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现实主义文学确立了“人”的思想基石之后，现实主义文学的规范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传统现实主义文学无论在情节的提炼和环境的描绘、以及在人物性格的塑造上，都追求时间形式。在时间序列中延展的情节的因果关系和事件，是对时间形式的依从；人物性格的渐进变化也是时间形式的一种主要体现。同样，环境描写，包括作品中的地方风景、风情、民风民俗的展示都没有自身独立的审美意义，只是人物性格变化的一种依据和说明，被纳入到了时间形式的系列中。传统现实主义倚重时间形式，是因为它要复制“现实”，而当文学从对社会、自然的再现中走出来关注“人”的时候，空间形式就成为主导。这正如约瑟夫·弗兰克所言：“复制一个自然和社会现实的经验方面，比起描绘个体精神的主观作用来，显得既无趣味，又不重要。这个新的中心转过来又要求其他小说形式的产生。正如罗伯—格里耶在《为了新小说》中所论证的那样，巴尔扎克的小说对于表现后弗洛伊德学派的现实来说是一个不精确的、甚至是不相关的工具……，它的线性结构、外部视角和经验定位，所有这些都妨碍了对精神状态的研究。这一问题，加上后浪漫主义对创造性的要求，导致了对现实主义小说的背离：空间形式。”(约瑟夫·弗兰克：《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版，第167页。)
当《圣天门口》把思想的重心集中在“人”的表现的时候，它的形式规范也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放弃了传统现实主义的时间形式，而追求空间形式。《圣天门口》构造空间形式最主要的一个方面是：极力保持田园诗的自身空间形式，让它极力从革命历史叙述中独立出来。
把风景描写纳入到时间的序列中，显然是世界性现实主义的传统规范。即使是对田园诗的表现也不例外。对此巴赫金曾发表过真知灼见。在他看来，“田园诗”对立的世界是所谓的“历史时间”以及由“历史时间”这—概念派生出的诸如“现实主义”等等现代性范畴。“现实主义”对空间化的“田园诗”的升华，正是对保持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的传统生活方式的暴力性分割。因为“文学中乡土性的最根本的原则就是世代生活过程与有限的局部地区保持世世代代不可分割的联系”，这“原则要求复现纯粹田园诗式的统一。……这里不存在广阔而深刻的现实主义的升华，作品的意义在这里超越不了人物形象的社会历史的局限性。循环性在这里表现得异常突出，所以生长的肇始象生命的不断更新都被削弱了，脱离了历史的前进，甚至同历史的进步对立起来。如此一来，在这里生长就变成了生活毫无意义地在一处原地踏步，在历史的某一点上、在历史发展的某一水平上原地踏步。”(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三卷），钱中文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29—430页。)正因为田园诗呈现出和现实主义的时间形式不同的空间形式特点，传统现实主义文学就要执拗地把它纳入到时间形式的系列中。例如李扬在分析《红旗谱》时，就认为梁斌通过种种方式，完成了革命叙述、阶级斗争叙述对田园诗的置换，坚持把《红旗谱》中的田园诗置于时间系列来描写。(李扬：《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第139。)
《圣天门口》摈弃了传统现实主义文学对待田园诗的方式，它坚持对天门口的风情民俗作出了细致而独立的描绘，从而确立了自身的空间形式美学风范。《圣天门口》通过不同的方式，维护了田园诗的空间形式。
首先，《圣天门口》运用了两种纪年方式，区分革命历史叙述和天门口田园诗的表现，从而让田园诗游离在革命历史叙述之外。《圣天门口》在记叙革命历史的时候，使用的是公元纪年的方式，具体到月份甚至是天。如“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六日”、“一九三一年十二月最后几天”、“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九日黄昏”、“一九三七年夏秋之交”、“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的黄昏”、“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五日”、“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一九四零年五月的最后一个夜晚”、“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一日”等等。精确的时间标记着事件的发生和变化，革命历史在线性时间历程中得到了清晰的展现。
除了公元纪年外，《圣天门口》还有一套农历纪年纪时方式。小说在叙述中，经常出现农历纪年的标记，如：“腊月二十七”、“正月十五”、“二月花朝”、“清明前后”、“中秋节前夕”等等。这种记载时间的方式一方面为小说增添了民俗风情的味道，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线性时间。如果说公元纪年是线性的，那么农历纪年则是循环的。《圣天门口》对民情风俗的描写缺乏时间的线性特征，因为民俗总是在时间循环中发生，如“年年都是由雪大爹带头杀猪”、“总是要到正月十五以后”，它以循环时间方式区别于革命的线性时间形式。这意味着，《圣天门口》中的民俗风情以巨大的力量，游离在革命历史发展之外。
此外，《圣天门口》表现革命历史与田园诗相碰撞的时候，注意让田园诗依然表现出相当的独立性。巴赫金认为，典范现实主义文学，“确立了文学形象所具有的时间性质。一切静止的空间的东西，不应作同样静止地描写，而应该纳入所写事件和描述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