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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天门口》:现实主义新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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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张扬，构成了《圣天门口》的现实主义文学精神。在对激进主义革命文化的反省和对人的神性价值张扬的对照中，《圣天门口》提出了放弃暴力和杀戮、尊重人的生命价值的文化理念，倡导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文化命题。这样的文化理念意味着：现实主义文学不再把人作为社会和历史的工具和手段，“人”彻底成为了现实主义文学的精神基础。
《圣天门口》首先反思了革命与暴力的关系。在激进主义革命文化那里，革命与暴力是不可分割的，暴力本来就是革命的应有之义。傅朗西在发动革命时就指出：“请大家记住我的话，温情脉脉代替不了革命！暴动免不了杀人，免不了要人头落地！失败的教训太多我们再也不能重复过去的错误。虽然不能大开杀戒，但也不能只是小开杀戒！依我看中开杀戒是很合适的！”（205页）在这里，以摧毁人的生命为目的的暴力成为革命的首要手段，它显示出了激进主义革命文化价值对人的生命的蔑视。
在小说中，这场由暴力开始的运动并没有随时间和革命的发展而改变暴力的本色。在革命和反革命的角力中，随着革命双方的势力和时势的变迁，暴力、杀戮成为了天门口的主题。革命势力和反革命势力拉锯战式的杀戮，在这长达60来年的革命活动中，每一次革命运动都是以屠杀开始，以屠杀告终。革命在个人欲望和非理性的推动下，在暴力的泥沼中愈演愈烈，正如杭天枫所说：“管他什么革命，其实都是打扑克牌，前一盘打完了，就要重新洗一次牌。”（1144页）神圣的革命变成了暴力游戏，个人的生命价值成为毫无意义之物。
但是，建立在杀戮和暴力基础上革命是不会给人们带来幸福的。《圣天门口》让我们看到暴力革命最终并没有带给人们幸福，留给人们的只是痛苦和悲伤。在天门口，甚至一户人家“为独立大队先后死去了六个人的特殊烈属，婆媳三代共有四个寡妇”，他们最终也没有等到革命者曾经许下的幸福远景诺言的实现。
《圣天门口》展示了在漫长的暴力革命过程中，人的生命价值和意义的消失。在对革命与暴力的关系的反思中，《圣天门口》显示了对生命的尊重，对暴力和杀戮的批判。
在反思暴力革命的同时，《圣天门口》张扬了神性救赎。“人”是雪家价值的核心。“用人的眼光去看，普天之下全是人。用畜生的眼光去看，普天之下全是畜生。”（63页）在梅外婆看来，所有的生灵，作为生命存在都具有不可否认的平等价值，道德、意识形态的评价都不是生命自身的负载。当一直和雪家作对的杭九枫性命危在旦夕的时候，张郎中和撒播神性的梅外婆之间，就表现出了世俗的人性和神圣的人性之间的分野：“不是他（张郎中）不想救杭九枫，而是救了杭九枫一条性命，往后不知会伤害有多少性命，梅外婆应该明白，应该在救一个人和救许多人之间取舍。梅外婆的态度依然坚定不移：救人就是救人，与任何害人的事无关，更不能去想这个人该不该救，值不值得救。今日能救一人而不救，来日才会留下无穷祸害。”（860页）在梅外婆看来，不论是谁的生命都是珍贵的，不应该有任何超出生命之外的意义来判断其价值。
梅外婆、雪柠等对人的生命超出意识形态和道德判断的尊重，质疑了漠视个体生命的革命价值观。个体生命在革命者看来，只是达到革命目的的手段和工具，因此革命对社会的改造和拯救的方式是暴力，通过暴力革命消灭敌方肉体的方式来达到建立新的社会秩序的目的。与革命者的拯救方式不同，雪家拯救的方式是仁爱和宽容，着重人的心灵的改造。在梅外公看来，“任何暴力的胜利最终仍要回到暴力上来”，“革政不如革心”。（49页）梅外婆也认为：“很多时候，宽容对别人的征服力要远远大于惩罚，哪怕只有一点点的体现，也能改变大局，使我们越走越远，越站越高。惩罚正好相反，只能使人的心眼一天天地变小，变成鼠目寸光。”（692页）
以梅外婆为代表的雪家人，以不同于暴力革命拯救世人的方式，几十年来一直以宽厚和仁爱之心默默地拯救着天门口人。当天门口经历了数十年的杀戮后，人们恍然大悟：也许只有这种拯救的方式才更符合人伦道德。
梅外婆们所代表的神性，正是是对生命的敬畏。生命是人世间最珍贵的，它超出了任何现实功利的制衡。神性作为一种恒定的价值，不为任何世俗力量所左右。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革命，应该受到神圣生命的审视。在神性对革命暴力的审视中，《圣天门口》表达了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和敬畏。
通过对暴力革命的颠覆，对神性的张扬，《圣天门口》确立起了 “人”的价值观念：敬畏生命、远离暴力和杀戮。《圣天门口》由此传达出在新的历史时期现实主义文学内涵变迁的趋势。
田园诗：空间形式
当现实主义文学确立了“人”的思想基石之后，现实主义文学的规范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传统现实主义文学无论在情节的提炼和环境的描绘、以及在人物性格的塑造上，都追求时间形式。在时间序列中延展的情节的因果关系和事件，是对时间形式的依从；人物性格的渐进变化也是时间形式的一种主要体现。同样，环境描写，包括作品中的地方风景、风情、民风民俗的展示都没有自身独立的审美意义，只是人物性格变化的一种依据和说明，被纳入到了时间形式的系列中。传统现实主义倚重时间形式，是因为它要复制“现实”，而当文学从对社会、自然的再现中走出来关注“人”的时候，空间形式就成为主导。这正如约瑟夫·弗兰克所言：“复制一个自然和社会现实的经验方面，比起描绘个体精神的主观作用来，显得既无趣味，又不重要。这个新的中心转过来又要求其他小说形式的产生。正如罗伯—格里耶在《为了新小说》中所论证的那样，巴尔扎克的小说对于表现后弗洛伊德学派的现实来说是一个不精确的、甚至是不相关的工具……，它的线性结构、外部视角和经验定位，所有这些都妨碍了对精神状态的研究。这一问题，加上后浪漫主义对创造性的要求，导致了对现实主义小说的背离：空间形式。”(约瑟夫·弗兰克：《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版，第167页。)
当《圣天门口》把思想的重心集中在“人”的表现的时候，它的形式规范也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放弃了传统现实主义的时间形式，而追求空间形式。《圣天门口》构造空间形式最主要的一个方面是：极力保持田园诗的自身空间形式，让它极力从革命历史叙述中独立出来。
把风景描写纳入到时间的序列中，显然是世界性现实主义的传统规范。即使是对田园诗的表现也不例外。对此巴赫金曾发表过真知灼见。在他看来，“田园诗”对立的世界是所谓的“历史时间”以及由“历史时间”这—概念派生出的诸如“现实主义”等等现代性范畴。“现实主义”对空间化的“田园诗”的升华，正是对保持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的传统生活方式的暴力性分割。因为“文学中乡土性的最根本的原则就是世代生活过程与有限的局部地区保持世世代代不可分割的联系”，这“原则要求复现纯粹田园诗式的统一。……这里不存在广阔而深刻的现实主义的升华，作品的意义在这里超越不了人物形象的社会历史的局限性。循环性在这里表现得异常突出，所以生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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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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