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义勤

　　长期以来，人们对长篇小说一直有着两重失望：一是传统型态的长篇小说越来越粘着于历史与现实之上，越来越成为某种历史或现实的比照物，历史或现实取代了小说本身，而艺术上的粗糙和简陋已到了令人生厌的地步；二是某些“新款”的长篇小说则内涵越来越浅薄空洞，完全失去了对历史、现实的观照能力，使一向被视为“重文体”的长篇小说被改造成了轻飘飘、软绵绵的“轻文体”，或者把某种历史、现实、艺术“偏向”发展到极端的味道怪怪的“畸型文体”。这让人不能不怀疑中国长篇小说的前途，难道除了墨守成规或笔走偏锋之外，那些包孕了巨大的历史、现实和情感内涵的传统长篇小说型态就真的失去了生命力？当下的长篇小说难道已失去了既能延续长篇小说的“传统”又能在艺术上给人以新的冲击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刘醒龙交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他的长篇新作《圣天门口》是一部能够满足我们对于长篇小说这个巨型文体的传统期待而又在艺术上给人耳目一新之感的作品，作家在思想艺术领域所进行的大胆探索，既表征了当下长篇小说写作的某种高度，又似乎更代表了长篇小说的一次重新“苏醒”，代表了当代中国作家重回长篇小说“正途”并再现长篇小说文体魅力的一种自觉努力。
　　《圣天门口》是一部有着鲜明的思想和艺术野心的作品，作家对“史诗”品格的追求可以说毫不隐讳。作家的艺术理想是建构一个独立自足的“世界”，并对之进行阐释。这个世界的中心词是“历史”，而这个“历史”又有“大历史”与“小历史”之分，所谓“小历史”是小说显在层面上以“圣天门”和大别山区为背景的20世纪中国的“革命史”，所谓“大历史”是小说隐型层面上以“说书”的方式呈现的与“革命史”对照呼应的整个中国的“创世史”。就对“小历史”的建构而言，《圣天门口》既不同于“新历史小说”游戏、改写、想像 “历史”的主观方式，又与传统的“正史”不同，作家追求对“历史”客观性、复杂性、丰富性的“还原”，没有把“历史”简化为一条正义战胜邪恶的抽象线索，而是把被遮蔽的“历史”的伤痕，把那些被抽象的逻辑掩盖的血腥、死亡、残暴淋漓尽致地揭示了出来。因而，小说既有着对意识形态和“正史”的突破，又有着对隐蔽的“历史”细节和“历史”缝隙的挖掘与呈现，“历史”也因此变得越来越感性和丰满。在作家的笔下，虽然“革命”的发生、围剿与反围剿、肃反、国共合作、抗日、解放战争、土改、文革等客观的“历史”框架仍然非常清晰，但是其所呈现的“形态”却已与我们既有的历史经验和历史认识有了很大的距离。就对“大历史”的建构而言，作家以“说书”的方式把中华民族的创世史完整地复述了一遍，并以“历史循环”论的方式完成了对“小历史”的隐喻和解构。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作家在《圣天门口》中对“大历史”和“小历史”的处理方式也是截然不同的，如果说在建构“小历史”时作家追求的是从抽象向感性、具体的还原的话，那么在建构“大历史”时，作家则追求的是从具体到抽象和理念的升华，因此，从“说书”的层面上说，小说中的“大历史”其实已经用寓言性取代了故事性，“说书”已背离了生动、鲜活的本性而成了一种纯粹的“讲史”，而这也许正是作家有意制造的一种吊诡，它凸显的正是“小历史”的生动、繁杂。
　　当然，《圣天门口》的史诗品格既表现在对“历史”形态的崭新建构上，又更表现在对“历史”进行阐释的深度追求上，而对人与历史关系的透视则是这种深度追求的保证。换句话说，作家既追求对新的“历史”形态的建构，又更关注人对历史态度的解剖。历史的主体是人，人对历史的抗争与逃离，人的命运与历史命运的交织永远是历史最动人心魄的内涵。而刘醒龙正是在这一点上，发现了历史书写的新维度。可以说，在《圣天门口》中，错综复杂而又深刻凝重的“人学”谱系的建构正是小说获得“史诗”品格的保证。小说成功地刻划了几十个充满鲜明个性魅力和人性魅力的人物形象，无论是革命者，还是反革命者，无论是农民还是知识阶层，无论是有产者还是无产者，作者都遵循在“历史”和“生存” 面前的“平等”原则，重视对人的生命本能和生命意志的表现，力求把“历史”的进程与人性内涵结合起来，把人与人之间的爱恨情仇放大到了和“历史”平起平坐的地位。这使得小说中的每个人物都有了传奇性魅力，都有着令人过目难忘的悲剧内涵和命运内涵，从而极大地满足了读者对于长篇小说的人物期待。尤其是杭九枫、阿彩、董重里、傅朗西、马鹞子等人物都可谓是当代文学人物画廊里不可多得的具有复杂阐释意蕴的典型形象。首先，小说挖掘了“革命”背后的非历史内涵。关于“革命”的发生，“历史”曾经有很多解释，但本能的、原始的、自发的因素总是被意识形态或政治层面的“宏大叙事”要求所掩盖。《圣天门口》固然展现了“革命”发生的自觉的、有组织的一面，但更深刻的还是揭示了“革命”冲动的非自觉和非政治的一面。说穿了，常守义之类的革命者和傅朗西这样的革命者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常守义来说，流氓无产者的本性和人性中的恶可能才是其走上革命道路的动力，他的“革命”其实正是与被历史政治化了的“革命”背道而驰的。这种现象无疑使我们从政治理念和历史必然性层面上对“革命”的解释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其次，小说突出了历史演进中“生存”的意义。《圣天门口》对于“历史”真相的还原与发现，我觉得与作家对“生存”这个词的重视是密不可分的。“历史”的形态可能是由“宏大”的政治命题决定的，但最终还是由人的生存意志决定的。作家没有简单地让“革命”的冲动代替“生存”的需要，而是在每个历史的转折点，在历史的每一个生死存亡的关头，都把“求生”处理成了影响人与历史关系的决定性因素。段三国的生存智慧、董重里的人生道路、杭九枫与马鹞子的生死恩怨、梅外婆与雪家的命运等等背后都有着“生存”这两个字的沉重份量，而“历史”确实也因为“生存”的需要而发生了很多改变。再次，小说引人注目地开辟了一个通向历史救赎的话语空间。在对历史进行血腥叙事的同时，《圣天门口》所展开的关于救赎的线索，就多少有点出人意料。通过雪家和梅家，特别是梅外婆，小说浓墨重彩地挖掘了“历史”缝隙中美、高贵、爱、宗教等超越“历史”的价值维度，既再现了人类进行历史救赎的不懈努力，又以这种努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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