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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天门口》:现实主义新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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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肇始象生命的不断更新都被削弱了，脱离了历史的前进，甚至同历史的进步对立起来。如此一来，在这里生长就变成了生活毫无意义地在一处原地踏步，在历史的某一点上、在历史发展的某一水平上原地踏步。”(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三卷），钱中文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29—430页。)正因为田园诗呈现出和现实主义的时间形式不同的空间形式特点，传统现实主义文学就要执拗地把它纳入到时间形式的系列中。例如李扬在分析《红旗谱》时，就认为梁斌通过种种方式，完成了革命叙述、阶级斗争叙述对田园诗的置换，坚持把《红旗谱》中的田园诗置于时间系列来描写。(李扬：《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第139。)
《圣天门口》摈弃了传统现实主义文学对待田园诗的方式，它坚持对天门口的风情民俗作出了细致而独立的描绘，从而确立了自身的空间形式美学风范。《圣天门口》通过不同的方式，维护了田园诗的空间形式。
首先，《圣天门口》运用了两种纪年方式，区分革命历史叙述和天门口田园诗的表现，从而让田园诗游离在革命历史叙述之外。《圣天门口》在记叙革命历史的时候，使用的是公元纪年的方式，具体到月份甚至是天。如“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六日”、“一九三一年十二月最后几天”、“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九日黄昏”、“一九三七年夏秋之交”、“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的黄昏”、“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五日”、“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一九四零年五月的最后一个夜晚”、“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一日”等等。精确的时间标记着事件的发生和变化，革命历史在线性时间历程中得到了清晰的展现。
除了公元纪年外，《圣天门口》还有一套农历纪年纪时方式。小说在叙述中，经常出现农历纪年的标记，如：“腊月二十七”、“正月十五”、“二月花朝”、“清明前后”、“中秋节前夕”等等。这种记载时间的方式一方面为小说增添了民俗风情的味道，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线性时间。如果说公元纪年是线性的，那么农历纪年则是循环的。《圣天门口》对民情风俗的描写缺乏时间的线性特征，因为民俗总是在时间循环中发生，如“年年都是由雪大爹带头杀猪”、“总是要到正月十五以后”，它以循环时间方式区别于革命的线性时间形式。这意味着，《圣天门口》中的民俗风情以巨大的力量，游离在革命历史发展之外。
此外，《圣天门口》表现革命历史与田园诗相碰撞的时候，注意让田园诗依然表现出相当的独立性。巴赫金认为，典范现实主义文学，“确立了文学形象所具有的时间性质。一切静止的空间的东西，不应作同样静止地描写，而应该纳入所写事件和描述本身的时间序列之中”。(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三卷)，钱中文主编，河北教育出版杜1998年版，第434页。)因此，面对田园诗，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为了呈现革命力量对田园诗的改造，把田园诗中的纯粹的民间、民俗打上了阶级的烙印。根据梁斌回忆，在酝酿、创作《红旗谱》的整个过程中，他曾经“反复学习了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沦联合政府》等著作，认真学习了党的各个历史时期的政策和文件”，(梁赋：《淡创作准备》，载《春潮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64页。)因为他相信“只有自己思想革命化才能有希望写出革命的英雄形象”。(梁赋：《淡塑造人物形象》，载《春潮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139页。)于是在《红旗谱》中，阶级斗争、阶级的观点成为改造田园诗的关键点：自然的乡村被分为阶级对立的两个阵营。而《圣天门口》却不同，阶级的甚至敌对的思想都消隐在田园诗背后。刘醒龙曾说：“小说从头到尾写了那么多的斗争、争斗、搏杀和屠杀，但我非常注意不让任何地方出现‘敌人’这种措辞。”(周新民 刘醒龙：《和谐：当代文学精神的再造》，《小说评论》2007年第1期。)这实际上消解了田园诗中的阶级意识，让田园诗保持自身的相对独立性。因此，《圣天门口》中天门口的民情风俗受到革命活动的影响并不显著，革命活动对天门口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人数的增减上，而不是民情风俗的变更上：
隔年的麦子和油菜全熟了。
与往年不一样，新熟的麦子与油菜上多出了一层橘子皮的颜色。从天堂吹下来的风，跟在一起觅食的麻雀后面蹿来蹿去。田畈上的人比往年少。由于前一阵子死的人太多，像段三国家那样幸免的人屈指可数。……辛苦半年，盼望收获的人们，懒得冲着这些伸手就能抓到的东西吆喝。年年都是这样，每到割麦插秧，就将所有的力气往心里攒……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革命并没有找到“对象化”，天门口的田园诗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而是徘徊在革命门口之外。
最后，田园诗和革命历史对应的表达方式是描写和叙述。典范现实主义文学排斥描写，倡导叙述。卢卡契认为，叙述总是把往事作为对象，从而在一种时间距离之中逐渐呈露叙事者的基本动机，因此，叙述是一种时间形式。而描写的对象则是无差别的眼前的一切，描写把“时间的现场性”偷换成“空间的现场性”，是空间形式。(参见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下），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11页。)在卢卡契看来，叙述和描写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意味。他认为叙述手法揭示的是“人物的命运”，“描写则把人降到死物的水平，叙事结构的基础正因此而消失。”“叙述要分清主次，描写则抹杀差别。”由于描写的突出，将导致“细节的独立化。随着叙述方法的真正修养的丧失，细节不再是具体情节的体现者。它们得到了一种离开情节，离开行动着的人物的命运的独立的意义”。([苏]卢卡契：《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版，第56-63页。)叙述和描写的这种区分导致了传统现实主义文学偏向于叙述这种线性时间形式。
《圣天门口》广泛地存在着天门口地区的田园诗式的描写。小说中多次写到天门口的民风民俗和农事活动，这些描写是和小说的时间序列无关。它是天门口人的自然生活，和革命历史的发展基本无关；它是天门口人的日常生活，具有重复和循环的意义；它是天门口人的生活空间的展现，和外在的时间变化无关；它是天门口人自己的生活历史的表现，独立于外在的革命的历史潮流。
因此，《圣天门口》通过把天门口的田园诗从革命历史的叙述中分离出来的方式，让田园诗游离于小说情节的发展，也游离于小说人物的塑造，并独立于小说的故事时间，以自身的空间形式被编织在小说的叙事中。这和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有着根本性的区别。由于《圣天门口》执拗地对田园诗作出动情的描绘，从而和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的时间形式分道扬镳，并最终构造了《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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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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