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忠

　　《圣天门口》的问世，让我想到了雨果的《九三年》和《悲惨世界》想到了雨果对于法兰西大革命的描述和追问，想到了雨果那句著名的判断：革命是百分之百的正确的，但是，在百分之百的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百分之百的正确的人道主义。生动地描述历史和深入地评判历史，是一位致力于历史题材作品的作家首先需要想明白的问题。就此而言，刘醒龙的追求是可以令人信服的。
　　沧桑百年，中国的历史进程中，曾经充满了血腥和暴力，弥漫着仇恨与冤孽。回望所来径，苍茫入翠微。于是，以宽容和澹定超越时代的血海深仇的梅外婆和雪柠，就像一面镜子，高高地悬在偏远狭小的天门口的云彩之中，给天门口的人们和当下的读者，指证人生的另一种可能性。就象雨果笔下的冉阿让那样，在动荡多难的时势中，坚守着自己的心灵底线，在经历种种危难险峻时，在沧海横流中，现显精神的高洁和信念的坚韧，显现比大海和蓝天更为宽广的悲悯宽恕的情怀。说起来，从8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启蒙神话的破灭和现代性的危机，中国文化和文学中，向西方宗教的倾斜和偏移，是一个重要的现象。北村的《施洗的河》，铁凝的《大浴女》，曹征路的《那儿》，张廷竹的《大路朝天》，都不约而同地将作品的主人公引向了《圣经》所导引的大爱之境。吊诡的是，西方的近代文化是从中世纪的神学中走出，开始了自己的现代性之旅，20世纪的中国，却是在经历了现代性之旅的一再挫败之际，导致了许多当代文人的精神境界的转向。另一重吊诡则是，当下我们所理解所言说的基督教，其实仅仅是停留在非常肤浅的层面，所谓因信称义是也。基督教也有非常血腥残暴的一面，从理论层面上的“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从上帝放纵洪水洗涤大地上人们的罪孽，不惜将无数生灵灭绝一空（请再读一读诺亚方舟的故事，诺亚将世间的各种动物，各选雌雄一对，带上方舟，以防备物种灭绝，其余者就只能让它们死于洪水汤汤了，人们生而有罪，难道万物也应该因此受到无情的株连吗？上帝的仁慈何在哉），到尘世中曾经发生过的十字军东征、宗教裁判所、赎罪券，和文学作品《十日谈》、《巴黎圣母院》、《牛虻》、《红字》中所揭露的神性对人性的压抑和扼杀，对于我们来说，似乎都是视而不见、充耳不闻。难道说，在现代性的乌托邦破产之后，我们就应该重蹈2000年之久远的由上帝、圣母和耶稣构建的乌托邦吗？
　　是的，请注意这里的圣母的角色。在上述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中，除了北村一厢情愿地让恶人改悔的《施洗的河》，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作品中的宗教情怀，都是青睐于作为弱者的善良女性的——这可以看作是西方的圣母和东方的观世音菩萨的融合，或者更多是暗藏了后者的救苦救难、慈航普渡的。冉阿让在许多场合，都是处于强势地位，处于主动的选择之中的，例如，他面对被革命者抓获的沙威警长，是胜券在握，生死由他，不但在精神和心灵上是强者，在命运上也是强者。但是，在《圣天门口》中，梅外婆也好，雪柠也好，她们都很难说是处在风口浪尖上——在天门口，居于敌对双方冲突之中心的，是杭九枫、阿彩与马鹞子、段三国，以及抗日战争期间的入侵者小岛北等人。梅外婆和雪柠，既是天门口的外来者，又是这里的血雨腥风中的边缘人。她们的所作所为，在现实中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甚至说，她们连自己的身体都难以自我保全，免遭异国的和本土的男性的欺凌。因此，这就使作品中反复提及的“一个耳一个口一个王”的造“圣”运动，陷入了自我解构的困境。可以说，作家是为粗心的读者和评论家设置了一个陷阱，他在层层皴染这“一个耳一个口一个王”的神圣氛围的同时，又在进行自我质疑。就象梅外婆临终的遗言所述：梅外公当年雄心勃勃，想要拯救一国，结果是牺牲了自己却未能实现梦想；梅外婆自己已经锐气大减，想要拯救天门口一方水土，仍然是徒劳一场；对于雪柠们来说，能够拯救一个人，也许就不虚此生了（这也许就是作品中的下一代命名为一省、一县、一镇的反讽意味所在吧）。
　　这就是刘醒龙的过人之处，他清醒地意识到了当代中国的精神困境。如前所述，在一些当代作家把他们所面对的心灵困惑移交给上帝去处理，自己则轻而易举地获得心灵安宁的时候，刘醒龙似乎也在这一路径上向前迈进，甚至可以说，他在这一路径上走得最远，开掘得最深，《圣天门口》所展现的数十年间的历史风云，生命如草芥，百姓如刍狗，在时代的大棋局上，被那只看不见的历史之手纵横捭阖，任意摆弄，毫不吝惜地当作祭祀，随心所欲地挥霍殆尽，令人扼腕叹息，令人掩卷长思。于是，梅外婆和雪柠的存在，与其说是以绵薄之力给沉重的牺牲增添了些许温馨和圣洁，不如说，更加重了理想的人性与现实的悖谬之间的反差。当年闻一多先生在评价唐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时，将其称作是“宫体诗的自赎”，既是宫体诗的集大成，又是宫体诗的终结者。依我之见，《圣天门口》也可以看作是20年来以西方的基督教神学填补当代中国理想破灭之后的精神真空的集大成者，又是其终结者。是“神圣天国的自赎”。
　　尘世间的危局，是无法凭依天国的福音加以救赎的。于是，我们就不能不关注《圣天门口》的主人公杭九枫，这样一个起自社会底层的“流氓无产者”，一个敢打敢拼、敢于将自己的生命和他人的生命轻率地投入历史漩涡中的草莽英雄。这种本土化草根化的乡村豪杰，也是当代思想文化和当代文学中非常引人注目的一类人物。毛泽东当年曾经为他们辩护说，不是痞子而是先锋，近些年的历史和思想文化研究却往往更多关注他们在时代风云中的负面效应，即在历史动乱中敢于率先响应、揭竿而起，充满了破坏和盲动、粗鄙和贪欲品性的卑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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