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这样说:“一个朋友送来一本本港出版的《刘主席语录》,我觉得很好玩,就把‘毛语录’从书架上取下来,把两本语录比较了一番。”“越看越觉得,(刘)这个人有些可取之处。拿这本《刘主席语录》来说,其中有好些话非常通情达理。”用刘的一些话“来分析批评今天的‘文化大革命’,可收一针见血之效”。伦敦世界新闻社的书评这样说:毛、刘“这两个并肩奋斗不下40年的同志到底为什么发生冲突,目前的真相又为何,外界确实难明。最近香港出版了一本小小的《刘主席语录》,多多少少总算揭开了双方这场你死我活的斗争的一点内幕”。书中所载,“有一大部分在中共反刘的论文中曾经引用过。所以是一本刘少奇的言论与思想的详实记录”。
在香港出版的《刘主席语录》还与在大陆出版的《毛主席语录》共同在日本引起轰动。当时,日本共产党内部分为支持毛泽东的“毛派”和拥护刘少奇的“刘派”。《毛主席语录》日文版销量曾高达15万册;而《刘主席语录》的出版为日共“刘派”提供了理论根据,所以好几家日本出版社都争向编印者购买版权。本书英文版、法文版的出版也有类似情况。此书在国际社会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在谈到本书在海外热销的情况时,司马璐还颇为坦率而且幽默地对我说:“不瞒你说,靠这本小书,我赚了一大笔钱,译为外文按国际惯例都给版权费。这样,我在香港才能买到多年渴求的一幢自家的住房,还到世界多国旅游。当时中国大陆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取消了稿费,还没有加入国际版权公约,不然的话,我还应该送给王光美女士一笔原始版权费。”
然而好景不长,1967年7月18日,江青一伙擅自决定组织召开批斗刘少奇夫妇的大会,并且对刘少奇实行抄家和人身迫害。1968年11月1日,中国大陆公布了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公报。这次中央全会批准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并且决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这标志着中共党内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已决胜负,已有定论。从此,《刘主席语录》这本小书不仅越来越没有销路,而且被香港造反派在一个夏日的晚上11点半钟,冲进自联出版社门市部纵火全部烧毁。当时香港报刊曾以“火烧《刘语录》”为题予以报道,并有很多读者来电慰问。既已悉数化为灰烬,因此,司马璐先生于1983年11月从香港转移到纽约定居时,一本也没有带去。
那么有什么办法能够重新找到这本绝版稀世的红宝书呢?我在美国期间,先后托友人从哈佛大学东亚图书馆、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和美国国会图书馆等处查询,都没有得到。2000年底我回国后,又托香港友人从香港各大学图书馆检索,依然毫无踪影。我想起1988年和1993年我两次应邀到香港中文大学讲学期间,曾经在铜锣湾一带逛过香港的旧书店,从那里可以买到难得的旧书,如果缺货还可以预约登记。此书当初是在香港出版发行的,可能还有人收藏。于是,我就拜托香港友人不惜高价收购,终于在2003年春天如愿以偿,真是喜出望外。小书购到后,我请友人千万不要邮寄,以免丢失,可留待在港工作、我过去的学生方便时亲自带回。看到原书才弄清了:扉页上印有“香港自联出版社编印”的字样,并没有署编者的姓名;底页印有自联出版社在“九龙弥敦道美丽都大厦商场二楼74号”的地址和电话号码;还印有“河洛印刷厂印刷”,1967年6月初版,定价港币一元五角。
对照两本语录,比较两个版本异同
现在把《毛主席语录》与《刘主席语录》这两本红宝书对照比较看很有意思。两者既有共性又有个性。这两本书都是小型本、红色塑料皮,书名都用烫金字,书前面都各有毛、刘本人正面半身照片,内容都是分编为33个专题。所不同的是《刘主席语录》系64开本,《毛主席语录》原先也是64开本,然而从1967年7月第五版起,为便于群众随身携带缩小为100开本。《刘主席语录》前面还有一张“刘主席、毛主席合影”和刘少奇的手迹题词:“学习雷锋同志平凡而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编者这样安排,我想意在表明毛、刘曾经是最亲密的战友,刘依然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目录之前刊有刘少奇简历,录自香港《大公报》1959年5月11日所刊资料;书后附有自编的刘少奇生平事略。看来这是为了便于海外读者了解刘的革命生涯。两书更重要的区别是《毛主席语录》扉页上印的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刘主席语录》扉页上印的则是“全中国的爱国者,团结起来!”《毛主席语录》在“文革”期间出版的版本上都印有“最高指示”四个烫金大字,《刘主席语录》在第一页上也印有“最高指示”,可是其内容并非毛泽东的言论,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九条、四十条、四十一条、四十二条、四十五条,其内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产生、职权、地位和行使职权的期限。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如果说我们国家有什么最高指示的话,理应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各项决议和法律,那是全国各个政党、团体和全国人民都必须遵守并贯彻执行的,而不应该把任何领导人的言论作为最高指示。《刘主席语录》不仅在书前列出五条宪法规定作为最高指示,而且在书后附录中收入我国1954年宪法全文,显然旨在强调中国按理要依法治国,成为法治国家。应该说,编者当时这种立意和用心是值得赞许的。
再细看这两本语录的目录,我们不妨先把各自33个标题并排对应开列如下:
《毛主席语录》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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