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目前为止，我一直对自己的身份感到怀疑。身在武汉，我总被认为是乡下人，而在乡下，却从来没有人认为我是农民；我明明在县办小厂当过十年工人，在真正的产业工人面前却又自愧不如；成为作家后，我被认为是知识分子，却还是缺乏真正的身份认同感。所以，我的故乡到底在何处是一个被争论的话题。这与我一直以来动荡不安的生活有关，从童年时代起便被挑在担子上四处迁徙。所以我有一个梦想，在我的家乡一个固定的地方，有一处老屋，那是我的家族所在地和心灵的居所，屋前有一棵和我同年同月同日生长的树，提供给我一席阴凉。无根的状态也许并不是一件坏事，它会使我对于自己的过去更加珍惜，更加看重，也思索得更多。
    就因为找不到这些，只要有机会回到那我长它也长的地方，就想着要去看望这个名叫张保良的朋友。要说与他相识并不算早，当年在一起的时候也不多，至于乡土中形容割头换颈的情义就更加不是了。曾经说过乡土是一壶陈年老酒，保良兄大约也是如此，离得远了，隔得久了，才让人想念而放不下。
    乡土之事，关乎于每个人的内心。
    有时候，我是真的将保良兄当成了离肉身渐行渐远，与心灵越来越近的乡土。
    作为写作中的乡土，没有什么能比它载起更多的明丽与阴暗、痛苦与欢乐、也没有什么比它更能表现历史与当下。乡土对于文学的贡献是城市永远也无法与之相比的。保良兄的写作又岂能例外？乡土的庞大复杂和深厚，自有它的永不衰竭的活力，乡土用仁慈来滋润文学，写作者该如何相报？乡土是一种肥沃，乡土是一种富饶。乡土不是一种丑恶，这一点可以断定。乡土不是净土，这也是可以断定的。对于写作者来说，重要的是从心理上调整乡土的位置。乡土永远是人类最后的精神家园，这一点的确需要写作者终身谨记。
    与保良见面说话、谈事情，时常会让人心猿意马，因为在他身影与话语后面的那个庞大的乡土体系，在不断地吸收我、诱惑我。譬如:重忠义、识廉耻、朴实老成并守礼孝——不如此又如何写得出《遥远的佛光》？又譬如:勤勉节俭、藏秀于拙、不以贵贱宠辱分天下——这一点从《进门愿死，出门想活》中也能读出；再譬如:风来雨去春种秋收，在天造地设面前不信风吹麻叶一片白，遇到命运几何时也不觉得葫芦开花假的多，这大概就是《那么正经干什么》的来由。
    人在乡村行走，心里常常感觉不到自身。能够持之以恒地面对旷阔苍茫的乡村，只有乡村本身。乡村的欲望太大了，大到根本无法行动，如同要找一架上到天堂的梯子，且不说天堂孰真孰假，要做那样的梯子，就得栽种一棵比天还要高出一尺的大树，否则就搭不上去。一如当下普遍的借贷，那些有本事从银行弄来几个亿的人，从没想过要彻底还清债务。太大的东西如一座山，人在山上住着，还会想方设法过好日子。相反，那些小户农家，借得几百上千元信用款，到期不还，或是牛马，或是房舍，就保不住了。所以，小小的东西是石头，走到哪，背到哪。离开乡村，多数人不得不变成石头，所以才能追随欲望越来越远，直到将乡村抛在尘土飞扬的起源。
    文学会放大乡土的悲欢离合。没有文学的乡土只能在沉默中潜行。没有文学也就少了一样疼痛，即使有人在痛，也不会传染开来，还有可能在平静中接受现实，而不去一次次轻弹男儿之泪。所以，文学对于乡村，一定要有在疼痛之外，像感恩一样可以感受到温馨与安宁。
    记得在一部好莱坞电影里，一位在监狱里呆了四十年的老黑人，对前来确认是否可以让他假释的司法官员说，我老了，我想对当年的那个少年说点什么，可是我再也找不到他了。像老人一样苍茫的乡村，活着的日子何止几百岁、几千岁，想说的话远远不是一肚子、两肚子、三肚子，然而，乡村不止是找不到想与之交谈的那个少年，甚至连询问其是否有这类念头的机会也难以找到。
    所有这些都是命定中的文学元素。因为，文学的本质看上去是向前，骨子里却是向后。无论是源远流长的诗歌、散文、小说，还是新兴的舞台艺术与影视艺术，最美的时空总是黄昏，而非清晨。这是由人的性情所决定，在人的情感世界里，最能震撼自己的总是这类曾经与生命息息相关的旧东西，在面对新世界时所表现出来的悲凉之痛。艺术的最大魅力是挽歌，而不是赞歌。一个民族，一个地域，多年来所熟悉的一切眼看着就要失去，或者正在失去，其痛切之心所焕发出来的力量，完全有可以激活人的最大艺术潜能。
    一般人爱说，灵感无所不在，也许就在手边身边眼边。情况的确如此，生活是每个人一起共同创造的，因此每个人的行为也就是生活的一部分，问题的症结是写作者如何在自己的写作里，将这一部分的生活溶入全部生活的大潮中？保良兄的生理和文学纪年都长于我。他的作品我读过许多，不少篇章还是从一稿、二稿到定稿都送我阅过。有拍案叫好的，也有扼腕叹息时。
    在他写作的大量作品中，我认为《老女人和狗》最能代表他的写作高度。人当然最关心人。如同狗只会关心狗，猫只会关心猫，牛只会关心牛一样。每一个文学史上的高峰，从来是由一些让人难以忘怀的人物形象所引领的。在保良兄笔下，狗是人的一部分，同样狗也成了人的一部分。就文学意义来说，乡土写作正在面对的也许是世界第一村的华西村，它们是否能真正进入到文学视野，并且进一步升华为这个时代的文学典范，还要看在经济空前膨胀的背后所蕴藏着的人文质量。而我相信，保良兄这种天人合一的写作，更能彰显这个时代文学的意义。这种貌似平凡、随处可见的东西，才是最深刻、最难弄懂的，同时也是最容易使人误入歧途的。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正是这样，没有谁说过自己不懂其中一些玄妙之处的，然而，又没有谁能做到在文学与生活的碰撞中，时时保持清醒意识。生活时常有意无意地将自己打扮得蓬头垢面。听任作家们用自己的情感尺度来尽情梳理，其结果往往是大相径庭，甚至出现人与鬼的差异。这也可以看作是生活趁机对作家们的良心与良知进行拷问的结果。
    在乡村，任何文学元素都曾有过水与火的淘汰与冶炼，如此构建下的写作，当然更加可靠。在以时尚为主要审美特征的都市里，也有出自灵魂的新颖，也有如同山水的发现，毕竟更多的是对浮华的极度夸张，对奢欲的恣意想象。在当下生活，在当下写作，要识破并跨越这类包藏商业祸心的伪审美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时候的乡村和以乡村为母体写作就显得尤为重要。她会反过来对人在现代化名义下的行为偏差进行校验。
    (《那么正经干什么》张保良/著作家出版社出版)（文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