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靡全国全球 发行50余亿册 猛涨急落的红色海洋

　　六十年代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图书是中国的一本小红书——《毛主席语录》。据报载，仅“文革”几年之内，国内外就出版了用50多种文字印成的500多种版本,总印数为50余亿册。在当时，全世界30多亿人口，男女老幼人均1．5册有余，被国际上公认为：“是二十世纪世界上最流行的书”，“是世界上读者最多的书”。

　　曾记否，二十多年前，似乎在一夜之间，“红宝书”忽然在中国大地掀起了红色海洋，呼啸澎湃，浩瀚无边。《毛主席语录》在人们手中飞扬，口里传诵；“最高指示”响彻云霄，语录歌声昼夜不断。大街小巷所有的建筑物，里里外外都敬书高悬语录牌，全中国成了一个“红彤彤的世界”。

　　那时，全国除毛泽东本人以外，上自“副统帅”林彪，下至每一个学龄儿童，无不每天随身携带这本小红书，早早晚晚必须高擎于头顶，三呼“万寿无疆”，三呼“永远健康”，那时称此举曰“早请示”、“晚汇报”；大小集会，乃至随时随地，都可能需要朗读或背诵毛主席语录。那时，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毛主席语录》不可不带。“顶礼膜拜”程度胜过历史王朝，成了新的宗教仪式。

　　有段时间在人际交往中，也要像对口令一样用毛主席语录互相呼应。老太太上街买菜，要对售货员说：“‘节约闹革命’，请给我拿二斤菠菜。”售货员要答：“‘为人民服务’，这是找你的钱。”否则买卖不能成交。

　　人们拿着《毛主席语录》就像拿到了“尚方宝剑”，可以攻击别人，也可以防卫自己，但《毛主席语录》的防卫性远不及进攻性强。巴金在劫后的日子里，对此曾有过一段形象的描述：

　　“有一个时期我们每天要举行几次‘请示’、‘汇报’、‘祝万寿无疆’的仪式。别人在我们面前念一句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于是我们就成了该打倒的‘反动的东西’。他们又念一句：‘这是一些极端反动的人’,于是我们就成了‘极端反动的人’。他们再念一句：‘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要进行批判’，于是我们就被当作‘牛’给关进了‘牛棚’……”（引自巴金《要有个艺术民主的局面》）

　　文革中，毛主席语录又更多地作为个人与个人派别与派别之间互相攻击的常规武器被投来掷去，漫天飞舞，好像谁使用的“语录”多，真理就在谁手里。作为软武器，毛主席语录也曾直接用于“反帝、反修”的战场。请看下面发生在1966、1967年间的事件记录：

　　我驻×国使馆造反派，在大街上散发印有“造反有理”语录的传单，东道国提出抗议；

　　我驻×国使馆造反派要在使馆屋顶上用霓虹灯制成语录牌，宣称要让这里的人民看到金光四射的毛泽东思想；

　　去×国援建的工程人员中的造反派，要在工地上竖起一块“社会主义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的巨幅毛主席语录标语牌，当局不同意，他们集合抗议，与警方发生冲突，造成流血事件；

　　我驻非洲×国使馆的造反派，在公共汽车里朗读毛主席语录，在街头向来往行人硬塞“红宝书”和毛主席像章，对拒绝接受的群众挥拳辱骂，引起群众愤怒；

　　我驻×国使馆造反派，拦住蒙黑色面纱的伊斯兰妇女，宣传毛主席关于妇女解放的思想，遭到臭骂；

　　1967年，我国500多名留学生回国，途经苏联，其中留法学生到红场高声朗读毛主席关于反修防修的语录、与苏联警方发生冲突。其他留学生义愤填膺，成立了留学生总指挥部，准备组织汇集在莫斯科的百十名留学生，再次去红场“血战到底”！如不是接到了陈毅签发的特急电报，真要在“苏修叛徒集团老窝”中心开花了；

　　留在巴黎的留法学生听说第一批回国的留学生在红场挨了打，立刻带上了刷子,提上了油漆桶，排着队准备到苏联驻法大使馆去写标语，走到半路就被法国警察截住了，也挨了打，又被拘留了一批。我驻法大使亲自连夜给法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打电话，同时又派人到法外交部交涉。次日，法方才用囚车把被扣留学生押送飞机场，让他们立刻登机回国。

　　1966年，我国派出一个青年文艺小组到与我国友好的法国访问演出，他们在每个节目表演前，都要先念一通毛主席语录。观众对此很反感，头两三个节目，还能忍受。以后每念一次毛语录，台下就发出一片嘘声，越念嘘声越厉害。大使馆的同志们看到这种情况，心里很难过，建议他们不必每一节目前都念语录，但文艺小组领导坚决不肯，说节目前念语录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创举。台下喝倒采，他们说观众大多是资产阶级、敌人反对正说明我们是正确的。大使馆黄镇同志和宋之光同志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为了维护毛主席的威信，为了中法友谊不受伤害，只好对他们说，如果不接受使馆意见，就不要再演出了。这才使他们不得不做了让步。但1967年，当宋之光回到祖国时，却为此被扣上了“反对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帽子，坐了“喷气式飞机”。

　　在六十年代中期，“毛主席语录”成了中国人民生活中的不可缺少之物，六七十岁的老太太和咿呀学语的娃娃也都要背会它几条。在中国，人们念的是语录辞，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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