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艺术学院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一所综合性艺术学院。1938年春创建，1938年4月10日举行成立典礼，设有文学、戏剧、音乐、美术四个专业系。抗日战争时期，奔向“鲁艺”成为中国优秀青年最时尚的一种选择，成为一种滚滚向前的文化潮流。这里培养了诸如“艾青、丁玲、贺绿汀、贺敬之、王昆、于蓝、孙铮”等一大批优秀文艺工作者。由“鲁艺人”创作的歌剧《白毛女》可以称作解放区的文艺标志物，它唱红了延安、陕北、解放区甚至全中国。一部戏能那样深入那样普及那样脍炙人口对历史发展产生那样大的影响，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白毛女》堪称首屈一指。黄仁柯在其新作《鲁艺人——红色艺术家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12月出版)中描述了《白毛女》创作演出中的传奇故事。下文是该书节选。

芭蕾舞剧《白毛女》剧照

延安整风后期，或者说，终止“抢救运动”那段时期，中共领袖们——尤其是作为第一号人物的毛泽东——所做的那些坦诚的自我批评，在中国文化人中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他的讲话使延安文化人又一次获得了精神的解放，解放区文艺的春天不可避免地到来了！

整风运动、大生产运动改变了“鲁艺”文化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窘态，触摸到了劳动者情感中最本质的那些东西；整风运动、大生产运动也使得“鲁艺”文化人明确了文学艺术的“两为”方向，摆脱了“抢救运动”强加于人的精神枷锁。作为文化生产力最重要标志的艺术想像力被彻底激活了，中国解放区文化出现了一个崭新的飞跃。

作为解放区文艺标志物的，是歌剧《白毛女》的创作与演出。

《白毛女》的创作演出很有一点传奇色彩。

1944年4月，“西北战地服务团”(西战区)由周巍峙同志带队，奉调回到延安。“西战团”成立于1937年7月，成立后不久即由丁玲率领开赴抗日前线。以后一直坚持在华北。

“西战团”回延安的任务是学习总结，差不多有点整风补课的味道。不过这时候“抢救运动”已经得到有效的制止，因此，在返回延安的途中，“西战团”团员们想得最多的是怎样把那出反映敌后人民生活与斗争的话题《把眼光放远一点》搞得更好一些。凌子风、陈强、岳慎、郎中敏、李百万、郝汝惠等都参加了演出，他们得让延安的朋友看看：晋察冀的高粱米，也是很养人的呢！

1944年5月27日，“鲁艺”召开的欢迎会上，“西战团”演出的《把眼光放远一点》和其他一些节目，得到了观众的一致好评。作为“鲁艺”的院长，周扬在演出结束后很自然地会见了“西战团”的编剧邵子南，很自然地问了一句“最近在忙点啥？”

周扬身为解放区最有权威的文艺机构“鲁艺”的院长，这种问话自然也就有点例行公事的味道。因此，当邵子南告诉他：“搞了一个戏曲剧本，想请周扬同志指教”时，他也就很随意地说了一声：“好呀，拿来看看呀！”

其实，周扬已经不是第一次听到白毛仙姑的故事了。在此之前的1944年5月，《晋察冀日报》记者李满天在给周扬的信中，就已经谈到了这个故事。故事情节很简单，说在一个山洞里，住着一个浑身长满白毛的仙姑。仙姑法力无边，能惩恶扬善，扶正祛邪，主宰人间的一切祸福。至于这仙姑到底身居何方则说法不一，山西人说在河北，河北人说在山西，反正就在晋察冀的一个洞里。

可以说，民间流传的有关白毛仙姑的版本，还没有超出侠义话本的范畴，而且传说中还有不少封建迷信的成分。但是，周扬却从李满天描述的民间故事中，从邵子南还没有定稿的戏曲剧本中，看到了一种新的东西。尽管他还一下子说不准确这新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但艺术家的直觉却告诉他，这种新的东西肯定值得探求。

周扬立即决定由“鲁艺”创作并演出一部大型舞台剧，就以“白毛仙姑”为题材。当时苏联红军已经向法西斯德国反攻，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曙光已经在地平线上升起；党的七大也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因此，虽然周扬没有提出“向七大献礼”之类的话题，但他心里明白：搞这个大戏的目的，就是要向七大献礼！

创作班子很快搭了起来。当时鲁艺戏剧、音乐、美术、文学四个系，由于新秧歌运动，戏剧、音乐两系经常联手，所以周扬便决定《白毛仙姑》由戏剧系主任张庚总负责，编剧邵子南，导演王滨、王大化、舒强，至于作曲则几乎汇集了音乐系所有的精兵强将：马可、张鲁、瞿维、向隅、李焕之。

邵子南在他原先的戏曲剧本的基础上，很快就写出了剧本的演出本，主题当然已经不是民间传说中的行侠仗义，而是反映阶级剥削给劳动人民造成的沉重灾难。

曲作者们按照剧本赋予的戏曲形式，以秦腔为基调为剧本配了曲。试排几场之后，周扬很不满意。他认为无论从立意还是从艺术形式还是从表演格调，《白毛仙姑》都没有走出旧剧的窠臼，也就是说，没有新意。为此，他明确地提出：“鲁艺”要在党的七大召开之前，创作演出一部大型的新歌剧《白毛女》；要赋予新歌剧以新的主题，体现劳动人民的反抗意识，以鼓舞人民的斗志，去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张庚根据周扬的意见，果断地调整了创作班子。编剧换成了从文学系调来的贺敬之、丁毅，其他人马一律不动。

接受《白毛女》的创作任务后，贺敬之很快就以诗人的情怀和戏剧家的表述力，完成了新的剧本(丁毅创作了最后一场)。新剧本确立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这样一个新的主题，而这恰恰正是创作之初周扬看到但是没有明确说出来的那个“新的东西”。

周扬热情地肯定了贺敬之、丁毅创作的《白毛女》新剧本。接下来的难题就是作曲了。

《白毛女》的定位是歌剧。对于歌剧艺术来说，最能表现它本色的是音乐。可是，《白毛女》的五位曲作者，对于“歌剧”却完全是陌生的。他们谁也没有看过《茶花女》、《蝴蝶夫人》这样的歌剧经典。在五位作曲者中，只有在“鲁艺”音乐系任教的李焕之、向隅、瞿维三人对西洋歌剧略有所知，而且还完全是书本上的那点皮毛。

然而，五个年轻人却凭着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义无反顾地投入了创作。

钉子没少碰。一个多月下来，五个人写了一大堆曲子，试唱的结果，没有一首能够采用。百分之百的废品。这个比例对于作曲家，应该是够沉重的了。他们深感歌剧知识的缺乏严重地禁锢了自己的想像力。

最急的当然是作为总负责的张庚。张庚知道马可、李焕之、向隅、瞿维、张鲁是边区一流的音乐人才，他们的音乐才华不容置疑。他们一时的失败只是陷入了一个误区而已。那么，这个误区到底又在哪里呢？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