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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与血肉的写作——刘醒龙小说叙事中的主体意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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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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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醒龙是一个众说纷纭的作家，他的丰富和“浅薄”，固守与“位移”,让我们在执其一端的时往往又失其一端，我们仿佛捉住了他手中又好像空空如也。在不同的创作谈和访谈中，他不断的否认评论家们已经形成的认识，他会说“那是你们评论家说的”，而逃出网罟。是什么促使他逃离一次次的“捕捉”？这是一件令人着迷的事情。也许是因为刘醒龙的世界是一个我们还没有诚恳地进入的世界？或者是一个刘醒龙自己都没有完全认识的世界？他的文学世界是一个什么世界？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个入口？在创作谈《孤独圣心》中刘醒龙有这么一段自白：“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只要没有死亡，活着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怎么个活法。有的人用智慧和思想，有的人用灵魂和血肉。这一点于作家也不例外，而我由于智慧的匮乏、思想的浅薄，便只能选择用灵魂和血肉来写文章了！唯有如此，我流浪的精神与情感，才能找到笔尖那么大小的家园！”①这段话是不是就是进入刘醒龙世界的隧道呢？一个用灵魂和血肉写作的人难以和单向度的理性的分析兼容，那样的分析会被认为是一种肢解而不是阅读，不是灵魂和血水的搅和之后的激荡；因为是灵魂和血肉的写作，作者的叙述就不是完全遵循一条理性的路子，而是主要按照作者对生活的感性的领悟形成调子和节奏感。我们首先可以这样理解刘醒龙，也理解他的文学世界。
一
刘醒龙产生影响的作品主要是现实主义的，他自述“我的文学创作明显地存在着三个阶段。早期阶段的作品，比如《黑蝴蝶，黑蝴蝶……》、‘大别山之谜’，是尽情挥洒想象力的时期，完全靠想象力支撑着，作者对艺术、人生缺乏具体、深入的思考，还不太成熟。第二个阶段，以《威风凛凛》为代表，直到后来的《大树还小》，这一时期，现实的魅力吸引了我，我也给现实主义的写作增添了新的魅力。第三个阶段是从《致雪弗莱》开始的，到现在的《圣天门口》。这个阶段很奇怪，它糅合了我在第一、第二个时期写作的长处而摈弃了那些不成熟的地方。”②在这个刘醒龙自列的时期表中，现实主义的第二阶段产生了《村支书》、《凤凰琴》、《秋风醉了》、《黄昏放牛》、《分享艰难》、《挑担茶叶上北京》等一批给他带来盛誉的作品。这些作品是否如刘醒龙所言“给现实主义的写作增添了新的魅力”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说清楚两个相关的问题：是现实主义写作重新遇到了一个它可以展开的“场”，还是刘醒龙用他的写作激活了现实主义？这里前轻后重的谈一谈。
