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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是一种价值观——刘醒龙《圣天门口》研讨会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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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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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七年一月六日，由复旦大学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和《文艺争鸣》杂志社共同主办的“刘醒龙《圣天门口》作品研讨会”于复旦大学光华楼隆重举行。长篇小说《圣天门口》出版于二零零五年五月，分为上、中、下三卷，字数达百万，是作家刘醒龙经过长达六年之久的时间，三易其稿，创作完成。研讨会上，与会者主要就 民间视角下构建历史、史诗化渴望和宗教意识问题进行了广泛探讨。
一、民间视角下构建历史
任何记忆和事实，一旦成为历史，真实性就随时间淡去，对于历史，我们永远不知真相为何物，而历史本身给我们提供的则恰恰是无穷尽的阐释空间。《圣天门口》中，作家刘醒龙避开了传统历史小说的叙述角度，以民间视角切入那段长达八十余年的历史，为我们展现了民间视角下的另一种历史真相。
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认为，从《白鹿原》开始，产生了一系列包括李锐的《旧址》、铁凝的《笨花》等等作品，相比而言，《圣天门口》是有自己的特点的，作品时间的长度和它所包含的历史的反思性以及作家自己的重构性，都有所突破。尤其是对于汉民族民间史诗《黑暗传》的引入，为我们阐释历史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民间视角，《圣天门口》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部民间史。
复旦大学教授栾梅健在发言中认为，百年来中国历史风云激荡，引起了中国现当代一大批作家的浓厚兴趣与创作冲动。而在这个背景下，很多作家选择了以家族历史来反映历史变迁。回顾上个世纪的四、五十年代，很多作家主要顺从于主流意识形态，以文学图解政治，将人物命运模式化、僵硬化。而到了四人帮粉碎之后，一批作家开始以新的视角切入重新思考历史、阐释历史，比如莫言的《红高粱》、陈忠实的《白鹿原》，都试图通过一个家族的变迁反映社会历史的风云变幻。而今天到了刘醒龙《圣天门口》这里，作家则更是以宏大的篇幅与强势的描写展现出了中国近现代革命的原生态状貌。可以说，刘醒龙作品中对这种原生态的历史状貌的还原，为我们今天窥视那段历史提供了一种新的路径。
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光东认为，好的长篇小说应该有一种命运感。这个命运感一旦表达出来，小说就写得比较好。我觉得当代小说里面能把这种命运感表现出来的不多，比如说《白鹿原》，人的命运感有没有表现出来还值得思考。但是，刘醒龙的这部《圣天门口》在这一点上写得很好。人的命运的变化，整个生命的发展过程在各种因素的纠缠里面，是作品写得比较好的一个部分，因为他把民间的、政治的、情爱的纠缠在一起，人的命运不是某个单一因素决定的，而是多个层面共同促成的。这样历史就还原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历史。
《中外比较文学》主编宋炳辉说，我非常喜欢这部小说，我读的非常认真、投入。小说和《黑暗传》时间上形成一种衔接，把一段六十多年的历史和《黑暗传》从开天辟地以来长达几千年的历史衔接起来。另外，从家族角度来看，小说也有自己的追求，它是一种中和，一方面对即定的历史的规范的反思，同时又体现出非常强有力的对理性的追求。《白鹿原》与《旧址》一样，是通过两个家族的争斗来表现这种历史场景，《圣天门口》中这种争斗的方式和《白鹿原》与《旧址》不一样，它已偏离了我们原来所理解的历史在写实层面上的叙述。比如雪杭两家的争斗，在性格上和性别上的分布都有明显的特征。《白鹿原》中很大程度上是男人之间的争斗，在《圣天门口》中雪家的女人都是非常任性而且带有信仰，男人几乎没有。这实际上包含了中华文化背景中的一种阴阳关系，这里阐释空间也非常大。
