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诗”信念与民族文化的深层传达——论刘醒龙的长篇小说《圣天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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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诗”信念与民族文化的深层传达——论刘醒龙的长篇小说《圣天门口》

博科夫看来，一个优秀的小说家，不仅应该密切关注救小孩的过程，还更应该关注“花五秒钟顺便救出小孩玩具”这一细节。因为这种看似不可思议的细节，却恰恰表明了一个优秀作家对生活本质的诗性关怀，“这种为琐物而疑虑的才能——置即将来临的危险于不顾，这些灵魂的低喁，这些生命书册的脚注，是意识最高尚的形式，而且正是这种与常识及其逻辑大相径庭、孩子气十足的思辨状态中，我们才能预想世界的美妙。”（纳博科夫：《文学讲稿》，申慧辉等译，第330页，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一篇小说就像一个人，它不仅仅是一个鲜活的生命实体，不仅拥有健全的肢体和器官，而且存在着许多敏感的、具有个性特征的部位。这些敏感而又独特的部位，就是小说内部的各种饱含灵性和想像力的细节，是足以带动小说飞越现实层面引人遐思翩翩的触点。如果一个作家拥有这种“为琐物而疑虑”的才能，那么他就能够清晰地把握这些叙事的敏感部位，并动用自身特有的话语手段，生动地将它们逐一呈现出来，这样，作为一个艺术实体，它就会变得鲜活、生动而饱满。《圣天门口》在繁复的历史事件冲突中，就时时不忘驻足细察，并在各种“琐物”之中疑虑再三，以传奇性的笔法，展示了种种美妙而又丰盈的细节。譬如：杭九枫一次次用芒硝水给阿彩治癞痢头，竟慢慢地奏效了；人们将烧得火红滚烫的石头丢入闭室里，以此来蒸出董重里体内的所谓“阴柔之水”；神奇的柯刀既可以用来采摘木梓，又可以充当妙不可言的杀人凶器；梅小婆面对一张嘎白的信笺，却能读出柳子墨所讲述的关于小岛和子的种种信息；小岛和子一心想用砒霜毒死冯旅长来为哥哥报仇，不料冯旅长却在酒桌上大谈自己对砒霜的“免毒”功能；瞎子常天亮虽然没有了双眼，但是却拥有超人的听觉和判断力，每每让人惊魂不定；马鹞子为泄自己内心的公仇私恨，用大量的松毛虫放在床上来折磨杭九枫；驴子狼每次受到人们的攻击，便会成群结队地来到天门口镇，公然与人类进行较量，而当大炼钢铁开始之后，驴子狼在绝望之中竟然选择自沉河底来“自绝于人民”；为了恶心雪家人，锻炼一省的暴力胆识，杭九枫居然想出一种恶招——让一省到雪家门口当众宰杀一只白猫……这些极具想像力的细节铺陈，看似有些违背逻辑和常识，带着某种传奇和神秘的质色，但是，它们却在作者所建构的叙事语境中获得了特殊的说服力。
　　正是这些灵动的细节拓展，使《圣天门口》摆脱了对历史主线的过度依赖，也摆脱了对现实逻辑的客观依赖，从而将叙事还原到特有的民间生活之中，还原到“为琐物而疑虑”的诗性气质中。这些细节，犹如本雅明所强调的艺术作品中的“光韵”——那是一种不可复制的、具有丰富审美信息的存在，是“在一定的距离之外但感觉上如此贴近之物的独一无二的显现，”它生动地体现了创作主体的原创能力和生命质感。（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第13页，王才勇译，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而且，在这种细节拓展的过程中，刘醒龙的艺术想像始终与民间传奇保持着密切的关联，始终与大别山区特有的风土人情保持着精神上的沟通。所以，它的很多丰盈的细节看似有违于常识，甚至不乏魔幻或吊诡的意味，但在那种喜欢“挖古”的民间生活中，与人物的文化心理仍然保持着良好的共振关系。我甚至想，刘醒龙或许就是巧妙地利用了当地一些“挖古”的内容，重新激活了创作主体的想像和激情，由此实现了《圣天门口》在细节上的丰饶之质。