现实主义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因其悠久，往往被目为“过时”。80年代以后，各种新潮创作方法竞标新异，在极端先锋派那儿发展为“符号能指游戏”，对于这一点，我们现在有所省察。我觉得对于符号与现实之间关系的揭示莫如这段话精彩：“符号只有保持半自律状态才能获得这种自律性，而文化领域要在现实世界之上具有绝对意义，就必须保留最后一丝外表或外部世界的感觉来作为复制品或想象中的副本。”③这是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分析后现代文本中的符号冒险现象说的。没有能够完全脱离现实的符号体系。而新写实发展到极端出现了文本与现实完全重叠，甚或现实压迫文本，写作处于被动的甚至是失语的状态，作家的主体性主动消失等等现象。这一些实验当然有其自身的意义，但是也产生了一种印象：文学躲到文字中去娱乐去了。不管我们如何评价这种现象，但是对现实主义的关注的反弹似乎是不可避免的要发生了。于是评论界开始回眸已渐成气候的“现实主义冲击波”，时间正好是各种文学实验逐步退潮的90年代，此时刘醒龙们也已经找准了自己的立足点，开始成熟起来。这场现实主义的回归当然也少不了刘醒龙一批人的努力。他们重新将读者的眼光从80年代的“人性”、“文化”、“文本”拉回了“现实”——一个非传统的复杂的现实，一个陌生而令人惊异的现实，一个让抽象的人性、文化束手无策的现实。在这个方面，刘醒龙是非常突出的一个。他将人文关怀、干预现实的精神重新输入小说的精神血脉，将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时代精神文化环境紧密结合起来，再现了传统的典型理论的活力。和时代紧密结合，这是刘醒龙小说能够赢得读者的主要原因之一。除此几点之外，我觉得还有几点是有一定探讨价值的问题，这些问题是不是能构成刘醒龙现实主义的一些特点呢？
二
作者与人物系列的关系。现实主义创作最大的魅力在于塑造鲜活的、典型的人物。刘醒龙笔下有一系列乡村和乡镇人物形象，如农民、乡村（镇）干部、知识分子、乡镇工人等等，这些人物可谓鲜活，但仅仅用鲜活不能解释刘醒龙人物系列的特征。他的小说产生争议主要是刘醒龙对他笔下人物的道德判断问题，例如久经争议的孔太平。孔太平表面上为了乡镇的发展而殚精竭虑，他与派出所争赌资捐给学校，想办法将嫖娼的关键客户洗白，为了保住镇财政收入而放弃惩罚强奸自己表妹的洪塔山，并且还在这一切的过程中与镇长赵卫东勾心斗角，其重要出发点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政治前途。乍一看，刘醒龙在这类小说中仿佛消失了道德判断的能力。果真如此？如果我们看看《挑担茶叶上北京》等小说，就不会得出这种结论了。这篇小说中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而且批判的就是丁镇长之流谋尽心机，极端的损害农民的利益以开拓一己的政治前途的行为。在“分享艰难”的旗号下，刘醒龙虚悬了道德判断，为什么呢？我们可以说，他是通过孔太平这类人物的塑造直接完成社会批判主题，因为孔太平就是社会转型期的畸形儿，而从人物塑造的角度讲，他就是时代的“新”的人物形象，是“这一个”。如何评价“这一个”？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价值标准。我们可以站在道德主义的立场谴责孔太平，因为即使是作为普通人来讲，他也是够卑鄙下流的，何况是应该用政治道德衡量的乡镇党委书记呢？谈到这个问题，可以顺便说一说《村支书》中的方支书，刘醒龙就为他这个人物唱了一首深情的道德挽歌；从现代社会的理性发展思路来讲，孔太平也不会是一个“新人”。现代社会提倡社会理性和个人理性的建立，要清除或缩小无序世界存在的空间，孔太平又决不是一个按常规出牌的人。也就是说，我们用道德主义要求他，他可能会退守为又一个“方支书”；用较为成熟的现代理性要求他，他却还生活在“这个时代的这个地域”——社会转型期的鄂东乡镇，即使他有这种现代理性的内在驱动，但是达到理想的目标他仍然需要工具理性的“权”和“术”。