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叙事与史诗意味的凸显——刘醒龙长篇新作《圣天门口》三人谈

　　■汪政 洪治纲 朱小如　　
　　今年的文坛，长篇小说的创作格外热闹，一些重量级作家都推出了自己的长篇新作，仅《收获》杂志就相继发表了东西的《后悔录》、毕飞宇的《平原》、余华的《兄弟》和阿来的《空山》等等。一般来说，长篇小说最能检验出一个作家的实力。在这些长篇小说中，刘醒龙的三卷本(约百万字)新著《圣天门口》让人颇感兴趣。在这部小说中，透现出了一些当前长篇创作中值得关注、且有必要梳理的重要因素。同时，这部小说也很好地延续了中国长篇小说叙事上自《白鹿原》、《尘埃落定》以至《檀香刑》等重要作品的成功探索。
　　
　　●这部长篇小说舍弃了人们已经熟知的一些现实主义写法
　　●虽然它加入了不少民间文化的传奇性成分，对我们共同认定的历史常识进行了一些颠覆和突破，但仍然是一部非常典型的现实主义之作
　　
　　朱小如：读完刘醒龙的三卷本《圣天门口》，我有些欣喜，一百万字的长篇写好不易，尤其是小说对历史氛围的把握和对时间跨越的处理，都非常到位。读第一卷时，总让我想起李劼人的《死水微澜》；但读了第二三卷，才觉得两者还是很不相同。同时，它让我琢磨不透的就是，刘醒龙的写作风格和以往人们认可的现实主义之间的差距很大。或者说，这部长篇小说舍弃了人们已经熟知的一些现实主义写法。毕竟有好几年了，大家都在等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大作品。
　　
　　汪政：在人们对史诗之类质疑之后，刘醒龙以《圣天门口》这样的方式表达自己的长篇立场，非常意味深长，历史、文化、风情、人物、家族、命运、理念，这些要素在《圣天门口》中一样不少。我认为在小说家族中，长篇是较为成熟的艺术种类，积累了大量堪称法则的艺术特性。因此，长篇革命是一种高风险的艺术投资，有时会血本无归。事实上，自实验文学盛行之后，这已得到证明。从文学基因的传承以及艺术的多样化着眼，我以为长篇应在守成上做些努力，刘醒龙的这部作品新意不少，但我更看重他这方面对小说创作的启示。
　　
　　洪治纲：我读完这部长篇后的突出感受是它的内涵异常丰饶。它体现了刘醒龙十分扎实的写实功底和驾驭历史的强劲能力。有很多三卷本的长篇都是虎头蛇尾，一卷不如一卷，注水成分十分明显，而且整体结构都存在问题。但《圣天门口》的三卷在叙事上非常均匀，除了第二卷在节奏上略显滞缓，应该说，它的整体艺术质量非常整齐，而且内在结构复杂严谨，确保了整个小说的审美意蕴向多种维度延伸。它像一张绵密的蛛网，将小说的思想伸向历史、革命、家族、人性、情爱、宗教等各个方面。
　　虽然从表面上看，《圣天门口》与传统现实主义有些不同，它加入了不少民间文化的传奇性成分，同时对我们共同认定的历史常识进行了一些颠覆和突破，想象力特别丰富，“史”的内涵和“诗”的气质融合得比较好，但是，我认为它仍然是一部非常典型的现实主义之作。这主要表现在：它突出了小说的故事情节，充分彰显了人物形象的魅力，同时又对历史进行了个人化的深度追问，而不是对历史常识进行照相机式的复制。
　　
　　●仅有知性是不够的，还得使它诗化，“诗意的掌握”。刘醒龙确实具有整体把握与细部经营的双重能力
　　
　　汪政：长篇是复杂的艺术，我也非常看重《圣天门口》的奇异性。这种奇异性首先表现在它复杂的结构上，其次表现在它起伏跌宕、错综交叉的故事情节上，再次表现在它的非写实的氛围渲染上，它大，它多，它杂，它具有相当明显的知性品格，对长篇来说，这一点很重要，再多的聪明也救不了它，必须要调动大量的知识储备才能使它站立起来。
　　
　　朱小如：这部小说对圣天门口中的地理环境描写如此突出，也可说是一绝。这座背靠大山的小镇，想当土匪就上山，打游击也是如此，莽莽山林，神出鬼没。小镇也活像是个大转盘似的历史舞台，“你方唱罢我登场”。应该说这部长篇之所以成功，或许就是由于这个地理环境独特且灵活多变的小镇背景。当然这也是和当年的湖北的九省通衢，及真实历史相一致的，我看到一份材料，说湖北1929年到1936年间，省主席就轮换了五个，各种政治势力和派别也分别割据一方，占山为王。特别的人文历史地理背景造就了小说创作时空的自由驰骋，这也是醒龙选择这个历史时间段开始他的小说的深意所在。
　　
