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俊国

　　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创作一经诞生，便在五四启蒙理性与欧洲现实主义的文化与文艺思潮的语境中，形成或强化着的以现实主义为主导性的创作方法，以清晰而"共名"性（陈思和语）的文化意识形态为导引的宏大叙事的写作传统。刘醒龙的长篇创作《圣天门口》，以厚重历史的个人化审美叙事，在2005年度中国文坛乃至中国现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的近百年历史的创作格局中，显示出它的革命性意义。
　　特写视角，碎片历史，瞬间审美，构成《圣天门口》三卷本对于20世纪中国自土地革命，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肃反运动，到文化大革命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厚重历史的个人化审美叙事。
　　一般而言，刘醒龙所面对的书写对象，是现代中国相当厚重而浩漫的历史，也极容易处理为"宏大"而"壮阔"的历史"史诗"的社会革命的编年史。但是，长篇的视角却死死盯在"天门口"--掩隐于大别山区的一个乡间小镇。相对于宏阔而浩漫的中国政治、革命、战争、经济、文化的历史风云而言，它只是一个"特写"，一个"碎片"。然而，正是立足于天门口这方寸间的弹丸之地，刘醒龙却展现着厚重历史的精、气、神。
　　如何进入大别山革命根据地乃至中国近现代革命历史的文学书写？刘醒龙在《圣天门口》苦心经营着由特写视角走入壮阔历史的写作方式。开篇以一个神秘女人阿彩的到来及其妖娆姿色的视角，撬开了大别山区的革命史；雪荭的那辆令人惊羡的英制自行车，它的穿行轨迹，牵引出1952年镇反肃反的重大历史事件；长途车飘出的一纸传单，一个杂技女演员的死，切入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时空。……几乎每一段重大历史的叙事，小说都采用特写视角的进入方式。替代了背景铺排全景再现等传统写作方式。细部特写视角的背后，体现的是作家对重大历史题材的个人性理解，对历史事件的偶然性和现场感的体悟与尊重。
　　由特写视角的细部切入，《圣天门口》的另一特色在于它的“碎片历史”的组构与言说方式。厚重而繁杂的历史内容，被作家凝注为片断式，瞬间性的历史“碎片”。杭家与雪家的情仇恩怨，凝注为杭九枫用芒硝为阿彩治癞痢头皮的传奇而激扬的“碎片”板块；家仇国恨与男女情怨被纠葛在冯旅长和小岛和子重逢酒宴上的“砒霜”论辩；战争年代的联盟与对峙、清洗与批斗，化为马鹞于用成千上万只松毛虫毒杀杭九枫那场惊心动魄而又睿智冷悍的肉体与人格的搏击瞬间；“文革”年月的派系斗争交织着家仇情爱的内容，浓缩为聚焦在雪荭身上的一省与白送这两位天门口青年男性间的刀光剑影的争斗与搏杀；……刘醒龙将历史的厚重庄严、混乱驳杂通通地捣碎之后，凝结为一片一羽式的碎片场景与矛盾瞬间。所以，《圣天门口》的叙事主体，不再是以情节事件的铺叙交代为主旨的直线型的线性叙事结构，而是由一羽一片的矛盾瞬间和碎片场景所构成的碎片式板块结构。一方面，碎片式板块结构，在看似“方寸”和“瞬间”的碎片时空中，贯注或凝结了家族恩怨，家仇国恨，战争革命风云际汇，男女恩爱情怨等巨大的历史内容和人物内涵。另一方面，碎片式的历史板块叙事，显示出作家对历史现场感的尊重，对历史理性规律的怀疑及其对历史的混杂与断裂状态的关注，以及对重大事件的历史复杂性、地缘文化和民间文化生态的诗性审美与智性的张扬。此前的新历史主义小说，多以近似后现代的文化哲学意识，从观念层面解构着宏大历史叙事的理性常规。而刘醒龙的《圣天门口》，则是对现当代长篇写作传统，实现着历史哲学，文化意识形态，历史主体认知和历史内涵呈示等全方位的解构，是长篇小说创作的多维度的写作“革命”。
　　与碎片式历史叙事相关的，是《圣天门口》的“瞬间审美”的写作意识和呈现方式。因为长篇的叙事指向，不是情节发展趋向的线性时间维度，而是凝注着巨大历史人性内涵的碎片式瞬间的历史空间场域，所以，作家极擅长于“叙事停滞”，停滞于蕴含独特意味的一人一事，一景一物，停留在历史与人性的纽结节点和场域瞬间，作出汪洋恣肆般的“瞬间审美”。除了上述的碎片历史的审美沉醉，仅以人物杭九枫为例，刘醒龙先后运用了芒硝治阿彩，针线缝人头，与二老板（阿彩任丈夫）斗玩空枪生死战，与马鹞子的松毛虫大战等传奇性、神秘性、吊诡性的瞬间审美方式。又如长篇重彩描绘的梅外婆、雪柠，都是作家在芒硝水蒸烤山石治董重里的阴柔水，雪狐大衣的神奇与神秘的瞬间审美观照中，写出人物的人性姿态与灵魂。
　　“瞬间审美”，本属19世纪英法等欧洲大陆国度的唯美主义艺术的审美方式②。它的艺术功用表现为以个人性的艺术体验和瞬间性的艺术审美，抵御或“震惊”欧洲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的艺术功利与审美平庸。文学历史的遗憾在于，五四启蒙理性思潮及其后起的革命意识形态，规约着中国新文学的艺术价值取向，主要承接着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遗忘或有意冷淡着唯美主义文艺资源（一度在郭沫若、田汉等浪漫型诗人戏剧家和30年代海派作家叶灵凤、穆时英、邵洵美等创作中有过源脉性影响）③。而刘醒龙的《圣天门口》，似乎在有意无意间，衔接、复活，乃至强化张扬着唯美主义的“瞬间审美”这一唯美艺术的传统资源。刘醒龙对瞬间审美的强化性的注入和张扬，对于当代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意义是多方面的。它改变着长篇创作一味对事件情节等“硬件”的线性铺排的创作理念，使长篇写作的审美视点下潜到对历史碎片与历史瞬间的关照与沉醉。由此，从本体意义上改变着长篇小说的叙事方式与审美指向。此为一。其二，变共名化“叙事”为个人性“审美”，使长篇创作从普泛性公理与“共名”的冗长叙事中逃逸，进入作家对书写对象的个人性认知与审美性言说。循乎此途，一改中国文学与“自然”（社会历史人生）的认识与反映的对应文本关系，一改长篇小说只是社会历史人生的模拟性再现的编年体式，使长篇小说成为真正的“艺术”，长篇创作成为文学的“审美”。其三，从当下的技术主义与消费主义时代的文化语境下的文学艺术存在方式而言④，虽然本雅明在70年前预示的机械复制年代里的文学的“艺术灵晕”将会消逝的文学事实，正在或已经显现，但是在技术主义与消费主义时代，艺术何为？艺术何在？或者，文学性如何显现？对此，刘醒龙的《圣天门口》作出实例性的形象证明：在技术主义与消费主义成为社会生活的主导形式和人的存在性行为方式的时代，艺术不会“终结”，文学性也不会“消逝”。因为，文学艺术是人的心智活动与审美活动的存在形式。文学只要以个人性审美方式穿越此前附加于文学的历史学、社会学、新闻学的外在依附，直抵作家个人生命与审美诗性的存在区间，文学将与人类共存。
　　注释
　　①．参阅陈思和论文《共名与无名》，《陈思和自选集》，广西师大出版社。1997。
　　②．参阅周小仪《唯美主义与消费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③．参阅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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