《文艺争鸣》杂志主编张未民提出，现在确实到了该对前一段的“解构”思潮进行反思的时候了。如果这类问题不解释清楚，我们就很难给中国近现代文学下一个很有把握的判断。从《白鹿原》开始到现在，已经有十年的历程，我们的出发点就是对这类作品进行研究，这不是一个解构的问题，也不是对原来历史化进行一个颠覆的问题，而是一个建构的问题。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我们的主流论坛形成了我们自己的意识形态，对历史的解释就形成了从《白鹿原》到《圣天门口》这样的一系列作品。这样的对历史的解释与我们原来对历史的解释有不一样的地方。它主要的地方不是在解构，恐怕是在建构。
同济大学中文系教授王鸿生认为，对于民国以来百年历史的重述，我们还未获得真正令人满意的叙述方式。一大批作家为此寝食不安，他们想做出自己的表述，这表明中国作家在自觉得努力建立自己的民族叙事。这一百年的历史，肯定没有一个唯一的叙述，似乎我们又在期待着一个最终的叙述。哪一种叙述在各种叙述中竞争获胜、获得更多的认同，解决这个问题等于解决了一个极大的精神困境。在这个景观之下，我们来解读《圣天门口》是有一定文学史意义的。
二、史诗化的渴望
在这样一个凡事讲求速度和效率的读图时代，面对厚厚的三卷本，不少读者望而却步。研讨会上，许多评论家就小说的长度以及其中透露出的作家对史诗书写的渴望等问题纷纷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杨剑龙认为，这样一个读图时代很少再有人能静下心来去读一部一百万字的小说，所以如果作者把三卷本缩成一部，那么作品的经典性、浓缩性的内涵可能会更好一点，同时，小说在面对发行、市场和读者时，所涉及的面也许会更宽一点。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谢有顺认为，作家经过了整个二十世纪的艺术训练之后，一般用二十到三十万字即可表达对世界、命运的看法，一些非常经典的作品都是二、三十万字，而对于这么长的百万字小说，则存在怀疑的态度。但同时谢有顺又指出，在今天这样一个传媒时代，小说若想和新闻、网络争宠已经没有任何优势，所以文学不如选择退守，回到纯文学本身上去。因此从这个角度看，作家对于小说长度的渴望以及史诗化的渴望又是很有价值的。
青年评论家周立民认为，构成现在很多作家创作瓶颈的是历史的陷阱、史诗的诱惑、长篇的迷魅，所有的中国作家都没有绕开这个情结，刘醒龙的《圣天门口》也没有跳脱出这个障碍。小说家不需要理清历史的因果关系，小说家需要带我们去经历历史。《圣天门口》也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很多人抱怨小说写得长，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写得太满。其实没有必要用八十年甚至一百年来描写心理历程，有时候十几年的长度就可以浓缩一百年的历史，甚至一千年的历史。所以如果作品的笔墨再省略一点，或者选择一个人来做叙事的视角也许会更加灵动一些。
三、宗教意识问题
《圣天门口》从书名上看，“圣”很容易让人获得关于宗教的联想。作家刘醒龙本人也曾经就书名中的“圣”字作过专门的说明——“圣”是宗教的，更是一种精神的清洁。然而在本次研讨会现场，在所有评论家发言之后，刘醒龙却作了这样一番独白：“其实，书里面的教堂相当于小镇上的社会活动中心，发生了很多与宗教毫无关系的事情。我小时候附近几个镇上都是有教堂的，至今还有教堂在做卫生所，但是这个教堂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没有洋人，没有宗教的东西，只是一个外壳在那里。为什么后来对话中也谈起基督文化的问题，是因为受到批评家的引诱，情不自禁说了一些话，后来看到的时候才发现，这不是我在小说中想表达的。我想提醒大家，作家讲自己作品的时候往往不是在讲自己的作品，是作品完成后，后续发生的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可能跟作品没有关系了。我觉得小说中的“圣”恐怕更是来自于我的传统，来自我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了解。”
