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治纲

　刘醒龙是一个有情怀的作家。我这样说，是因为读刘醒龙的小说，我常常会在他的故事之中感到剧烈的疼痛、无奈甚至愤懑——我知道，那是来自作家内心深处的忧患意识所致，是他在面对现实生存的焦灼而发出的内心吁告。从《凤凰琴》、《村支书》到《挑担茶叶上北京》、《分享艰难》再到《痛失》、《弥天》、《生命是劳动与仁慈》，他总是将自己的叙事目标对准当下的底层生活，对准那些被日常表象所掩盖的幽暗地带，在倾力书写中国底层生活沉疴的同时，又饱含着他那特有的体恤情感，在一种酣畅的叙事话语中，展示了一个个沉重悲凉的生存图景。
　　坦白地说，拥有这种浓烈的体恤之情的作家并不是很多。在当下的文坛中，更多的人，或许更乐于选择某种所谓的知识分子立场，在一种想像性的底层话语中重建各种启蒙理想，以及某些道德化的价值观念。惟因如此，我们常常读到许多关于底层生活的叙事，总觉得有些隔膜，有些游离，缺乏那种来自泥土深处的自然气息，而他们的体恤和怜悯，也多多少少地因此而显得有些居高临下。但刘醒龙却像一丛质朴的灌木，紧紧地匍伏于乡土之中，依土而生，吸露而长。所以，读刘醒龙的小说，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土地的气息，感受到基层生命的自然、率真与质朴，还能够感受到那些苦难和伤痛背后的许多痼疾——这些痼疾，紧紧地融铸于人物的血脉之中，就像鲁迅笔下的劣根性，让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这种沉迷于现实底层，但又不是简单地再现底层生活表象的写作姿势，展示了刘醒龙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显然比那些在现实表层搔痒的模式化写作更有价值。因为它们融入了作家大呈的理性思索和文化拷量，体现出作家对底层现实的多方位思考。在这种思考中，刘醒龙从来不以揭露生存的苦涩和尴尬去谋求道义上的关怀姿态，更不会玩“红肿之处，艳若桃李；溃烂之时，美如醴酪”之类粉饰性的手法，他总是努力带着自己的灵魂和思想去寻找现实背后的真相，去探究失范秩序的内在症点，譬如乡村社会中的权力结构及其腐败与人性的纠结，譬如基层官场的吊诡与乖张，譬如在改革机制催发下的欲望膨胀，譬如对劳动、土地、生命和高贵人性之间关系的多维度演绎……这些思考的有效性如何或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刘醒龙通过这种思考，表明了自己是一个灵魂在场的作家，是一个永远将情怀置于故事深处的作家，是一个具有人格力度的作家。
　　正是在这种情怀的驱动下，刘醒龙的小说始终洋溢着浓烈的叙事激情。这种激情，就像涌动不息的岩浆，给人以扑面而来的灼热感，仿佛作家的热血在文字间翻滚和跃动。所以，刘醒龙的小说常常有一种特殊的感染力——我们既被故事的曲折走向所吸引，被人物鲜活灵动的言行所感动，又被叙述者的激情所融化，被叙事话语的狂欢式流淌所吸引。而且，这种激情不是简单的抒情，而是渗透在人物的理想冲动里，贯穿在话语的酣畅通达中。它带领我们在幽暗中寻找亮光，在无奈中打探希望，在艰难中分享顽强——就像《生命是劳动与仁慈》中所叙述的那样，无论时代为我们提供了多少的生存方式，无论人们对“劳动”持以何种观念，但是，在人的生命中，劳动以及对劳动的最原始的感受，依然是我们充实生活品味幸福的核心方式。
　　当然，我不想讳言的是，刘醒龙的激情同时也破坏了他对叙述的有效控制，使得他的早期小说显得酣畅有余而又精致不足。但这一点，在他的长篇新作《圣天门口》中却获得了重要的改观。《圣天门口》以其均衡的笔力，在洋洋洒洒的三卷本中，对中国二十世纪前半段的历史进行了一种独特的反思和再现。他一方面将汉民族的文化史诗《黑暗传》通过说书人的言说融入叙事之中，另一方面又让主体故事开始于文化史诗终结之处，使整个小说的时间结构从开天辟地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中期，呈现出蔓延数千年的波澜壮阔的“史诗”特征；在主体故事上，小说从上个世纪初期的民主革命开始，一直讲述到文革为止，极力演绎了在中国上演半个多世纪的种种“革命”生活，其中既有军阀混战、国共战争、中日战争，又有解放战争、土地改革乃至文革武斗，基本上可视为一部充分民间化了的“战争小说”；在空间结构上，作者尽管也写到了武汉等大城市的社会背景，但其主要舞台基本限定于大别山区一个叫“天门口”的小镇，因此，它又可称为中国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史；从人物的结构谱系来看，它主要围绕着雪、杭两个家族的恩怨情仇以及彼此的兴衰起落来展开故事，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是一部较为典型的家族式小说；从人物生存的文化指向来说，以梅外婆、雪柠、雪蓝、雪荭等雪家女人为代表所尊崇的基督教义，通过无数次身体力行地布施与救赎，将生命中的“福音”理念非常自然地融铸于乐善好施的传统伦理之中，而天门口的那座小教堂更是一个罪恶与惩罚、沉沦与救赎的人性符号，这些无疑又使整个小说呈现出对人性原罪的追问与启蒙的明确特征……无论从何种角度来解读，它都具有一个看似相对完整且贯穿至终的意义系统，但是，如果你严格地遵循单一化的系统结构来阐释，又会发现它的审美内涵不停地溢出本系统之外，向各种其它的系统渗透。因此，我曾说过，这是一部具有“百科全书式”的丰饶之作，也体现了刘醒龙在叙事上的巨大潜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