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绍俊

　　刘醒龙的《圣天门口》以大别山区的天门口镇为舞台，上演了一出展现二十世纪中国历史风云的正剧。小说从二十世纪初一直写到二十世纪中期的文革，这样一种历史时段的选择显然包含着作者对小说主题的确认。这一历史时段正是世界风云变幻最为剧烈的时段，暴力、战争和革命构成了这一历史时段的基调。一个作家若想在宏阔的背景下本质性地反映二十世纪的历史，就绕不开暴力、战争和革命的内容。另一方面，也正是暴力、战争和革命，成就了一批二十世纪的伟大文学作品。特别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来说，暴力、战争和革命几乎成为中国作家笔下的主角。而暴力是主角中的主角，战争和革命不过是暴力的两种表现形态而已，因此归结起来，可以说二十世纪的中外历史就是以暴力演绎的历史。暴力对于二十世纪而言，不仅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也成为二十世纪的思想和理论的出发点。甚至可以说，以暴力为出发点的思想理论基本上统治了二十世纪的社会主潮。毫无疑问，如果没有暴力革命，也就不会有推翻旧中国、建立新中国的历史。这也决定了暴力的绝对合法性。当然，暴力被纳入到阶级斗争理论中，就具体区分为革命暴力和反革命暴力两种不同性质的暴力，革命暴力至高无上，而反革命暴力是必须加以反对的。问题在于，反革命的暴力只有用革命的暴力才能制止，由此进而推论出革命暴力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唯一手段。这样，革命暴力不仅具有绝对合法性，而且被赋予神圣的意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当代文学是以革命暴力为灵魂来叙述历史的。这种叙述不仅决定了文学结构基本上由革命暴力搭建成，而且对革命暴力加以道德化、审美化，从而形成一套完整的暴力美学。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期间反映历史的小说基本上都是以暴力美学的模子铸造出来的文本。在这样一个创作实践过程中，暴力美学几乎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潜在意识和思维定势，继续弥漫在新时期以后的小说中，直至当下。
　　暴力美学本来是一个描述后现代文学和艺术的概念。它首先源于电影界，是指在电影中将暴力无素加以审美处理的一种艺术趣味和形式探索。代表作品有昆廷?塔伦蒂诺的《低俗小说》《天生杀人狂》《杀死比尔》；吴宇森的《喋血双雄》《英雄本色》《变脸》；沃卓斯基兄弟的《黑客帝国》系列等。显然，这里所说的暴力美学是与大众文化的娱乐原则有关的，是建立在文化消费主义基础之上的。尽管如此，暴力美学这个词完全可以用来概括在当代文学创作的历史叙述中所呈现的对暴力进行道德化和审美化的倾向。历史叙述中的暴力美学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暴力视为历史的主要动力，二是在叙述中以审美的方式处理暴力行为。色情与暴力，这是人类释放欲望的两大通道，所以它们成为了娱乐文化的基本元素。但暴力美学对于人的精神和心理的破坏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许多国家都对艺术作品中的暴力元素加以限制便是证明。然而我们国家无论是官方还是社会舆论都对暴力元素没有过多的拒斥，不仅不拒斥，而且在公共媒体上，暴力美学演绎得越来越厉害。我国与西方各国相比，在对待暴力的态度上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反差，就在于暴力在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中具有绝对的合法性，无论是在历史观上还是在美学观上，暴力都处在一个显要的位置上，至今似乎仍坐得稳稳当当的。即使在文学写作上也是如此，我们在历史观上有了很大的变化，作家们完全超越了阶级论的局限，可以从民族文化的角度、从生命意识的角度、从欲望的角度去把握历史，甚至以反历史主义的方式去解构历史，为我们描画出不同的历史图景。但在所有的历史图景中，暴力似乎是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我以为，刘醒龙是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的小说《圣天门口》莫若说是他为了质疑暴力的历史合法性而写作的。因此他在这部小说中鲜明地贯穿着反对暴力的主题。
　　天门口在刘醒龙的心目中应该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这大致上是一个历史家族小说的框架。但事实上，刘醒龙的野心决定了他不仅要通过这部小说反映中国近现代以来的一百多年的历史，而是要表达他对中国自有文明以来的几千年历史的认知。他从几千年的历史中发现了一个重要规律，这就是历史总是以暴力作为动力而向前推进的。如果说鲁迅先生当年发现中国历史是吃人的历史的话，那么，刘醒龙今天则发现中国历史是暴力的历史。因此他在小说中设计了一个说书人的环节。说书人不断地为我们讲述“自从盘古开天地”的历史，与小说所叙述的天门口的故事相互印证。甚至雪柠提出来的一个无人回答的问题：“历史上第一个被杀的人是谁”，也是在暗示我们，暴力的历史可以上溯到无穷远。
　　如同大部分的历史家族小说一样，天门口也有两大家族的矛盾，雪家和杭家左右着天门口的生活进程。刘醒龙将雪杭两家的矛盾解释为文与武的矛盾，雪家是读书人，杭家是习武者，雪大爹的父亲小时候就考上了县里的文童，而杭大爹的父亲则考上了县里的武童，看似不相上下，但“读书人儿女情长，习武者英雄气短”，在设置这一对文武矛盾时，刘醒龙的情感明显偏向于雪家。有意思的是，刘醒龙却借用了民间文学的手法，演绎了一个粗野人嘲弄读书人的故事。在雪家的酒宴上，杭家人给雪家人出了一副上联：李白李太白李太太白李太太太白。雪家人对不出下联，受到了杭家人的羞辱。在民间文学中这类嘲弄读书人的故事无非是在证明这句话的真理性：“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不过，刘醒龙在其叙述中，并不是刻意地渲染杭家人身上的民间式聪明，而是突出了杭家人的暴力倾向。他似乎是在给我们暗示一个历史的前提：读书人营造的知书达礼的秩序总会要受到暴力的破坏。我以为这是刘醒龙对中国历史的一个基本概括。读书人建立起秩序，暴力来破坏秩序，无序的社会等待着新的秩序的建立，而在秩序建立的同时早有新的暴力在背后蠢蠢欲动，如此循环反复，演绎出二十四史。到了二十世纪初，现代化的曙光在天边升起，它激发起中国的志士文人为了民族的振兴而奋起抗争，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中国一个世纪来为争取民族解放和振兴所采取的手段基本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