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梅外婆和董重里，则是作品为我们提供的在现代史诗性小说和革命现实主义文学中前所未有的人物。在这两个人物身上所承载的文化取向和所持守的宗教情怀，与现代革命有着或近或远、忽近忽远的关系距离，也是这部卷帙浩繁的以革命史为主导线索的小说，为我们的阅读经验提供了最值得关注的新质素。在“天、地、人”的结构中，他们各自是天道的不同的宣谕者，如果从“人”的一面打量分析的话，梅外婆确实是个有些失之于符号化的布道者，而董重里则是非常耐人寻味的说书人。
《圣天门口》无疑是现代革命书写方面的一部崭新的探索之书。正面进来，打开的是一个具有巨大的囊括功能的时空，天、地、人，神、兽、鬼，投机、疑惧、试探，勇毅、献身、信仰……若是仅仅用对人性的挖掘来解释这样的文本，视角和结论显然是不可能充分的了。
关于说书人与魅性
会说书的外来人董重里，是天门口人公认的魅力所指。他富于感染力的说书，和他得体的言语行止，使他成为既受大户人家力捧激赏又受普通民众尊重拥戴的知识者。本来是糊口之用的行当，因为受到普遍的欢迎称颂，他便拥有了的群众基础，组织上清楚他的感染力同时是可以置换为实现革命的感召力的，这给他做跟傅朗西似的职业革命者提供了可能性。但是，董重里参加革命之心始终并非坚强如铁，说书给他的历史观、命运观带来了致命的“软弱性”，让他始终不能扔掉“旧”的镜子而奔向彻底的革命“新”征程。几度在革命队伍的内外进出，但是他决不是反革命人物，在这个人物身上，知识分子革命者而且是说书人本身的复杂性，来自于书和革命的双重影响，也可能是自身所遭遇的现实和讲述的古事的双重异化的结果。
董重里的说书，处处透露着天道之魅。所说之书，很像华夏民族的“创世纪”。如果和西典相比，我们的创世之书没有娓娓而谈的故事，由主亲自惩罚的警诫也似乎缺席，它不是让你顺从主的意志，而是使人感受苍天的威慑。我们的敬畏感在不可触及的天上。《黑暗传》所记叙的华夏人类史演进，是强者的较力争斗史，因此，它是古老漫长的中国的“革命史前史”。但是，它在强力得势之后，总是暗示着“天谴”的劫运就在不远，然后让你颔首念叨果不其然。联系前面我们分析到的喜欢听书的人内心有对“变”的本能性迷恋，我们可以进一步认识到，这样的人们内心还有一种东西，即对变的结果和可能带来的后果的恐惧。在中国式的人文传统中的“魅性”因素里，承认天地间有我们人不能把握的事物存在，因此在想和做的时候常怀敬畏而不是无所畏惧，因而知足、知耻、知恕、慎独、有悲悯同情之心等等精神伦理规则在无形中就约束了无边的欲念和私心，尤其是面对野蛮无度的杀伐摧残和无穷尽的贪婪，“魅性”的报应总是应验在古书里。董重里已经被这样的文化所浸透，但是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有善意更有向往，有理智也有七情六欲。他是《黑暗传》的说书才子，他何尝不憧憬充当亲手驱逐黑暗的英雄。
董重里的说书内容顺着时间的流向由远及近。放在新的历史情境中，则多了一层客观上的暗示，反顾漫长的“黑暗传”，面对眼前的“光明行”——这个“光明行”，就是恰逢其时的革命，因为是尚未足够展开的未来，便显得更具诱惑力。《黑暗传》在现代革命语境下说出来，它的魅性使尚未实现的革命前景充满了魅惑。只是由于处在成长期的革命所不能不带来的问题，使他感到了与初衷的背离，于是他产生了并非叛变的摇摆。所以，这部作品并非像一些作品那样简单地处理现代革命（肯定或者否定），而是将其合理性、曲折性和因为某种偏失而导致的灾难性都真切地进行了文学化的呈现。
说书人在作品中贯穿性地作为主要人物存在，还使小说具有了特别的民族民间气韵和叙述特色。《红楼梦》之前的传统中国小说，其精、气、神大都是靠说书人的口吻描述出来。讲述，这样一种传统，在现代以来的写作史上渐趋式微，说书的董重里令人着迷，究其实就在于他不仅拥有才华，还在于深谙听众的接受习惯而掌握了机巧。有这样的本事，即便在思绪上场景转换上有所跳跃，也不会丧失吸引力，相反，可能会让人们更好奇而愈加增强兴趣，因为有说书的气场留存。同时，有《黑暗传》在其中穿插，增加了文本的互参性，尤其在描绘灵异事物出现的时候，我们便能够很容易地接受和理解。如果抽掉那些说书的原文，或者说没有《黑暗传》的衬托打底，我们就很可能对似乎缺少润滑和转换的细节和语言提出质疑。
小说里的说书人和小说叙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