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是老家一座工厂里最好的车工之一，并且还是厂里的团支部书记、宣传队长。看起来一天的日子很快乐，但生活中最大的问题是空虚。 
　　我一直相信，如果当兵，我会是一个非常棒的中尉。身在文学中，基于同样的理由，现在我也同样相信自己。因为文学是另一种沙场。很多时候，当我面对自己笔下的人物时，我会惭愧地觉得自己没有他们做得好做得优秀。有正确想法的人很多，有正确行为的人却少了下来。 
　　写作是为了完善一个人的生命。这是我现在的想法。 
　　随着阅历的不断增长，我现在越来越发觉：那种貌似平凡、随处可见的东西，往往是最深刻、最难弄懂的，同时也是最容易使人误入歧途的。我们常常对自己也对别人说，生活无所不在，生活就在手边、身边和眼边。 
　　那时我拼命地在斗室里虚构了一批叫做“大别山之谜”的小说，臆想自己能够创作出全新的大别山文化小说，我费了很大力气，思索了许多，探索了许多，在一定的范围内取得了一些成绩。对于我的这些作品，第一个表示异议的是我父亲。有一次，他用红笔在我的一篇只有万余字的短篇小说上，勾出八十三个表示看不懂的记号，我同他争执了一通后，以为这是代沟而没有深究。现在回想起来，才发现那时的浅薄。 
　　说来的确奇怪，当我在先前的创作路数上正自鸣得意时，偶然听到一首名为《一碗油盐饭》的小诗：前天／我放学回家／锅里有一碗油盐饭。昨天／我放学回家／锅里没有一碗油盐饭。今天／我放学回家／炒了一碗油盐饭／放在妈妈的坟前。说实话，我从未读过也从未见过只用如此简单的形式，就表现出强大的震撼力与穿透力的艺术作品，那么平凡的文字却能负载起一个母亲的全部生命质量，而这种在贫寒与凄苦中竭尽全力给后人以仁爱、温馨和慈善，正是千万个中华母亲的人性之光。 
　　不能说这首无名作者的小诗里包含着绝对的真理，只能说它对我这样的人才是艺术的真谛。其实，在文学里就应该这样，一把钥匙启开一把心灵之锁，对于我一首关于油盐饭的小诗就够了。在我写作了《村支书》、《凤凰琴》等作品后，曾应邀到一个县里去讲课，当时我就讲了这首诗对我的影响。让我大为意外的是这首小诗竟让一位看门的老头嚎啕大哭起来。那场景让我终身不敢忘记，并且还在往后的日子不断地叮嘱自己，希望自己哪一天也能写出一部让类似的普通人读后能歌能泣的作品来。 
　　从这首小诗中我还慢慢地揣摩到，对于文学将要表现的生活，光有热爱和感情是不够的，还必须投入自己的灵魂和血肉。 
　　《村支书》的写作素材，很久以前我就有了，它来源于两个互不相干的故事，一个是某个村的支部书记好不容易找财政要了—点钱，结果跑了三十八趟，还没搞清财政局将钱拨到哪儿去了。另一个则来源于自己小时候听到的父亲的故事。那时父亲在乡下当区长，有天半夜他全身透湿跑回来，也不说原因，几天后才知道父亲蹲点的村子下暴雨，小水库泄洪的闸门坏了，父亲便潜到水底将闸门打开。母亲为此同他大吵一架，并质问他万一出了意外，他的五个孩子和老父亲谁抚养得了。生活在这时告诉我，英雄的无奈才是父亲这一代人真实的处境。《凤凰琴》的来历没有前一篇那么清楚明白，但它的一点一滴都不曾有丝毫含糊。它的灵感来自于一次在山里的黄昏中看见一面破旧的国旗在寂寞的学校上空飘扬，和另一次在山村的夜晚里听见一支五音不全的竹笛吹出的苍凉旋律。 
　　鄂西北有座城市的机关里曾发生这样的一件事：一位精明强干的年轻人创办了这座城市的电视台，而且工作极为出色，深得同事们的拥戴。可上级就是不肯让他当正职，一再从外面调个平庸的正职压着他，他苦苦干了近十年后，心一灰，什么也不干，玩了几年后，上级突然将其升为正职。我用它写成了名叫《秋风醉了》的中篇，后来几乎是照本宣科地拍成了电影《背靠背、脸背脸》，很多人都惊叹小说的深刻，其实这全是生活赋予我的。1994年我刚调到武汉，就听说郊县的一个乡村电影放映员，拉上那位被称为“偷税专业户”的女歌星，搞了一家公司，然后用一些不正当的手法，从银行弄出上亿元贷款，到期无法偿还，银行方面还无可奈何地将他当成座上宾、哄着他想办法还债。那时，从老家来的两个青年干部正在上省委党校，我经常去看他们，他们向我诉说了在基层的许多苦衷，其中包括为了摆脱贫困，不得不违背良心做了些事，不但别人骂他们，他们也骂自己无能，但现实又让他们无法作出别的选择。后来，我将这些捏在一起写成《分享艰难》，当写到孔太平为了公众的利益，不得不放过强奸了自己表妹的洪塔山时，我的心有一种被人撕裂的感觉，最先读到这部作品的编辑和评论家都说读到这一节时他们不禁泪眼模糊。我也流过眼泪，擦干眼泪后，我不止一次地问自己，如果自己面对这些又会怎么办！我一遍遍地回答：谁敢这样就宰了谁！可生活不是这样选择的，它默默地承受起这最让人不能接受的艰难。 
　　1997年7月20日，我到大连参加中国作协举办的中年作家创作会议时经历了一次国内媒体没有任何报道的空难。死里逃生的感觉真是太孤独了，没有任何人可以分担。所有的点点滴滴完全依靠自身来化解，活着真好、生命真好的概念，从虚空变成了彻头彻尾的真实后，我也突然觉察到个人短暂生涯的全部细节。当然也就明白了，机遇就是不要总想着将天下的好事独自占尽。 
　　接下来能够明白的道理就很简单了：我们来到这个世上，所做的一切，无一例外都是对上苍所给予的生命的想象，生命的尽头在何处，生命的极限在哪里。对于文学，她的略有不同之处在于，她的想象是深情的，是充满爱的。 
　　从2000年到2005年，我只做了一件事：专心写作百万字的长篇小说《圣天门口》。那时候，我并不太清楚，这样一种写作态度，会成为当代文学界的一种壮举。 
　　这些年，中国社会进步越来越快，发展得也越来越快，文学事业的发展，却还是不尽如人意。在表象的背后，所谓繁荣的出版物，绝大多数是些看过就扔的文字快餐。文学的生命在于经典，失去经典性，文学就会自断生路。很多年前，我写过一篇报告文学，作为主人公的那位国际著名的青年柑橘专家，其人生堪称“寂寞的辉煌”。回过头来看，当代中国文学，凡是具备经典性的作品，又何尝不似这类“寂寞的辉煌”。从《红楼梦》到《白鹿原》，它们的辉煌与寂寞都到了极致。在文学中，无论是当代还是古典，经典意义以及走向经典的方式，早就明明白白地摆在众人面前，是回到寂寞与经典，还是向往浮华与时尚，何去何从，那才是我们所有以写作名义生活着的人所应考虑的。（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