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当代文学的精神再造——刘醒龙访谈录（节选）

　　周新民（湖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小说评论》2007年第二期
　　
　　时间：2006年11月14日
　　地点：东湖妙语悠香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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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新民：您的作品开始涉及到了一个道德救赎的问题：人要在历史困境、现实困境中，用精神力量、用信仰来拯救个体，实现个体的价值，彰显个体的力量。市场经济时代，是个人的精神、信仰受到冲击、个体的精神开始萎缩的时代，您在作品中却致力于塑造在现实、功利面前却有着自己坚定的价值趋向的主题，我想，这是您的小说深受欢迎的主要原因。
　　刘醒龙：是的，我作品中的人物大都面临着精神和利益的对峙。像《凤凰琴》，所有人都为转正名额明争暗斗，但当以转正名额为象征的利益突然来了之后，大家一下子都在想：它有什么意义，既然我不能离开这个穷山沟，这样的利益又有何意义？其实，拿到转正名额和没拿到转正名额，这里面并没有可以办成铁案的对与错。小说因此提供了一个极大的思索空间。一个人在一生中都会遇到这类问题，在道德上选择对了，以日常人生的标准来衡量却是错的。还有完全相反的一种选择，道德关乎人生，利益关乎日常。一定含义的对与错，免不了总在其间逆转，并且关乎到人的一辈子。
　　周：在您的小说中，除了个人的价值与现实环境的冲突之外，还隐含了个人的精神价值、人格尊严、道德问题和历史趋势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是不是呢？
　　刘醒龙：很多人把《凤凰琴》当作是写教育问题。这种认识没有看到文学的发展，其文学意识还停留在50年代。用旧的文学意识来套当下的文学，就像研究如何让神话里的千里马在高速公路上奔跑。不要以为当代中国文学只在现代主义上有了长足进步，现实主义的文学同样进步非凡，在艺术性与思想性诸方面，其进步幅度甚至还超过现代主义在同一时期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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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我们集中地谈一下《圣天门口》吧。我认为，《圣天门口》在当代长篇小说史上是一部集大成的小说，也是你个人创作历史上集大成的作品。有些人认为这部作品完全超越了您以前的作品。而我个人认为，这部作品和您以往作品的联系还是很紧密的，谈谈您怎样认识这部作品与您以往作品的联系？
　　刘醒龙：《圣天门口》与我以往作品是有内在联系的。同我第一、第二阶段作品相联系比较的话，我认为它是取了二者之长的，它继承了我第二阶段对写实风格的痴迷执着和第一阶段对想象、浪漫的疯狂。可以说它综合了我第一、第二阶段的写作风格，而又在二者之上。
　　周：请您在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视角坐标上谈谈《圣天门口》！
　　刘醒龙：在刚刚结束的第七次全国作代会上，《文艺报》记者曾就文学如何创新问题采访了我。在我看来，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历史背景下，写作者对和谐精神的充分理解与实践，即为当前文学创作中最大的创新。中国历史上的各种暴力斗争一直为中国文学实践所痴迷，太多的写作莫不是既以暴力为开篇，又以暴力为终结。《圣天门口》正是对这类有着暴力传统写作的超越与反拨，而在文学上，契合了“和谐”这一中华历史上伟大的精神再造。
　　《圣天门口》相对于以往写近现代史居多的小说，一个重要的分歧就是它不是在相互为敌的基础上来构造一部作品，来认识一段历史。而是最大限度的、最有可能真实地接近那个时代的历史状态。比如就《圣天门口》来说，小说从头到尾写了那么多的斗争、争斗、搏杀和屠杀，但我非常注意不让任何地方出现“敌人”这种措辞。《圣天门口》从汉民族创世到辛亥革命这条虚一点的线索，从辛亥到60年代文革高潮这条实一点的线索，通过这种虚实结合的写法，来求证我们对幸福和谐的梦想。写任何一部小说都应有一种“大局观”，这是很重要的。从国共两党斗争开始后大半个世纪以来，种种文学作品一直纠缠在谁胜谁败、谁输谁赢、谁对谁错，对这些问题上，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用新世纪的眼光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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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最初触动你写《圣天门口》的机缘是什么？
　　刘醒龙：对我而言，那是内心的一种情结、感觉。从我出生那一天开始就有一种东西在积淀，多年的写作，一直没有很好表达出来，所以，我一直想写一部能够表达成长至今的经历中最为纯朴、深情和挚爱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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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新民：《圣天门口》标志着您的创作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由发表《黑蝴蝶，黑蝴蝶……》开始，您的小说开始延续着对人的精神和生存的关注。并在此基础上生发出道德救赎的主题。而从《圣天门口》开始，对人的救赎转向神性救赎，就是对人的生命的敬畏。小说中的一系列人物都体现了这个观点。请谈谈对作品中梅外婆、阿彩、马鹞子、杭九枫等人物的感想？