刘醒龙可以站在道德立场批判性的塑造，不过多一个“丁镇长”；也可以站在知识分子的立场质疑孔太平，但是那个孔太平不能反映出这个时代思想潮流的所有的荒诞特征——孔太平就是那个时代的风流人物。刘醒龙或有意或无意地站在了“这个时代这个地域”写“这个时代这个地域”的人，他不但“敞开”（海德格尔）了人物，通过人物“敞开”了时代地域，而且“敞开”了自己，将自己的立场置于人物的同一环境中，用置身地狱的壮烈呈示荒诞的彻底，以完成这个人物的彻底“敞开”。他虽然也被置身于批判之中，但他表现了“这一个”；他的确冒了险，但是成就了一个“典型”。将人物置身于具体的、现实的处境之中，而不是想象的、抽象的环境之中，让人物在这个处境之中生发自己、绽放自己，这种生发、绽放自在、自然，有朴实的生活味。从这种意义上讲，人物以其存在方式连他生存的处境一起唤醒了。刘醒龙甚至将自己也投入地狱烈火，完成了对现实圣坛的膜拜。
将自己置身于人物的处境，去体会人物的内在发展逻辑，是并不新鲜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刘醒龙在这个方面做的是出色的，这也是他的创作态度。他将这个叫做“平等的心理”、“平常的心态”。用乡下人的眼光写乡下人，“平视”所遭遇的人物和事件，是他“固守”的立场。他一直抱怨“城里人听不懂也不愿听那竹笛”也是这个意思。对《凤凰琴》改变成电影这一事件，他说“尽管故事情节、语言几乎原封未动，可是怎么看怎么不像原小说了”。对乡村叙事的改写凸显了两种不同的叙事的冲突，这种冲突会延伸到文本和阅读的各个方面。在这种种冲突中，刘醒龙固守着自己的立场：“同情与怜悯带着施舍的背景，愤慨与忧虑则是恨铁不成钢的教师爷前提。这些东西妨碍着科学的、公平的写出乡土小说里的哲学意识与历史感来”。但也正是这种忧虑，使刘醒龙从置身之处站了出来，从隐伏中慢慢现身，他首先也许是要说明这种叙事的视角对现实主义是多么重要，而他正是得益于这种来自他灵魂和血肉的叙事策略。但是，随着声音的起伏波动，他的小说中出现了隐身与超越的悖论。他给孔太平的故事命名为《分享艰难》，一种对乡村生存的亲和感受跃升为一种政治与道德的呼吁，他要以这种呼吁对抗强势话语的“肆虐”，并证明他的小说世界存在的合理性，他将沈从文乡土小说的“平常心”转换成了一颗“超常心”。或者说，刘醒龙对自己的“敞开”已经试图越过一定的界限，他要彻底敞开自己，和他的小说世界结成一体形成更强的抗衡力。从“分享艰难”，到“生命是劳动和仁慈”，到“圣天门口”中的“仁爱”，越来越强烈的作家主体意识的介入让人吃惊。那么问题是，小说世界的敞开要求作家主体意识具有“平常心态”，它和作家自身敞开的“超常状态”是一体两面，还是在小说世界中形成了龃龉？在这个方面，刘醒龙和批评家的意见出现不统一。刘醒龙认为这些“超常”的状态是“平常”状态的延伸。在《分享艰难》中，“分享艰难”的意识不是来自作者，而是来自孔太平舅舅田细伯请求孔太平不要处理洪塔山（作为谨慎的乡村老人，即使在自己的女儿遭遇了这样的不幸之后，也是不愿张扬毁损自己女儿的名誉的），孔太平跪在舅舅面前（这一跪之中有很丰富的内容啊，有不能为表妹报仇对舅舅的愧疚、有可以放弃对洪塔山追究的侥幸，“乡镇发展”、自己的私人利益和亲属利益相冲突时放弃后者的无奈和痛苦，最震撼人心的是这一跪中的那种无能感，这种无能感正是他的良知醒悟后和他要顺应的政治规则的冲突：滔滔洪水，岂孔太平能够中流砥柱啊。这一跪，跪出了一个特殊时代特殊地域的可怜儿的形象，是非常精彩的一笔。特别是孔太平还没有意识到自身的荒诞，他是狂妄的以“分享艰难”的名义跪下去的。多么神奇的“跪”啊）的细节，是一种社会发展中的“民间意识”（我们为什么不把“分享艰难”理解为一种“反讽”呢？从文本出发，延伸刘醒龙的悲凉感），而“生命是劳动和仁慈”是小说中农民群体的主体意识等等，刘醒龙不过是一个乡村文化精神的代言人，他不过将微弱的乡村意识放大成一种社会应有的文化精神；因为如此，刘醒龙当然会认为自己能够继续保持“平常心态”，或者说，这种“超常状态”就是还在保持“平常心态”的一种证明。