　　洪治纲：圣天门口的确是一个较为典型的地理环境。它位于大别山的边缘地带，退可避难，进可取利，使小说在激荡不已的历史冲突中拥有了一个十分灵活的叙事空间。但我更看重的，还是这个小镇所具有的人文环境，譬如，那里的说书传统，那座奇特的小教堂，以及杭氏家族硝狗皮的手艺……等等，都在小说中构成了非常重要的隐喻体。尤其是那座小教堂，原本是以基督为处世哲学的雪氏家族的精神符号，结果却成了天门口镇的革命权力所在地。无论是哪一派统治了天门口，它都是一个权力象征，革命的象征。
　　
　　汪政：我刚才说到《圣天门口》的知性，但仅有知性是不够的。用治纲的话来说，还得使它诗化，“诗意的掌握”。一方面给人以真实的甚至是经得起日常经验与知识考据的检验，我对《圣天门口》的地理、文化，特别是民俗非常陌生，它确实相当程度上满足了我的好奇心。但也正因为陌生，所以又时常从环境、意象、隐喻的角度来体会。与短篇不一样，这些东西的意义不是立即显现的，而是通过漫长的叙述构成一个文学生态，指向一个具有引力的内核，从这方面看，刘醒龙确实具有一种整体把握与细部经营的双重能力。
　　
　　●自从现代派出现之后，小说对人物形象的处理越来越抽象化和符号化了。但这种情形到了二十世纪末，又发生了悄悄的改变
　　●《圣天门口》在塑造人物形象上十分用力，在性格上体现出某种极致化的美学特征
　　
　　朱小如：这部小说给人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人物，如杭九枫、傅朗西、董说书等，女性人物最出色的是阿彩和梅外婆。说实话，当今文坛许多作品让人读完就忘了，根本的原因就是人物没有写活。长篇小说尤其如此。只有人物的丰富性才使小说具有一定的自然长度和艺术生命，也只有人物活起来了，再长的小说读起来也不觉得长了。同时，我觉得刘醒龙似乎又回归到他最早写山林乡野的带有现代派手法的鬼魅之气上来了。尤其是小说的结尾，总以为他会收不住茬，不自觉地裸露出思想的尾巴，却不料他竟然又搬出了梅外婆。太鬼魅了！
　　
　　洪治纲：自从西方的现代派出现之后，小说对人物形象的处理并不是越来越不重视，而是越来越抽象化和符号化了。也就是说，人物在叙事功能上发生了变化，不再注重它的性格逻辑，也不再关注它的生命鲜活性，而是强调它的理性内涵，强调它的隐喻意义。但这种情形到了二十世纪末，又发生了悄悄的改变。像近年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一些作家，如奈保尔、库切、君特?格拉斯等，还是非常注意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人物形象在小说创作中之所以让人难以割舍，其内在缘由还在于审美接受的需要，即读者的期待心理需要所致，就像小如所说的，一旦人物复活了，再长的小说都不会觉得长。
　　
　　汪政：我今年还和南京的几个朋友好几次集中讨论到小说的人物问题，可惜当时未看到刘醒龙的这部作品。而且，刘醒龙还打破了现在不少作品陷入的怪圈，就是主要人物往往用力过猛，写不好，倒是作者本不怎么注意的次要人物反而有些眉眼。梅外婆、雪柠和杭九枫在作品的艺术天地中确实有支撑的作用，这部小说确实是靠主要人物在拉动作品，让人们跟着跑。另外，因为作品卷轶浩繁，跨度大，如何处理大批量的人物也是要考虑的，不能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刘醒龙自觉不自觉地注意到了人物的形象体系问题，比如你们谈到的女性形象，就是既有个性又相互关联相互映衬的群体。
　　
　　洪治纲：《圣天门口》在塑造人物形象上十分用力，几乎每一个人物都呈现出其鲜明的性格特点，而且大多数人物都极富传奇特征，在性格上体现出某种极致化的美学特征。譬如梅外婆，就充分展示了她的宗教信念与生存伦理，所以，她对暴力化的冲突、生存的劫难、权力的更替以及罪与恶的体察，都有自身一套独特的处世哲学。而像杭九枫，受劫匪世家的熏陶，也就不可能避免地带着刁蛮与侠义、骁勇与自私的个性。阿彩在爱与恨的煎熬中，逐渐露出自身的野性，而革命化的历史语境又给她的这个性格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所以，她的命运更是充满了传奇。其实，即使是像常天亮这样的小人物，作者的处理都很细心，尤其是对他的听觉和触觉的叙述，同样也鲜活灵动。
　　
　　●民族文化的叙事资源在当前长篇小说创作中起到了开拓精神空间的作用