　　刘醒龙：在谈梅外婆之前，我想先打个比方。我认为，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完整的，就好像我们说的一杯水，它应该是一个整体。它由水、杯子以及杯子中没有水的空的那一部分等这三部分组成。而我们往往会忘记杯子中无水的空的那部分，不去写这一部分，而好的小说应该是完整的，应该包括这三个部分。《圣天门口》中梅外婆就是杯子中没有水的空的那一部分，就是需要去充分想象、完善和提炼的，它提供了一种艺术的空间让你去展开想象。中国小说以往的问题就在于把这些都割裂了，你要写什么就得写什么，不能写什么就不能写什么。其实，藏在“实”的背后的应当是一个时期的理想、梦想。梅外婆就是被作为这个民族过去、现在、未来的一种梦想来写的。想想我们在以往作品中所见到的那么多暴力、苦难、血腥、仇恨，如果仅仅是这些东西，我们民族怎么能延续几千年？我时常在想，说中国人的阿Q精神，有人被处决了而我们还在拿着馒头蘸那个血吃。汉民族如果仅仅就这样，那他们绝对延续不到现在。我们的文学，缺乏对一只杯子的整体表现与深究。杯子本身以及杯子里的水，普通人都能看见。文学除了这样的看见外，还要发现杯子中那些确实存在无形部分。比如总让马鹞子和杭九枫感到敬畏的梅外婆，那才是脊梁所在。写这部作品时，我怀有一种重建中国人的梦想的梦想。我并不知道要做什么，但我觉得中国人有些梦想是要重建的，我们不应该继续采用暴力的方式解决问题，不能再崇尚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小说中，我写到巴黎公社那一笔，我以我的梦想来看这段历史，我认为巴黎公社没有失败，它是换了一种方式，不是用暴力的方式，而是用和平的方式，实现了其理想。
　　周新民：很多人喜欢拿《圣天门口》和《白鹿原》相比较，您对《白鹿原》这部小说是如何看待的？
　　刘醒龙：《白鹿原》写得很好，是一部很诱惑人的小说。从小说本身来说，它将陕北气质表现得淋漓尽致，从头到尾贯穿得非常好。是中国小说的一种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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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新民：您被看作是乡土文学的代表性作家，您是如何看待乡土文学的？
　　刘醒龙：乡土是我个人的情感所在。乡土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调整、不同的意义。只要人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只要人还对自然，对田野，对山水怀有深深的留恋，乡土和乡土文学就一定会沿着它既定的模式发展下去，我对这一点深信不疑。
　　周新民：这就是您的文学作品一直弥漫着乡土气息的主要原因吧！您认为好的乡土文学应该是什么样的？
　　刘醒龙：中国乡村小说有几大败笔。第一种败笔是刮东风时写东风、西风来了写西风的应景之作，其间生硬地安插一些写些投城里人所好的所谓乡村的变化，和极为媚俗的所谓人性觉醒之类的情爱，还美其名曰敏感。这类写作态度不诚实，有人媚俗，有人媚上，这种人是在媚自己，其笔下乡村，只不过是个人做秀的舞台。第二败笔是所谓时代的记录员，经常带着笔记本下乡，记到什么东西回来就写什么。当年的现实主义冲击波本是由主编《上海文学》的周介人联手雷达先生一起提出来的，但周先生却明确说过，他其实不喜欢有些人的写作。还有一个败笔，那就是将乡土妖魔化，还硬要说成是狂欢式写作，我对这样的小说总是感到深深地恐惧，读到最后很害怕，因为我所读到的全是仇恨，没有一点点爱与仁慈。
　　周新民：那么你认为真正的乡土写作是什么呢？应该站在什么立场上去看待乡土？
　　刘醒龙：首先不是上面说的几种。在乡土越来越处于弱势、边缘化的局面下，首先必须有一种强大的、深沉的爱和关怀，它既不应该是乡土的浅俗的“粉丝”，也不是乡土的指手划脚者。应把乡土当作自己一生的来源之根和最终的归宿。具体怎么去写，那是个很宽泛的话题。
　　周新民：您刚才说的关怀和爱怎样理解？关怀什么，爱什么？
　　刘：这是个很简单的道理。当然这不是我们所说的爱心。爱乡村，不是要给乡村、乡村人提供多少物质援助，这种物质援助可能是一种恩赐，是一种居高临下，真正的爱乡村是一种由衷的爱，你可以不给它任何东西，但是你的心应该和它在同一位置。回到写作上，我说的这种爱这种关怀，应该是一种对乡土的感恩。没有乡土，哪来的我们当下的文化和当下种种的一切。
　　周新民：最后我想请您谈谈您的小说观。
　　刘醒龙：从长篇小说来讲，它应该是有生命的。在小说当中，中短篇小说确实很依附于一个时代，如果它不和时代的某种东西引起一种共鸣，它很难兴旺下去。但长篇小说不一样，长篇小说是一个独立的生命体，它可以不负载当下的任何环境而独立存在，可以依靠自身的完整体系来充实自身。比如这几年一些好的长篇小说《白鹿原》、《马桥词典》、《尘埃落定》，它们和时代没有什么关系，但它们都有自身的丰富性，构造了一个完整的生命体。
　　我倒是还有一问题要说，千万不要轻易地将《圣天门口》中的梅外婆等人当成所谓“基督精神”，那不符合我个人的文学传统。对西方文化我只有一些不太深的理解，相反，我越来越深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不被重视的成分。譬如大爱与大善。普通的善与爱追求尽善尽美，大爱与大善则是对世间一切的恶，在包容的背下，进行不见硝烟的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