他相信自己的灵魂和血肉获得的这种感性可以上升到理性的高度，而不会出现偏差。但是，在这种“放大”中，刘醒龙已经转换了自己的身份，他从一个冒险地投身于自己的小说世界，不惜和小说世界一起接受批判的人，成为了一个和自己的小说世界一起批判世界的人，随之，一个小说叙事的话题转换成了一个文化批判的话题，小说中人物的敞开演变成小说作者的敞开，这无疑又是一个有趣的文化现象。评论家们质疑了这种转换。他们大体从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角度立论，坦言“‘现实主义冲击波’削弱了现实主义的批判功能”④，“我十分欣赏你作品中的那些近似乎托尔斯泰宗教意识的道德感。但是，你若拿文学作为武器去感化一切人事矛盾，就好像堂吉诃德与风车作战一样难堪尴尬。……你让那些已经完形的时代畸形儿们（诸如陈西风、徐快、文科长、徐富、段飞机、方豹子等）都在这场壮丽的人生‘劳动’中得到‘仁慈’的心灵陶冶，无形中就将本来业已完成的人物形象塑造坠入了一个距离现实很远的深渊。这种‘和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但是削弱了批判力量，而且也拉开了与现实主义的距离。”（丁帆《论文化批判的使命》）这种批判要刘醒龙归位。如果他不归位，那么强烈的作家主体意识最终会让人物成为作家的代言人，而失去刘醒龙小说中最宝贵的“人物自己说话”的品质，最终在新现实主义的口号下坠入“伪现实主义”的深渊；超常状态最终会替换“平常心态”，鲜活人物会演变成“符号人物”。刘醒龙会不会归位取决于他对现实主义的认识，还有一点就是一个更复杂的问题，作家的主体意识在现实主义的创作中的合法性界限到底在哪儿？比如老托尔斯泰，他的宗教意识是可有可无的吗？刘醒龙也在开始这个方面的思索，他的长篇新作《圣天门口》再一次在探索这个“合法性界限”。
三
刘醒龙有出色的“感觉”，这种感觉也许是他长期浸染在民间社会形成的，这也是他的灵魂和血肉与生活搏斗积淀下来的敏感，是作为现实主义作家宝贵的品质。这种感觉沉淀为一种叙事格调是一个作家成熟的标志。我认为集中体现他的出色感觉的是《村支书》、《凤凰琴》、《挑担茶叶上北京》、《恩重如山》等中篇。我在前面的文字中将刘醒龙描述成一个主要是感性的作家就是鉴于这种认识。首先他能够捕捉一种生活的调子，然后他能发现那些有着生活调子的最精当的细节，他将这些细节处理成音符，表达刘醒龙自己的独特的感悟。刘醒龙喜欢“悲凉”的调子。他说：“我更喜欢作品中具有一种悲凉，这比柔美的东西更好一些。像在《村支书》、《凤凰琴》中你就比较容易感受到这种悲凉的情绪，而在《分享艰难》中，这种悲凉就不容易感受到，他是一种骨子里边的悲凉，知道疼但不知道疼在哪里。”（《分享“现实”的艰难——刘醒龙访谈录》曾军 李骞 余丽丽）《村支书》中的方建国生活清苦，上有多病的老母，下有即将参加高考和中考的两个儿子，自己患有严重的胃病。为了争取一笔修水闸的贷款，骑着一辆破旧自行车十八次往返于山村和城里。从县里到地区，从财政局到农委，老实巴交的方支书到处碰壁，最后遇到曾经在望天畈村蹲点驻队的张股长，才答应帮忙解决这笔贷款。眼看修水闸的钱有了着落，可老天突然变了脸，望天畈村遇上了夏季的大雨。方支书安排村里的七个支委看护三千米的大堤，自己和会计则镇守水闸。方支书连续十天没合眼，人累得没了人形。最后为了堵住水闸的漏洞，抱着棉被跳入水中，英勇牺牲。“方支书腿上的肉几乎被鲇鱼吃光，两根白花花的腿骨和枯瘦的身子一起平卧在长堤上”，村里人都伤心的哭了。这个故事有一定的生活原形，某个村支书好不容易找财政要了一点钱，结果跑了三十八趟，还没有搞清楚财政局将钱拨到哪儿去了⑤。我觉得刘醒龙的“悲凉”主要来源于一种对生活的“无奈”，生活的怪圈、迷宫让人处在一种生存的迷惘之中，跳不出来只能陷身其中，左冲右突摸不着出去的门，特别是对于生活在乡村的人们，更是如此。这种“无奈”既有着人与外在世界的僵局，也有着人与人之间形成的僵局，他们自己也在为他人设置迷宫，自觉的被某种力量驱使着去这样做。