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新民
自1980年代以来，变化着的文学形势逐渐突破了传统现实主义的规范。为了给这些突破赋予新的意义，文学批评家们创造了形形色色的现实主义文学名称，诸如“表现现实主义”、“体验现实主义”、“文化现实主义”、“人文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心理现实主义”、“形式现实主义”等等。这些命名隐含着现实主义内涵两个方面的新变化：一方面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在不同程度上突破了传统现实主义的规范；另一方面，现实主义的形式因素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视。批评家们对现实主义新变无疑是敏锐的。的确，现实主义从它一诞生起，就不是一个本质的、固定不变的概念。
对现实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伊恩·P·瓦特有着独特的见解，他认为：“‘现实主义’一词首次公开使用是1835年，它被作为一种美学表述方式，指称伦勃朗绘画的‘人的真实’，反对新古典主义画派的‘诗的理想’；后来，它被杜朗蒂主编的杂志《现实主义》1856年创刊号作为一个特殊的文学术语献诸公众”。这个术语后来又在福楼拜及其后续者那里指“用作‘理想主义’的反义词” 。（伊恩·P·瓦特：《小说的兴起》，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2页。）通过对现实主义概念的梳理，伊恩·P·瓦特认为现实主义是一个历史性的产物，是和当时的社会文化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不是个孤立的、普泛性的概念。的确，现实主义本身是一个发展的概念，社会生活的发展为现实主义的内涵提供了丰富的拓展空间。在和社会文化语境的对话中，现实主义拓展了自身的文化内涵和规定性。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现实主义的内涵一直在扩展与丰富。因此，我们不能够仅仅抓住它曾经有过的内涵来框切当下的社会生活，而是应该依据当下的现实生活来发展现实主义，让现实主义始终能和鲜活的现实社会保持紧密的联系，维持自己对鲜活的现实生活的发言权。
此外，现实主义还是一个关于形式的概念，这一点被我们长期忽视。我们太在意现实主义文学与现实社会的关系，过分看重现实主义文学的社会效果，而作为形式的现实主义被我们遗忘了。而在一些批评家看来，现实主义形式的重要性甚至超越了它的社会功能性：“所有的现实主义小说都是通过维护—种与现实的特权关系来获取其权威性的。然而，这一诉求不仅仅简单地是一种消极前提，它也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形式因素，在现实主义模式的所有样本中都留有运作的痕迹。每一部新作都有权重构这一诉求，由此显示它对现实的独特把握。因此，可能的思路或许是，悬置那些不可捉摸的认识论问题，转而将再现行为当作一种智力劳作来考察……，其蛛丝马迹可以从文本中发现。现实或许可以看作为——至少是暂时的——仅是想象的产物。如此理解‘现实’(我将用大写的方式强调其修辞的而非本质的意义)可以使我们摆脱有关现实与文本之关系(反映论)的狭隘论辩，腾出手来探讨小说的创造性生成(发生论)、它的接受和社会效用。……通过对最后两个范畴的详尽考察，……我们能够越过现实主义的真实性诉求当中的认识论盲区，开始将它理解为一种美学形式的实践。”（[美]安敏成著：《现实主义的限制》，姜涛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8—9页。）将现实主义作为一种美学形式来理解，不仅能让我们能更深刻地理解现实主义的内涵，更重要的是，它提醒着人们，现实主义形式具有着多种的可能性。它应该越过现实主义社会功能的禁锢，展现出自身的独特的美学意义。
正是从以上两个方面来讲，长篇小说《圣天门口》显示出了其独特而跨越性的意义。它充分体现了中国当下现实主义文学新内涵。它突破了传统现实主义的规范性，高扬了个体生命的价值，提出了“人”是社会变革的基本准则的文化理念。同时在文学形式的探索上，《圣天门口》也呈现出崭新的特质，构造了空间形式这一不同于传统现实主义的文学形式。这两个方面的变化，预示着《圣天门口》给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带来了新高度。
“人”：《圣天门口》的内涵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俗社会生活逐渐显示出了其巨大的吞噬力：人们为金钱和欲望的魅力而迷惑，陷入了物质的狂欢之中；人的理想以及人的终极性关怀丧失，人的精神被物质挤压并萎缩。而文坛上也陷入一片喧嚣和躁动之中：变幻不定的各种写作旗帜、商业性的炒作以及对欲望写作的盲目崇拜等等，这一切都昭示了人的信仰危机，精神丧失。
同时，就现实主义自身来看，从1980年代开始，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遇到了挑战。一方面，现实主义文学要求再现现实生活，把时代思想情绪的表现作为现实主义文学的最高追求。在这种艺术追求中，小说中的人物仍然难以脱离工具性的地位。另一方面，在文学思想上，随着文学对“人”的价值探讨的深入，传统现实主义文学规范受到了普遍置疑。因此，现实主义文学陷入了对现实生活的再现和对“人”的价值表现的两难困境中。在“现实主义冲击波”文学口号提出之后，对现实主义的诘难，彻底揭示出了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困惑。其中，又以现实主义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