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战军

　　《圣天门口》的时间跨度和空间容量，尤其是从正面进入现代革命历史的勇气，着实令人惊奇和感佩。小说只从一个山口切入，却不仅有惊心动魄血雨腥风，而且有风花雪月柔情似水，更使得曾被遮蔽的极为繁复的历史褶皱和极为丰盛的人文奥秘充分地释展开来，并渐次深入世事人心的腹地。
　　小说从很多方面挑战了现在已有长篇小说的难度的极限。书中人“说古”和进行中的风云变幻，构成了的和声复唱关系，无论从生活的广度、理解的多重可能性还是结构、写法、人物关系的复杂程度，这部小说都经得住考量，堪称罕见的大作品。
　　独异的时空架构与现代革命书写的新突破
　　从民国时期的大革命到共和国的文化大革命这一大段历史，是当代长篇小说史诗性框架的时间依据，从《白鹿原》到《旧址》、《花腔》等已经为人们所熟悉的长篇佳作，再到《圣天门口》以及更晚的《笨花》，无不在这段历史时间之中展开各自的想象天地。《圣天门口》在这方面的特性在于，二十世纪上半期只是故事层面的显性时间，在这个支撑着作品显出“现实主义”、“革命历史题材”等常规元素的显性时间的后面，是一个广远到极致的时间隧道，说书人的《黑暗传》构成了上接开天辟地的远古而来的隐性时间。前者所包含的最大事件是现代人的“革命”，后者所容纳的则主要是从人类文明初期时期便开始并一直不曾消歇的“翻天覆地”。这里的人们喜欢听书，也即意味着对“变”的想象有天性上的痴迷。在天门口人思接千古的激动里，一个新的理想带着对大多数人的承诺，闯了进来，于是在原有的平静表面下的家族间隐藏着的竞争、暗斗和贫富人家之间的矛盾被激发出来，现实的革命也就越加显得依据充分。
　　天门口的空间意义更加复杂，地处鄂东，地势险要，离革命重地的武汉并不算迢远，在当地人的时尚准则里，武汉当然就是标尺，武汉人时兴革命，天门口人也会有革命的愿望，而且空间上具有革命的天然屏障和发展区间，比如在他的深山里有个可以退守的叫做“天堂”的神秘地方。所以，天门口，前有大城市武汉，后有避难所天堂，这样的可以游动的空间结构足以容纳无数的故事。只是，这里人们的生活风习决不同于平原上的农民，决定着仅仅靠打土豪分田地的普遍做法并不能达到预期效果。人、狼、神、鬼、雨、雪、草、禾、花和荆棘等等杂陈生长于此，独异的山水间，支撑起这部小说所依托的一个更为雄浑结实的大结构。
　　这个大结构的支架就是：天、地、人。现代革命的发生和运动情态，在场域方面，我们的文学创作一直不够宽展，革命的因由和与其相关的线条也较为单一，在这部小说里，因为这种时空维度的设置，中国式的现代革命的情态找到了跃然纸上的机缘；中国式的革命文学的书写，也就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度。
　　这部长篇小说的主旨，无疑是以革命之变来考察革命所赖以发生的民族心理需求中的复杂蕴涵，落实到每个个人身上，心理反应和行为方式就千差万别。说到底，革命给每一个人带来的是求变与应变的意识和言谈举止。革命的对立面和一般支持力量自不必多说，在天门口或者与天门口相关的几类人的构成，让我们看到了革命的复杂性所在。梅外公的“革政不如革心”的文化启蒙理念、雪大爹的古道热肠和正派威严，使他们虽然并非贫民，但可以站在普遍的生民的立场上同情革命，但是革命的庞大力量和不可预知也难以避免的蔓延，很可能让他们失却他们的财产和比生命还要看重的自尊。以强壮的体魄和强悍的生活方式以及相对简单的好胜心衡量人生价值的杭家人，革命只是“就看哪个胆子大，一鸣冲天地也惊”，除了暴毙便可能成为革命所必需的强力因素的加入者，但是他们永远也难以懂得革命的真谛。革命会唤起改天换地的热情也难以避免地激发世仇，以男性为主的杭家后代人与以女性为主的雪家后代人的关系，虽然结尾似乎有了转机，不过，因为革命了还要继续革命，调和的指望也是微乎其微。而像常守义这样的赤贫者，无心正当生活的人也无心使用革命手段，与革命的关系更多的是利益和私心，因而革命到来的时候，仇苦和嫉恨迅速置换成了报复的快感。以“革命太适合我了”的“朴素的感情”参加队伍的流氓无产者，投机者的面目总是有表现的机会，在残忍的小曹（我们不妨称之为暴力革命的极端原教旨主义者）领导“肃反”的时候，常守义和小曹两类人对革命本意的扭曲和对革命影响的破坏作用可谓触目惊心。
　　在天门口活动的人，外来人的表现与革命的对应性最为显然。傅朗西、董重里、梅外婆、阿彩等外来人物系列，在《圣天门口》中，由于他们来到的时候和天门口的本然秩序没有过多瓜葛，因此没有过多负担和牵挂。但是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极大地影响了当地人的价值观念甚至生死爱愁，因而我们可以看到，外地人最能体现人与现代革命历程的关系。其中，傅朗西作为职业革命家，天门口革命的组织者领导人，他的理想信仰是坚定的，在实践中，他也懂得革命的过程意味着什么，也有善解的一面。作者给了这个坚定的革命者以并不健壮的体格和并不乐观的遭遇，正是他的到来，天门口的生活和人际秩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阿彩其实是最没有牵绊的人，漂亮性感的癞疾头的倔强，没有故乡和血亲之缘的女人的勇敢，造就了她敢做敢当的性情，在她和杭久枫的关系中，欲望和革命的互为激发，导致她的行为与革命的律动有一种奇异的合拍，她能够恒久地参加革命并最终成为革命的基层干部，给我们留下的思考决不在于她显得粗犷的性情本身，小说在最后阶段显现了她心中细腻的人性质地，让我们看到了她作为革命的一个小小的成功者温情感恩的一面。
　　而梅外婆和董重里，则是作品为我们提供的在现代史诗性小说和革命现实主义文学中前所未有的人物。在这两个人物身上所承载的文化取向和所持守的宗教情怀，与现代革命有着或近或远、忽近忽远的关系距离，也是这部卷帙浩繁的以革命史为主导线索的小说，为我们的阅读经验提供了最值得关注的新质素。在“天、地、人”的结构中，他们各自是天道的不同的宣谕者，如果从“人”的一面打量分析的话，梅外婆确实是个有些失之于符号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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