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治纲

　　刘醒龙是一位谙熟现实主义传统且又不乏创造力的作家。从多年前的《凤凰琴》、《挑担茶叶上北京》、《分享艰难》到《生命是劳动与仁慈》、《痛失》以及《弥天》等等，他一直将审美目光牢牢地投注在那些社会底层的现实生活中，并以扎实的写实功力、鲜活的人物塑造和极致性的故事推衍，凸现了中国乡村社会内部无法摆脱的种种沉疴与痼疾，展示了国人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遭受的种种命运和人性上的伤痛与撕裂。尽管这些作品在艺术形式与思想内涵上尚欠些火候，并没有达到那种耐人寻味的丰沛之境，但是，它们却体现了刘醒龙不断完善自身写作信念与审美理想的清晰过程。这是一个自觉与自省的过程。它立足于作家与生俱有的忧患意识，立足于现实主义的审美传统，同时又不断地超越自身的某些思想局限，努力向更精致更深邃的艺术境界不断挺进。
　　这一点，在他的长篇新作《圣天门口》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在这部异常丰饶的小说中，刘醒龙以绵密而又均衡的叙事，在复杂尖锐的历史冲突中举重若轻，纵横自如，既展示了现代中国崛起的坎坷与曲折、悲壮与凝重，又再现了中国底层生命的坦荡与纯朴、粗犷与狡黠。与此同时，作者还精心设置了一系列丰富的叙事枝蔓，将小说的审美意蕴不断推向异常广袤的精神空间，从而使这部长篇呈现出某种“史诗”意味的繁复结构和文化意旨。可以说，这部小说对刘醒龙来说是一次重要的自我超越，它既体现了作者恒定的文学信念和驾驭历史的良好能力，又折射了作者对民族文化的深层追问与思考。.,
　　
　　一
　　对中国作家来说，“史诗”写作是一个极具诱惑力的长篇叙事目标，以至于很多人面对几卷本的长篇时，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套用“史诗”的概念。面对这种过于泛滥的“史诗”概念，我曾进行过必要的甄别和批评，（洪治纲：《陷阱中的写作》，《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6期）因为在我看来，真正的史诗绝不是宏大的历史事件与复杂时空的叙事拼凑，它必须立足于创作主体丰沛深邃的思想，立足于创作主体诗性气质的提炼，立足于作家内心卓尔不群的精神品格和艺术胸襟。但是，读完刘醒龙的三卷本《圣天门口》，我却愿意用“史诗意味”来进行概括。这并非因为它有百万字之巨，而是这部作品的确超越了某些既定的历史经验，超越了某些共识性的价值判断，在承续民族叙事的优秀传统中，既渗透了作家对历史的拷问深度，又彰显了许多具有飞翔姿态的叙事细节。也就是说，它既有“史”的深层拷量，又有“诗”的审美韵致。同时，它还非常清晰地凸现了作家立足于仁爱和善与人性救赎的文学信念。
　　这种文学信念看起来有些陈旧和虚蹈，但它却决定了一个作家的精神品格和写作境界。记得美籍华裔作家哈金就曾强调：“目前中国文化中缺少的是‘伟大的中国小说’的概念。没有宏大的意识，就不会有宏大的作品。这就是为什么在现当代中国文学中长篇小说一直是个薄弱环节。”为此，他极力倡导所有中国作家都应该建立起“伟大的中国小说”之信念，并给“伟大的中国小说”下了这样一个定义：“伟大的中国小说应该是：一部关于中国人经验的长篇小说，其中对人物和生活的描述如此深刻、丰富、真确并富有同情心，使得每一个有感情、有文化的中国人都能在故事中找到认同感。”（哈  金：《呼唤“伟大的中国小说”》，《青年文学》2005年第7期）尽管这个宏大的信念只是一种纯粹的艺术理想，是一个永不可及的终极目标，但是，只要大家都朝着这个信念去努力，只要这个信念始终统摄着我们的文学创作，一些具有史诗意味的作品就会出现。
　　表面上看，哈金的这一思考只不过强调了一种乌托邦式的艺术精神和虚幻的审美理想，似乎存在着一种空洞化的嫌疑。但是，如果细察一下当下的文坛实况，我们会发现哈金的这一吁求十分重要和迫切。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们的文坛一直不缺乏各种标新立异的写作口号，从“新写实主义”到“新现实主义冲击波”，从“新体验小说”到“个人化写作”，从“身体写作”到“下半身写作”……所有这些口号看起来都有其合理的一面，也都呈现出及物的、具体的、有针对性的特征，充分展示了一种自由主义的精神秉赋，也道出了作家在艺术表达上的多向度审美追求。从文学发展的自由空间来说，这无疑是有益的。但是，在这些极度纷繁的“及物”口号的背后，我们不难发现，却始终没有一个口号能够从根本上触及某种带有形而上的终极意味的文学信念，也没有一个口号能够在真正的意义上发挥共识性的统摄作用。作家们总是不断地向各种形而下的现实世界行注目礼，而对形而上的理想世界，却表现出相当程度上的模糊姿态。正因如此，倡导创作主体的“宏大意识”、“同情心”以及让有感情、有文化的读者从中找到“认同感”，不仅可以有效的提升作家的内在品格，而且也可以从根本上提升作品的精神深度与艺术高度。而《圣天门口》的出现，我以为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它重新找回了那些被人们过度悬置的伦理信念，并通过鲜活的人性推衍和人物的自觉言行，在暴力化的历史语境中，真正地展示了人类某些永恒品质的巨大统摄力。
　　在《圣天门口》中，有一条重要的精神主线贯穿了全书，那就是以雪家为核心的仁爱意识。它依附于西方的基督教之中，但并非只是对基督教的简单演绎，相反，却融入了非常深厚的中华伦理传统——仁慈，宽宥，自律，乐善好施，救人救德……等等美德。古人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至于“至善之地而不迁”，这是传统国人一直恪守的人生信念。在雪氏家族里，他们所不断强调的“福音”，表面看来是一种纯粹的宗教符号，是一种来自基督的救赎愿望，而它的内涵之中，却包蕴了异常丰富的仁德思想，尤其是那种“明明德、亲民、至善”的思想。无论是雪大爹、雪大奶、梅外公、梅外婆，还是雪茄、雪柠、柳子墨、雪蓝、雪荭，他们要么是文弱的书生，要么是纤柔的女子，但是他们却在圣天门口风云激荡的数十年中，一直保持着良好的道德威望，并且通过这种威望无数次成功地化解了各种政治派系之间甚至民族之间的彼此残杀，显示出孟子所说的“仁者无敌”之力量，关键就在于他们极力推崇“用人的眼光”来看待世界，“用人的眼光去看，普天之下全是人。用畜生的眼光去看，普天之下全是畜生。”（刘醒龙：《圣天门口》，第6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即使是面对那些有失人性的人，他们同样待之以人所必需的尊重和宽宥。这种“用人的眼光”看世界，并非是一种生命意识的觉醒，而是一种“仁爱”思想的折射，即，通过自身的仁德精神，影响和提升那些纠葛于各种利益中的俗人，激活他们内在的和善之心与体恤之情。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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