刘醒龙的这番“表白”确实反映了作家与批评家之间微妙的互动影响关系，尤其是批评家对于一部作品的阐释与解读，不仅仅会对读者产生导向性的影响，甚至连作家本人也会被“引诱”过去了。
《文汇报》笔会主编周毅也不太认同其他人所说的“宗教性”，她认说，刘醒龙很有雄心，这个作品显得很斗硬，在真问题上斗工夫。他对作品的这种高要求就表现出作品的一种很强烈的浪漫精神。他对种种很隔膜的力量都在顽强地驾驭，对种种不可调和的痛苦表现出让人敬佩的耐心。他的写作不是建立在对先期的判断之上，不是一种力量打倒另一种力量，而是建立在一种爱的基础上，他看到了世间的对立，但最终是一种势力对另一种势力唱出了赞歌。这个作品与其说描述了中华民族在上个世纪几十年时间跨度的一个画面，不如说作家渴望描绘出希望人们用长达一生的经历与痛苦所能达到的觉悟。这一方面可以说是当代文学的这样一种脉络，对历史进行建构的工夫，另一方面是刘醒龙本人值得评论和注意的地方，他创作二十多年来一直有与众不同、很反潮流的东西，这也可能是他创作力很核心的一个因素：很善，从当年的《凤凰琴》到现在的《圣天门口》。他写《凤凰琴》的时候，我当时就说刘醒龙的叙述中表达了一系列意义。生活是有意义的，生活中有我们为之奋斗的终极目标：解脱，不论处于什么样的世界这目标不变。解脱来自于我们对庞大复杂生活的清醒认识，来自于对这庞杂的体会和忍受，还有就是保留着无限和永不消失的心灵之爱。
但是，对于《圣天门口》，还是有不少关于宗教意识精彩的看法。复旦大学王宏图教授认为，作品中讲到历史上谁是第一个被杀掉的，谁是最后一个被杀，这是一个涉及人类文明的基本问题。在小说中作家关注的是暴力，这暴力涉及生命、价值，这实际上就是宗教的问题。这部小说在当代小说中是非常大的意义就在于它有一种精神超越的维度。梅外婆是小说中的基督教人，这个形象是个探索，刚刚大家说这个形象空洞不丰满，但这个问题不是作家的艺术能力问题，而是宗教本身的困境——我们没有宗教不行，有了宗教也要警惕，因为有可能也有更大的罪恶降临。没有乌托邦的社会是可怕的，但是有了乌托邦而实施出来的社会可能更可怕。
针对宗教意识的引入问题，山东大学施战军教授在发言中则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小说从很多方面挑战了现在已有长篇小说的难度的极限。是描写从民国到现在这段历史，是从现实主义这种角度探入，从天赋、用力各方面来看这是部罕见的作品；《圣天门口》中嵌入宗教，比如梅外婆将基督教教义放在生活中的应用和检验，一方面衬托出了梅外婆这些人宗教感的天真，但另外一方面也衬托出了另外一种宗教的顽强和不可熄灭，不妨将之称为自然神性。像小教堂的设置、山谷的设置，等等这些都是自然神性的灵性。小说中最大的杀戮，不是战争带来的，是天谴。“圣”似乎一直在写的是天道。自然神性主要是有着一种人文主义色彩的东西，比如对弱者的体恤，对不可知事物的敬畏等等，这些都比宗教力量强大得多。
复旦大学中文学教授陈思和根据自己的阅读经验提出，评论家身上为批评而批评的戒律很多。如果不破除这种戒律，其实很难进入对象。小说里面很多苦难包括雪家这种接受苦难的一种态度我能理解。即使中国没有，但也需要有这样的东西。而这种东西刚好跟《白鹿原》有一个对照，它从民间产生出来其实也是传统文化当中的一套意识形态。《圣天门口》的题目为什么前面要加一个“圣”，我想这个“圣”恰恰体现了这个小说的价值。在二十世纪的现代史跟几千年甚至上万年的传统文化当中一个古代史的对照，恰恰加入了一种古代文化史里没有的东西。我们古代史有仁义、仁爱，但是恰恰没有像梅家、梅外婆这样的一种文化价值。这种价值是西方的，这就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一个特点。
此外，在本次研讨会上，张新颖、朱小如、张业松、张芙鸣、李丹梦、徐春萍等诸多评论家还就小说创作的语言问题、结构问题，以及历史叙事、史诗建构等问题作了广泛深入的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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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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