　　
　　三
　　作为一部典型的现实主义长篇，《圣天门口》的突出之处，还在于作者成功地塑造了一大批活灵活现的人物形象。当然，小说毕竟是一种叙述生命的艺术，诚如劳伦斯所言，即使是一棵“雨中的白菜”，在小说家的笔下都应该是一棵活着的、“有生命的白菜”。《圣天门天》在处理人物形象的过程中，可谓精雕细刻，准确传神，即使是那些看似很不起眼的人物，作者都对他们给予了必要的尊重。一方面，作者通过各种人物的不同个性激化历史的内部冲突，使个人与历史之间形成一种不可分割的紧密勾连，展示了个人的存在对历史发展的潜在作用；另一方面，作者又通过历史的权力意志强化现实秩序对人物命运的规约，突显现实伦理对人物精神品质的注塑。正是在这种历史与个人的双向演绎中，刘醒龙不仅完成了对革命化历史的深度叩问，也展现了他对复杂人性的多维度思考。
　　在这种人物形象的塑造中，刘醒龙的一个有效的叙事策略，便是充分运用极致化的审美原则，致力于将人物安置在各种复杂的冲突中，使他们沿着自身的性格逻辑在激情化的历史语境中奔跑，由此展露他们各自的性格极致。在小说中，这种极致化特征最突出地就是表现在雪杭两家“一柔一刚”的人物群像之中。受深厚的伦理传统与基督教义的影响，以识书达理为荣耀的雪家，尤其强调仁爱诚信的思想，所以，他们的性格中始终以阴柔、唯美、向善甚至受难为本质。即使是梅外公、雪大奶之死，看起来有几分壮烈，但他们所彰显出来的价值取向都是一种大道之义，一种可受难不可受屈的传统伦理。特别是梅外婆和雪柠作为统领整个雪家精神的代表人物，更是注重自我的隐忍、自律和道德感化的人生意趣，同时又带有几份唯美、唯善、唯亲的精神洁癖。她们处处以退为进，以德解怨，以爱泄恨，以柔克刚，其性格中既有强烈的排他性，又有巨大的包容性。所谓的排他性，就是她们都是以绝决的姿态，排斥暴力化的历史对生命的屠戮，排斥怨怨相报的狭隘性伦理。在很小的时候，雪柠就意识到，“天下的事有一万万种，她最不愿看到的就是用暴力强行夺走他人的生命。再好的枪，只要不杀人，就是一文不值的废铁，一切为了杀人的手段，哪怕只要她拿出一根丝线，她也不会答应。这就是她的最大仇恨，也是她对仇恨的最大报复。”（刘醒龙：《圣天门口》，第30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而所谓的这种包容性，则体现为他们面对自己深恶痛绝的各种现实，从不绕道而行，也不正面交锋，而是带着明确的救赎意愿，通过自己的牺牲和受难去缓释它们、消解它们。正是这种充满魅力的柔性精神，赋予了古老的天门口镇以一个“圣”字——就像王参议所说的那样：“梅外婆也好，雪柠也好，她们身上没有哪一点像天门口人。”（刘醒龙：《圣天门口》，第65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所以，王参谋认为，天门口正是由于雪家的存在，才值得改一改名字，并“用手指在空中依次写出，一耳一口一个王。”这个“圣”字，既是圣洁之意，更有神圣之意。
　　而以劫匪起家的杭大爹、杭天甲、杭九枫，包括一省等人物，则集匪性、血性、率真、残忍、自私和狭隘于一体，成为天门口革命化进程中的暴力象征，充分张扬了一种彪悍而又鲁莽的刚性特质。“杭家的人个个都有九条命，轻易死不了。”（刘醒龙：《圣天门口》，第81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但是，杭家的人偏偏又视生命如草芥，根本不怕死。这种不畏死的草莽气息，加上土匪出生的残忍秉赋，以及自负狂妄的个性，几乎是毫不费力地促成了他们进入暴力化的历史核心。或许是出于对刚烈个性极致化表达的需要，刘醒龙在处理杭家人物时，主要以男性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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