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炳辉

　　《圣天门口》对于刘醒龙来说无疑是一个标志性的作品。它意味着刘醒龙从他的“大别山系列”、《村支书》、《凤凰琴》到《分享艰难》、《生命是劳动与仁慈》以来的一个重大的跨越，同时，也在近年来的中国长篇小说创作中显示出其鲜明的叙事特点。刘醒龙再次向读者证明，自己是一个编故事的能手。作品的情节贯穿了从辛亥革命至文化大革命这一现代中国的整个“革命史”，不断地设置悬念，不断地甩出包袱，不断地有戏剧性冲突出现，繁富生动的情节带动了几乎所有的叙述和描写。一部百万字的长篇，却干净利落，连贯紧凑，很少有闲笔散墨出现，读来不但不感沉闷，反而是一气呵成，大有荡气回肠之感。小说叙事以天门口镇为主要基点，在长达六十余年的历史中，以雪、杭两大家族的三代人为焦点，先后引出五十多个人物，在天—地—人和神—人—兽多层次的空间里，展开宽阔的艺术想象，并对历史进行深刻伦理批判，体现出可贵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史诗品格，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叙事提供了又一个出色的作品。
　　
　　从纪实到象征：多元复杂的艺术世界
　　
　　正如刘醒龙明确表明的那样，他并没有回避在这部小说中对于长篇小说的史诗性追求和现实主义回归的雄心，他的建立一个独立自足的艺术世界的理想在《圣天门口》中得到了相当完美的体现。我认为，作为一个以写实为主要艺术方式的作家，如何将纷繁的历史事件、斑驳的地域风俗文化和独特的个人经验编织到虚构的艺术世界中去，这种由实到虚的转化又采取哪一种方式并有何种特点，正是一个作家创造性特征的体现，也是一部作品成功与否的关键。《圣天门口》的世界是从生动的写实开始的。众多人物在60年中发生的恩怨情仇、生杀冲突，主要集中在天门口这个小镇，但往往又溢出这个小镇，同时扩展到从武汉三镇到大别山区广阔的地域。武汉这个城市在20世纪中国革命历史中从来就扮演了非常特殊的角色，从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到“文化大革命”当中大规模“急风暴雨”的文斗武斗，它承载了中国革命史几乎每一次沧桑，而大别山区则更是重要的革命根据地之一。天门口正处于两者的交口处，沟通着两地的气息，小说中阿彩、柳子墨等下武汉，傅朗西、杭九枫、董重里等上天门山，都是情节展开的空间区域。刘醒龙是湖北英山县人，而地图上也确实有一个名叫天堂寨地方，它是大别山的主峰之一。在小说叙事中，作者提到了河南的商城、安徽的金寨、霍山和湖北的麻城、浠水、罗田这些真实的地名，而唯独英山则虚化了，天堂寨也虚构成了天门口。这就使得小说中发生在天门口那些人事恩怨、血雨腥风，在周边写实的地理空间里，逐渐转化为虚构的艺术世界。因此，从小说叙事的空间展开方式来看，从武汉三镇到天门口小镇，再到大别山主峰天堂寨，地势从低到高，逐渐往上走，而小说的用意，也是从生动形象的历史写实，逐渐走向思想和艺术的超越和提升，正对应了从世俗到超凡，从历史与现实到艺术虚构和价值拷问的升华之路。在我看来，这是构筑和理解《圣天门口》艺术世界的一个重要维度，就是空间的维度。再说时间的维度。从叙事的时间纵深而言，作品所直接叙述的是从辛亥革命至文化大革命的近六十年的历史，这是天门口故事发生的时间。而小说中的另一条历史线索是由董重里、常天亮两代说书人以说书道古的方式贯穿整个叙事的，从“说书说起混沌祖，要将混沌问根由”的开天辟地的传说，一直讲到“从此民国开新天，都说国父是孙文”为止。两条线索，一虚一实，正好相接，完整地贯穿了整个汉民族历史，刘醒龙的史诗野心所寄于此。
　　
　　家族叙事与革命叙事的融合与突破
　　
　　与中国文化中家国对应同构的传统相关，家族叙述在中国叙事文学中有着持久的魅力。从五四新文学发展至40年代，启蒙主义的反叛传统一直是新文学家族叙事的主流，家族已经成为传统文化和民族的象征。至1949年以后，除了《三家巷》、《红旗谱》等少数作品之外，家族在历史叙事中都已被革命叙事所替代，即便是在上述这两部具有家族叙事特征的作品中，家族叙事也已明显受到革命叙事的压抑，最终服从于革命叙事的逻辑。至上世纪80年代以后，特别是90年代以来，家族叙事又逐渐恢复，成为叙事文学特别是长篇小说中一种主要的叙事类别。概括起来，大约有两种类型：一类是沿用传统文化中家族与民族国家的同构关系，借家族反省历史，批判历史，反思民族命运。这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不依照已有的大一统历史定论，以理性的方式反思历史，给历史以某种确定性的叙事，如陈忠实的《白鹿原》；另一种为寓言式家族叙事，这种叙事并不以确定性的方式阐释历史真实和发展逻辑，因而保留和呈现着历史的神秘性，如高建群的《最后一个匈奴》、李锐的《旧址》。它们借助家族史的叙述，开拓历史想象空间，同时不同程度地强化了地域和文化特色，努力将家族历史、民族历史与政治历史斗争区分开来。第二类往往多少受后现代主义观念的影响，着意于解构历史的理性、连贯性，以解构和碎片的方式叙事历史，或者是对历史作力必多式的叙述。如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苏童的《米》、《罂粟之家》等等，相对于中国传统家族叙事而言，它们大大解放了传统的叙述压力，自由地发挥着对历史的想象。这就是中国新文学的家族叙事传统。
　　与这个传统的参照来看，刘醒龙的《圣天门口》至少体现两个方面的特征和探索。首先是家族史与政治史、民族史、革命史的融合。《圣天门口》也有家族血缘延续、伦理传承的描述，如雪杭两家，一文一武，杭家的硝皮技艺、蛮横与血性和雪家的书香氤氲和柔韧气质，都是一脉家传，各有所续，但小说的核心用意，还是借助于家族之间的恩怨冲突，折射更大的历史风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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