在《凤凰琴》中的界岭小学的教师们一边与艰苦的环境抗衡着，一边也要为早日转正离开大山“不得不”暗中较劲，争来斗去，让本就艰难的生活更笼罩上了一层隔膜的苦涩与悲哀。刘醒龙的“愤怒”在《挑担茶叶上北京》中阴凉地表达了出来，乡镇干部为了政治前途，不惜用极端手段要村民采“冬茶”进献京官，他们的企图竟然以一种政治欺骗的手段来宣扬。小说在一首流传久远的民歌的调子中展开，那首歌是这样唱的：“杨木扁担轻又轻罗喂，我挑担茶叶上北京罗喂。有人问我是哪里的客罗喂，湘江边上采茶人罗喂”。民歌曲调轻快，自豪。这种构思简直可以称得上是神奇，是多种感觉的神奇的糅合。除了这些整体的对现实的调子的把握，我们不会忘记一些精彩的细节。《村支书》结尾处方建国坟前那盏黑夜中孤独的坟灯，《凤凰琴》中升国旗时的苍凉的笛子声，还有凤凰琴上那刻上而又划去的字痕。这些事物的存在在主体调子的悲凉中点缀着温馨，温馨的苍凉，是很好的感觉才能捕捉的灵机。在这些小说中，刘醒龙的悲凉感有一个较高的立足点，那就是渗透了人类生存荒诞的意识，如果不是站在这种高度，他的现实的感觉也许会仅仅停留在对现实政治社会层面的愤激与批判，他的悲凉感将他的叙事意识提升到了一个俯视的高度，这个提升使他的小说有很强的现代意识，并进而获得悲凉的叙事调子。这种悲凉意识却并不能渗透他所有的小说，在《秋风醉了》、《清流醉了》、《菩提醉了》中，由于所选题材和叙事角度的限制，诗意化的题目和有意识的诗意提升并不能使它们当然地获得悲凉感，而主要只能表现为现实层面的批判和思考；叙事更从容了，但是那种枯涩、紧凑的叙事调子不见了。刘醒龙可能意识到了这一点，或者说他意识到了一种处境：在现实叙事和人类关怀之间的有一种空挡，消除这个空挡并不是能够自然平滑地完成的。这之间留下的缝隙就是后来众多争议的生发点。刘醒龙用作家的主体意识去填充，而批评家认为这样做会损害现实主义本身。其实，刘醒龙本身想做的也许就是找到一种叙事的调子，只有这种调子才能保证他的现实主义的独特品格，他在进行各种尝试。他可能尝试过非悲凉的调子。但是主体意识并不是调子本身，调子本身有着集体无意识的意味，主体意识和集体无意识之间还是有所不同的。不同的叙述调子在不同的语境中也有接受问题。
话说回来，也许刘醒龙按照《凤凰琴》的路子继续写下去，会当然地走向绝望与虚无（实际上在小说结尾他已经开始摆脱）。彻底的现实主义可能会逼他走上这条不归路。刘醒龙需要人物的自救与自我救赎。他陈述自己的《分享艰难》是“骨子里的悲凉，知道疼但不知道疼在哪里”，说明孔太平这个人物的塑造是前期人物荒谬怪诞处境下的异化的一种延伸，这一点从他的长篇小说《痛失》的写作惯性可以看出来。生命中无法承受的痛也开始让刘醒龙试图挣脱悲凉之雾。他说：“尽管人类环境很糟糕，我不想对现实失望，否则我们该向何处去？”（《分享“现实”的艰难——刘醒龙访谈录》曾军 李骞 余丽丽）在这个地方，他和湖北作家方方的现实书写有了明确的区分：方方走向了“绝望中的涅般”，刘醒龙走向了“现实的救赎”。刘醒龙骨子里有浪漫的情愫，他只要稍稍转身，就可以完成这种转换。后来刘醒龙的创作转入了他自称的第三个时期。这种转换在他创作早期就打下了伏笔，作为基因潜伏在《村支书》、《凤凰琴》等现实主义小说中中，并由一种叙事意识（调子）发展成一种救赎意识。
四
假如说第二个时期的创作的确表明刘醒龙是一个出色的现实主义的作家的话，他有出色的贴近现实、把握现实、书写现实的感悟力和表现力，那么，具有人类整体救赎色彩的浪漫因素的加入会不会有助于他的现实主义完成一种建设性的突破，他对现实的“象要亲近又象要逃脱”的姿态会不会是一次契机，帮助他完成某种飞跃呢？