　　●神话也好，民间传说也好，说书段子也好，都是文化符号，所有这些叙事资源最后的取向都是为了文化的解构与建构
　　
　　朱小如：我觉得，这部长篇似乎也可以归到如今时髦的“文化秘史”一类。在这方面，前有陈忠实的《白鹿原》，后有莫言的《檀香刑》，以及最近贾平凹的《秦腔》等等。《圣天门口》中的那些说书段子，作为一种民族文化的叙事资源，在当前长篇小说创作中，的确起到了开拓精神空间的作用，也使它们在文化肌理的交融中展示了叙述的审美效果，同时还给以往的当代文学(包括八十年代长篇小说)相对干枯的形象增添了丰润富泽的色彩。或许，这也是拉美的爆炸文学带给我们的及时启迪。
　　
　　洪治纲：“文化秘史”的提法很有意思。这让我想起中国的古代小说，像《太平广记》、《世说新语》、《唐宋传奇》甚至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之类，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某种“文化秘史”的审美情趣。不过，不同之处在于，古代小说在叙述那些“秘史”时，更注重它的传奇效果和神话质色，而我们当代的一些作家更喜欢追求它们的象征意味，特别是它们所承载的民间化、风俗化的文化内涵。但是，从我的阅读经验来判断，《圣天门口》与《白鹿原》等作品还不太一样。《白鹿原》是一部相对典型的神话结构，《檀香刑》则是一种典型的文化秘史结构，而《秦腔》应该属于地域文化结构。《圣天门口》虽然置入了大量的说书内容，其实是为了突出它在历史时间上的绵延性，使小说中的历史回溯到整个汉民族历史之中，强调小说的史诗意味。
　　
　　汪政：这些方面都相当重要，不过，我首先关注的是作品的语言。由于近期的研究趣向，我对刘醒龙《圣天门口》大量地运用方言土语非常感兴趣，打开书的第一页，迎面扑来的就是方言的气息。你们讲这部作品像一部“文化秘史”，其实这文化最大的载体就是语言，具体到这部作品中就是方言。方言写作在这部作品中是本体意味的，它不是为了修辞，也不是为了装饰意味的特色的点缀，而是与叙述语言、人物语言紧贴在一起，以它的方式传承特定时空的人文信息，在这方面，方言不可替代。现在，方言正在消亡，联合国已启动保护中国涉危语言工程，你们上海、杭州也出台了相关法规来保护、研究本地方言。语言的多样性意味着文化的多样性，但与其他文化保护一样，最大的保护就是让它生长，让它以它原生态的方式呈示，这方面，文学有无可比拟的优势。何况，从语言审美的角度讲，方言本来就是文学语言生生不息的源头活水。刘醒龙这部作品的文化勘探很多地方都是从语言入手的，他的建构、解构都离不开这一点，比如，“圣”，这一中国文化与语言中十分重要的语辞就是《圣天门口》文化质疑的突破口，这样的例子在作品中还有很多。
　　
　　洪治纲：早在八十年代的寻根文学时期，像李杭育等代表性作家就曾强调对民族文化之根的现代追寻，这股寻根思潮受拉美爆炸文学的启迪已是公认的事实。刘醒龙的《圣天门口》不断地通过说书人来讲述汉民族存留的惟一史诗《黑暗传》，在一定的程度上确实拓展了小说的文化空间，但是，作者对其进行文化寻根上的现代反思并不突出。我觉得，作者可能更看重这一长期被忽略且残缺不全的汉民族史诗自身的历史文化价值，以及它在神农架地区所形成的特有的文化性格，包括对暴力性的革命变革的迷恋等，而站在现代性的角度，重审这一民族史诗的意义，并不是十分明显。
　　
　　汪政：其实，神话也好，民间传说也好，说书段子也好，都是大语言，是文化符号，所有这些叙事资源最后的取向都是为了文化的解构与建构。《圣天门口》首先在文化的表层，在知性层面再现了特定地域广袤时空的文化存在方式，以及这一方式给人物、家族，乃至“革命”所构成的“路径依赖”，因此，作家甚至不惮时风对许多传统的价值观予以肯定。我们可以认为作家这一方式是不是不够宏阔，不够现代？但你不得不承认它的厚重与实在。其次，作品又从历史理性的角度对开辟鸿蒙大背景下近现代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做了深层次的解构，它给了我们一部新的历史，虽然，它以感性见长，但这无妨人们对它深度的感觉。因此，总体上讲，《圣天门口》是一部沉得住气，在不动声色的保守中包藏野心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