目前发动北满群众斗争的中心，失业团尤其是中东路全路总罢工的组织者。复工运动的目的，不只是限于争得失业工人的复工，而是要开辟我们工作顺利的条件，利用失业团的公开机会去发动全路以及其他各厂各业的工人斗争，树立工人阶级自己的旗帜，建立自己的赤色工会——工厂委员会。
1月15日 与孙秀峰联名向中共满洲省委和中央发出《哈尔滨市委关于中东路问题及哈市一般群众斗争报告》。指出哈市已经起来了的群众斗争，有可能汇合成为一个高潮。党的任务就是在政治上组织上领导此种形势往前发展。
根据中共满洲省委决定，兼管省委军委及宣传部工作。并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和满洲革命形势，重新布置满洲工作。提出要加紧对兵工厂、铁厂、炭矿， 以及重要市政工人的工作，除哈尔滨、大连、抚顺外，还要加紧进行延吉、吉林、长春等地的工作。决定派一些同志到中央训练班接受训练；抽调一批同志分派到各地去开展士兵、农运工作。
1月16日 指导总工厂失业工人联合中东路各站、段失业工人，成立失业工人复工团。
1月18日 中共中央写信。指出三日来这里的形势发展很快，高潮的形势业已具备，中东路即日有总罢工的实现，学生正在酝酿反帝游行。斗争的中心，不是经济要求条件，而是裁减白俄工人的问题。群众斗争的实际就是拥护苏联的斗争。
1月19日 中东路“总工厂失业工人后援会”(简称“后援会”) 宣布成立。后援会是根据刘少奇的指示由郭隆真组织和领导的在业工人的组织，它的成立有力地支援了失业工人的斗争。
1月27日 由于后援会的支持和失业团的不断斗争，铁路当局被迫答应了失业工人的要求。先给以前曾在中东路作过工的一百余名中国工人复了工，后又有三十余名一九二九年七月十日以后进厂的工匠复工，余下一部分小工以捐款来救济。
2月初 指导郭隆真等组建三十六棚总工厂委员会。总工厂委员会由九个分厂推举十五名委员组成，机器分厂工人张明德任主席。总工厂委员会在成立声明中宣布，不承任东铁督办公署操纵的工业维持会代表工人的资格，由总工厂委员会负责办理厂内一切日常有关工人事宜。
2月上旬 得知李梅五等违背中共哈尔滨市委的决定，拉上工人代表去参加工业维持会的选举活动后，以失业团等名义在报纸上发表了三个启事：(一)声明失业团不是工业维持会办的。(二)李梅五参加工业维持会的选举不代表任何工人组织，纯属个人行动。(三)以三十六棚总工厂全体工人的名义，否定李梅五等人的代表资格。提议召开工人代表大会，成立工人自己的工会。
2月中旬 以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的名义，召集总工厂委员会成员开座谈会。在会上发言，讲述失业团斗争的经过及其经验教训，并对工会的建立、争取工厂委员会的代表权等问题发表了意见，还提出中东路工人组织起来的五种形式：(一)成立“护工团”，挑选勇敢坚决的分子组成，担负保护工会和维护工人利益、打击工贼的破坏等项任务； (二)组织工人互济会，负责对疾病、死亡、被捕、失业工友的救济工作；(三)成立小报社，开展宣传鼓动工作；(四)开办工人补习学校；(五)召集哈尔滨市工人代表会，成立哈尔滨市总工会。然后召开中东路工人代表大会，建立全路总工会。 由于李梅五等人的干扰，刘少奇的这些主张，“实际完全未执行”。
3月13日 以之启的化名，向中共中央提交《中东路工人斗争的总报告》。报告详细介绍了中东路工人斗争的情况和经过，全面总结了这次斗争的经验教训。报告指出，在一个月前，北满以中东路工人的斗争为中心，爆发了各种群众斗争。假若中东路工人总罢工能够实现，无疑的北满工人、农民、士兵、学生的斗争，定会风起云涌地爆发起来。但是，这次斗争不幸在中途被机会主义所葬送，总厂失业工人后援会的领导权被东铁督办公署操纵的工业维持会所篡夺。所以，这一次中东路工人斗争的教训，是全党尤其是满洲党最可宝贵的教训。它证明，党的策略路线是正确的，托洛茨基取消派的策略路线完全是过去武汉时期党的机会主义的策略路线。报告认为，现在满洲群众的革命斗争还正在发展，形势还是很好的。党所领导的群众反帝运动正在向前开展，并已影响到许多城市。今后只要党的路线正确，肃清党内不正确的倾向，坚固地团结起来，是能够领导广大群众走上革命高潮的。
3月14日 就大革命教训问题致信中共中央。指出，共产国际在中国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就是忽视了反对中国党内机会主义错误，没有在理论上、思想上和组织上对机会主义领袖加以清算和处理。因此，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是有责任的。在中东路工人斗争中，也存在着忽视对于党内机会主义的斗争问题。
3月20日 主持中共满洲省委会议。会议讨论通过《满洲省委对中东路工人斗争的决议一一反对托洛茨基机会主义取消派》，井决定开除李梅五的党籍。要求各地党组织立即召集各种会议，配合刘少奇关于中东路工人斗争的总报告详加讨论，务必使一般同志都深切了解取消派在思想上和行动上的错误。
3月下旬 在中共中央接连来信催促下，离开满洲回上海。
4月9日 致信中共中央，总结中东路工人斗争的教训。认为中东路工人斗争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暗藏在党内的反对派违反党的指导机关的正确策略决议和指示，用他们的机会主义路线代替了党的领导机关的路线。反对派在群众中的组织力量，超过了党的力量，群众的领导权落在反对派手里。而党的组织涣散软弱，在思想上存在着右倾调和倾向，在工作中忽视了党内斗争，未能及时地坚决地在组织上清除取消派分子。
4月上旬 到原来工作过的沪东区从事工人运动。先后在恒丰纱厂、公大纱厂建立党支部，并逐步扩展到杨树浦自来水厂等工厂进行活动，发展党的基层组织。
6月 任中国工会代表团团长，从上海出发，途经大连、哈尔滨去苏联莫斯科，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
7月 到达莫斯科。
8月15日—27日 率中国工会代表团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有五十六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会议选举产生第五届赤色职工国际执行局。刘少奇当选为执行局委员。会后留在赤色职工国际工作。在赤色职工国际工作期间，在讨论关于对待黄色工会的策略问题时，与赤色职工国际领导人发生争论。赤色职工国际领导人根据当时德国职工运动的经验，主张中国赤色工会会员应在黄色工会里面建立赤色反对派，公开打出旗帜与黄色工会对抗。刘少奇不赞成这个办法，认为中国情况与德国不同，黄色工会力量强大且合法存在，赤色工会力量弱小且不能合法存在，在黄色工会里面搞赤色反对派不现实也不可能。主张赤色工会的会员可以加入黄色工会，利用黄色工会的合法存在来进行我们的工作，广交朋友，争取黄色工会中的下层工人群众。刘少奇的这个正确主张，被赤色职工国际领导人指责为“反决议”，并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帽子。
10月23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刘少奇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在刘少奇回国前，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由陈绍禹(王明)代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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