我们来看看他的新作《圣天门口》，把它作为他第三个阶段的代表作品作一番描述。“这个阶段很奇怪。它糅合了我在第一、第二个时期写作的长处而摈弃了那些不成熟的地方。”（刘醒龙）怎么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呢？从现实主义的书写的角度，《圣天门口》延续着刘醒龙的现实表达的敏感，这从董重里、段三国这两个人物的塑造可以表现出来，虽然更多的表现在他的民间叙事的视角和独特的历史感。“有谁比乡村里的老农民更懂得人生、生活和命运。他们是天才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刘醒龙《听笛》）虽然小说中带有鄂东地方特色的无数精彩的生活情景、男女情事也表现了他的现实的敏感。但是董重里、段三国是刘醒龙对现实独到发掘的结果，是现代小说人物画廊中的新的形象。董重里演说《黑暗传》发动群众，到成为一个非暴力革命者，成为一个不是背叛意义上的脱离革命阵营的人；段三国油滑地活动于两股势力之间，调和着两股势力的血腥，费尽心计地将自己的两个女儿丝丝、线线嫁给国共地方势力的主要人物马鹞子和杭九枫，将一种家族血亲的力量渗透进了革命话语的暴力世界之中，出发点是自保，但是逐步发展成是消弭血腥的主动性；一种出色的民间智慧和民间立场。让现实主义脱离抽象情景中的虚构，进入具体情景的血肉融合，是需要人物形象来完成的，刘醒龙继续保持这种感觉。但是刘醒龙的另一种惯性——对叙事调子的把握在这部小说中如何呢？几乎可以说，梅外婆和雪柠形象的塑造为小说提供了一种叙事调子。这一方面是长篇小说文体创作的需要，它对调子的需求更强烈于中短篇（这并不是说后者不需要调子），长篇小说在相对较长的篇幅中需要调子整合情节，完成总体的统一风格。长篇创作中的“半部好小说”现象可能就是调子的紊乱造成的。《圣天门口》较好地保持了这种风格的统一和完整。梅外婆和雪柠的出现，让天门口从辛亥革命到“文革”六十年错综复杂的社会纷乱在一种整体关注中呈现出刘醒龙所需要的“悲凉”感。刘醒龙的主体意识外化为作品人物的意识，刘醒龙仿佛隐身了，作家主观转变成了历史客观；这种技巧在以前的一些小说中已经表现了，如《分享艰难》、《生命是劳动与仁慈》、《爱到永远》等。但是这种“主观”能够成为“历史客观”吗？有人质疑《圣天门口》中梅外婆和雪柠身上表现的基督仁爱思想具有中国本土的根基。刘醒龙本人并不认可这种东西是基督思想，他认为在中国民间本身就有这种大仁大爱大善大慈的情感，并不必借助外来文化；也就是说，这种调子具有历史客观性。刘醒龙不是在“转换”主观成客观，而是“发现”了这种客观并提炼成叙事的调子。这种争辩涉及的就是现实主义的本质论问题。可惜，刘醒龙理论上没有“坚守”住这个防线，在一次访谈中，他针对梅外婆等形象的塑造，提出了另外一种说法：“中国小说以往的问题就在于把这些都割裂了，你要写什么就得写什么，不能写什么就不能写什么。其实，藏在‘实’的背后的应当是一个时期的理想、梦想。梅外婆就是被作为这个民族过去、现在、未来的一种梦想来写的。”这段谈话又架空了其现实性，但是，紧接着他又说“想想我们在以往作品中所见到的那么多暴力、苦难、血腥、仇恨，如果仅仅是这些东西，我们民族怎么能延续几千年？……汉民族如果仅仅是这样，那他们绝对延续不到现在。……文学……，还要发现……那些确实存在的无形部分。”这是一段精彩的有说服力的转换，刘醒龙终于回到历史客观和自己发现的阵营，稳固着自己叙事立场的客观性，虽然事后的解释并不一定能够弥补事前的缝隙。但是刘醒龙试图在理论上解决这个裂痕的愿望我们是可以想见的。刘醒龙不愿在巴尔扎克式的批判现实主义的路上走下去，他老是不安分的要走一条自己的路子，除了他的天性、禀赋的内在驱动，可能还与他的雄心有关。纵观世界现实主义大师，他们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叙事调子，诸如托尔斯泰的宗教悲悯，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癫狂，马尔克斯的魔幻，契诃夫的反讽等。刘醒龙尝试一种叙述调子的努力无论如何都是应该加以鼓励的。以上世界现实主义大师们的调子和他们的民族文化、宗教密切相关，刘醒龙仿佛也在摸索从民族文化、宗教的基因库中提取基因，他小说中儒道释的因素和现代文化的因素交杂在一起，试图糅合成型。但是在一个文化转型期，这无论如何都是十分艰难的一种努力，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刘醒龙会不断否定站在一定立场的评论家的意见，也不断否定自己的一些意见。当然，在这种种游移之中，刘醒龙还是有所坚守，那就是用自己的眼光，或者说用自己的血肉和灵魂去把握历史和现实。
