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久辛

    作家刘醒龙给我的感觉:既有一点脱俗的优雅，又有一点入俗的高贵，言语之间还透出几分不容置疑的尊严，这复合了几种感觉的感觉该怎样来概括呢？想想他并不伟岸、甚至还有点矮小的样子以及他那股子精气神儿，我就不能不想到这个字——“圣”。对，醒龙自己也说:“一个‘圣’字，解开我心中郁积八百年的情结。”难怪，他的扛鼎之作便叫《圣天门口》。 
    刘醒龙自己说:“我的灵魂与血肉是团风给的，而思想与智慧是在英山丰富的。”团风县上巴河镇张家寨村是他的祖籍，此村并不比方圆周边的其他村子多什么，却是醒龙的出生地；而大别山腹地的英山县石头嘴镇，则是其父被任命为石镇区区长之时，随父而来。由于父亲工作多变，他四岁半就上了小学，而后又转了六七次学，上了两次一年级和六年级。漂泊与动荡的生活，给了少年醒龙以丰富的内心，这或许是他“圣”的原由？后来他中学毕业，再后来应征准备入伍当兵，却因指标已满，不得不到县阀门厂——当了一名“大集体”的工人。据我所知，在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里，还分个集体所有制工人和国家所有制工人。而刘醒龙这个“工人”比人家国家所有制工厂的工人，还低一个档次。这个底层的小工人还有什么可“圣”的呢？ 
    一晃，十年过去了。醒龙从工人到车间副主任，再到厂办主任，在官本位的大环境里，可谓顺风顺水，在全厂也算个人物了。然而他却不满足于平静的生活，非要写小说。1983年因小说崭露头角，被借调到县文化馆，那是他极其向往的地方，然而却怎么也调不进去。“通往天堂的路，早就有人把守。”普希金的这句诗，形象地概括了他当时的处境。后来，不知求了多少人，说了几车话，终于感动了分管人事和文化的两位副县长，竟然在他申请调动的报告上盖了“英山县人民政府”的大印，人事局长这才悻悻地松手。之后不久，《青年文学》相继发表了刘醒龙的中篇小说《村支书》和后来改编为同名电影的中篇小说《凤凰琴》——我正是这时才知道刘醒龙的名字，至于他后来寒窗苦作，艰难腾挪，上调地区群艺馆、武汉市文联，直至声名鹊起，被推选为省作协副主席等等，则正可见出醒龙死搏硬拼、励精图治的神轨圣迹。 
    按理，像刘醒龙这样从底层“爬”上来的人，绝大多数都未老先衰，锐气早早就被磨光了。我见过太多太多揣着明白装糊涂，一句话掰成八瓣嗫嗫嚅嚅说不清的假害怕真耍滑的阉人了，所以对醒龙的圣气与锋锐极为欣赏。前年，市委召集文学艺术界知名人士座谈大繁荣大发展——不用说，书记、市长等头面人物全在主席台就座。会前，秘书长就给刘醒龙打了招呼说:“你要重点发言呀。”醒龙应承着，心里却有了一个“坏主意”。那天他一进会场，乖乖，全市的“腕”级人物全来了，近百人。领导们讲完话，该作家代表发言，刘醒龙站起来了。他说:“大繁荣大发展的前提是什么？”大家不知道他问谁。他又自答:“还得人来干吧？”大家还是不知道他要说什么。他又自答:“人呢？咱们也有了，从北京挖来了，但怎么干呢？”这问题问得太有才了。怎么干还能让领导教吗？他再次自答:“作家林白调来一年了吧？可不给人家房子，而没房子怎么干？总不能把写字台搬到大街上去干吧？”他什么大道理也没说，市委领导当即表态——马上解决。醒龙这才把他的屁股放到椅子上。 
    作协来了位新领导，特别爱写诗，去年恰逢改革开放30年，要写个成果报告，这位领导把自己发表的诗列了一串串，而且放在全省作家成果的最前边。开会讨论时，醒龙对他说:“上级派您来作协是让您来从事领导组织工作的，可不是让您来搞创作的，您应该知道您写诗的水平，在省内也是排名在200名以后，现在您把您的作品当成果排在最前边，恐怕不合适吧？”说得那位领导脸红脖子粗，幸好有涵养，没有发作，而且主动把自己的“成果”删掉了。醒龙后来对同事们说:“能听进人的谏言，这也是水平，而且是高水平。” 
    醒龙女儿的芭蕾舞教师名叫奥丽嘉，是俄罗斯圣彼得堡芭蕾舞团的演员。每逢上课，她总要提前来练功房热身；下课后，她也总要将孩子及家长们一一送到门外。再回身到练功房的正中央站直，虔诚地在胸前划一个十字后，行一个慢慢的谢幕礼。这种充满感恩的谢幕礼不知重复了几百几千几万次，但当醒龙发现后却被感动得热泪盈眶。女儿问他:“爸爸，你怎么哭啦？”醒龙答:“太神圣了，太神圣了——孩子，对工作、学习有了这种神圣，就没有干不好的。”女儿茫然。醒龙又说:“神圣就是至高无上的感受，比天还大、比地还大的一种美，明白吗？”女儿用眼盯着他。我想，她恐怕仍然不会理解。但原来拟以《雪杭》为名写了六年的长篇小说，被醒龙改了名字。他说:“那一瞬间，我突然感到，自己正在书写的这座小镇也应该冠名:《圣天门口》，头一个字必须是‘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