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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战军：论《圣天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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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道者，而董重里则是非常耐人寻味的说书人。
《圣天门口》无疑是现代革命书写方面的一部崭新的探索之书。正面进来，打开的是一个具有巨大的囊括功能的时空，天、地、人，神、兽、鬼，投机、疑惧、试探，勇毅、献身、信仰……若是仅仅用对人性的挖掘来解释这样的文本，视角和结论显然是不可能充分的了。
关于说书人与魅性
会说书的外来人董重里，是天门口人公认的魅力所指。他富于感染力的说书，和他得体的言语行止，使他成为既受大户人家力捧激赏又受普通民众尊重拥戴的知识者。本来是糊口之用的行当，因为受到普遍的欢迎称颂，他便拥有了的群众基础，组织上清楚他的感染力同时是可以置换为实现革命的感召力的，这给他做跟傅朗西似的职业革命者提供了可能性。但是，董重里参加革命之心始终并非坚强如铁，说书给他的历史观、命运观带来了致命的“软弱性”，让他始终不能扔掉“旧”的镜子而奔向彻底的革命“新”征程。几度在革命队伍的内外进出，但是他决不是反革命人物，在这个人物身上，知识分子革命者而且是说书人本身的复杂性，来自于书和革命的双重影响，也可能是自身所遭遇的现实和讲述的古事的双重异化的结果。
董重里的说书，处处透露着天道之魅。所说之书，很像华夏民族的“创世纪”。如果和西典相比，我们的创世之书没有娓娓而谈的故事，由主亲自惩罚的警诫也似乎缺席，它不是让你顺从主的意志，而是使人感受苍天的威慑。我们的敬畏感在不可触及的天上。《黑暗传》所记叙的华夏人类史演进，是强者的较力争斗史，因此，它是古老漫长的中国的“革命史前史”。但是，它在强力得势之后，总是暗示着“天谴”的劫运就在不远，然后让你颔首念叨果不其然。联系前面我们分析到的喜欢听书的人内心有对“变”的本能性迷恋，我们可以进一步认识到，这样的人们内心还有一种东西，即对变的结果和可能带来的后果的恐惧。在中国式的人文传统中的“魅性”因素里，承认天地间有我们人不能把握的事物存在，因此在想和做的时候常怀敬畏而不是无所畏惧，因而知足、知耻、知恕、慎独、有悲悯同情之心等等精神伦理规则在无形中就约束了无边的欲念和私心，尤其是面对野蛮无度的杀伐摧残和无穷尽的贪婪，“魅性”的报应总是应验在古书里。董重里已经被这样的文化所浸透，但是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有善意更有向往，有理智也有七情六欲。他是《黑暗传》的说书才子，他何尝不憧憬充当亲手驱逐黑暗的英雄。
董重里的说书内容顺着时间的流向由远及近。放在新的历史情境中，则多了一层客观上的暗示，反顾漫长的“黑暗传”，面对眼前的“光明行”——这个“光明行”，就是恰逢其时的革命，因为是尚未足够展开的未来，便显得更具诱惑力。《黑暗传》在现代革命语境下说出来，它的魅性使尚未实现的革命前景充满了魅惑。只是由于处在成长期的革命所不能不带来的问题，使他感到了与初衷的背离，于是他产生了并非叛变的摇摆。所以，这部作品并非像一些作品那样简单地处理现代革命（肯定或者否定），而是将其合理性、曲折性和因为某种偏失而导致的灾难性都真切地进行了文学化的呈现。
说书人在作品中贯穿性地作为主要人物存在，还使小说具有了特别的民族民间气韵和叙述特色。《红楼梦》之前的传统中国小说，其精、气、神大都是靠说书人的口吻描述出来。讲述，这样一种传统，在现代以来的写作史上渐趋式微，说书的董重里令人着迷，究其实就在于他不仅拥有才华，还在于深谙听众的接受习惯而掌握了机巧。有这样的本事，即便在思绪上场景转换上有所跳跃，也不会丧失吸引力，相反，可能会让人们更好奇而愈加增强兴趣，因为有说书的气场留存。同时，有《黑暗传》在其中穿插，增加了文本的互参性，尤其在描绘灵异事物出现的时候，我们便能够很容易地接受和理解。如果抽掉那些说书的原文，或者说没有《黑暗传》的衬托打底，我们就很可能对似乎缺少润滑和转换的细节和语言提出质疑。
小说里的说书人和小说叙述者，构成了一个没有刻意雕琢感的文本套盒。他们的关系，是《黑暗传》跟《圣天门口》的关系，也是“革命史前史”和“革命史”的关系。
信仰及其相关艺术问题
信仰和宗教因素的嵌入、信仰和宗教意识的注入问题，是小说最容易引起争议的地方。但是，明显的事实是，它是这部百万多字的长篇巨制的叙事动力。首先需要稍加仔细地辨析，“信仰和宗教因素的嵌入”与“信仰和宗教意识的注入”在《圣天门口》里的真切情状，它们是不同的两种行为方式，他们各自发生影响的方向、状态和效果也存在相当明显的差异。而且面对它们祈望产生作用力的对象，两者其实都不能最终达至“浸润”的自然而然之境，一旦写到家族的和解和相互帮助，抽出利害关系因素，在精神层面就显得生硬贫白，以至于故事、对话和场面、情景都显得局促突兀。
至少有两种信仰在《圣天门口》中发挥着作用。
一是傅朗西的革命信仰。小说让我们细致地回视了傅朗西嵌入大别山区圣天门口的信仰践行之旅。外地人进入一个已经形成了由大家族搭建的稳固的秩序的地方，在人家的熟地上播种陌生的植物，艰难险阻完全可以想象。但是，由于这个信仰和多数人的利益要求是一致的，所以能够得到预期的响应。但是革命者的信仰是一回事，革命的拟受惠者对实际生活的要求是另一回事，拥护并不一定等于坚信。我们不能不承认，现代革命的原初理论的探索者和革命的发动者们是出于对革命理想的坚定信仰和对革命理想最终一定要实现的强大自信，这种信仰的播布人群是“无产者”。但是“无产者”的利益需要和对理想的正确理解、坚定信仰之间有着也许是非常长远的距离。在发动期，它的影响入口的选择和影响对象的指归往往存在着矛盾。雪杭两家族是当地大户，从持家和交往的表现上看，它们各自代表了文明与野蛮的两极。而他们在此地的影响力决定他们既是革命的突破口又是被革命的对象。都算不得无产者，杭家的并不殷实的财产以及暴力气质更倾向于革命的需要。革命的发动和争取对象的复杂性与革命信仰之间的巨大张力，使小说了对人与革命进行艺术把握的时候，在故事和心理层面都可以弹性十足。
相对于傅朗西，信仰来自《圣经》的梅外婆更像一个嵌入者，《圣天门口》中嵌入宗教，我们可以在小说取名上猜测作者煞费苦心的用力所向。我不相信作者对“圣”所作的随意性解释，能够看出，作家在梅外婆所信所说所行的某种偏爱。不过，优秀的作家往往不能任性到不顾真切性规则的程度，刘醒龙在这一点上证明了他的优秀。在天门口的小教堂里所发生的——听书、议事、谋划和强暴、残伤等等——这一切，都背离了教堂的原有的使用价值，它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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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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