叙事调子与作家主体意识之间是有区别的，叙事调子主要是由精神气质特征决定的，它决定现实主义的叙事风格；作家主体意识是一种较强烈的情感价值判断，它决定作品的主题倾向。即使如此，把它们截然分开又几乎是不可能的，只有主体精神后撤到一定的程度，也许是与作品表现的生活亲密无间的地方，这个调子才会浮现出来。现实在自己说话，不过是作者的语调。刘醒龙在有意识地进行这种调整，从《生命是劳动与仁慈》到《圣天门口》，主体意识在主动的后撤，“宣谕”撤退成“情怀”沁润在作品中。
五
说到主体意识问题，联想到丁帆先生所说的刘醒龙更靠近老托尔斯泰的风格，进而联想到卢卡契在《托尔斯泰和现实主义的发展》中的一些话。这里引用两段，借来评价主体意识的观念：“托尔斯泰的一切幻想和反动的乌托邦，……没有例外的都生根在俄国农民的特殊地位中。当然，认识到它们的历史必然性并不使它们的乌托邦少些或者反动的成分少些。但是这些幻想的历史必然性的作用在于，这些幻想决不妨碍托尔斯泰的现实主义，实际上却促进了它的伟大、深度和感情，虽然很自然地表现为一种非常矛盾的方式。……读者忽然之间面对着一位伟大现实主义作家的‘残酷’和‘冷静’，面对着虽然在形式和题材上跟时代非常吻合、而在内在的本质上却仿佛来自截然不同的一个世界的一种艺术。”⑥“庸俗社会学按照自由主义的机械论的方向使社会与作家的关系庸俗化，从而把诗意的主观性的社会条件加以歪曲。例如，硬说一个作家是绝对进步的（如把巴尔扎克说成是工业资本主义的拥护者），然后又把他说成是极端相反的人，正是因为不能使他们适合自由派的‘进步’的概念的缘故。”⑦我想说的是，对于刘醒龙，我们还需要不断地与他对话，现在对他下结论的做法是不妥当的。刘醒龙的“矛盾”是我们时代矛盾的一种反应，很多是从灵魂和血肉中感性地生发出来的，他提出的问题是从时代中产生的也需要时代消化，为什么刘醒龙的问题成为问题，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而我更愿意刘醒龙在现实主义的探索中终于找准自己的“调子”，用灵魂和血肉，也用智慧和思想。
注释：
①刘醒龙：《孤独圣心》，转引自《血脉在乡村一侧——刘醒龙论》，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54页。
②周新民、刘醒龙：《和谐：当代文学的精神再造——刘醒龙访谈录》，《小说评论》2007年第四期。
③王逢振主编：《六十年代》，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版，第38页。
④程世洲：《血脉在乡村一侧》，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1页。
⑤刘醒龙：《仅仅热爱是不够的》，《当代作家评论》1997年第5期
⑥卢卡契：《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23-324页。
⑦同上，第323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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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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