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使他更接近死亡。接父亲出院那天,我带上阿斗同我一块前往医院。阿斗听说接爷爷出院,但事实上又不是爷爷的病好了,所以阿斗并没表现出来太多的高兴。“你为什么不把爷爷治好后再接出来?”他这样问我,问得我很想揍他一顿。 那天路过医院后边的太平间时,有一队汽车正鱼贯驶来。车上车下,到处是一些臂戴黑纱的男人女人。他们有的哭哭啼啼,有的忙忙碌碌,有的窃窃私语,扎堆聚伙的,搞得狭窄的马路上一片混乱。我想快速通过这段混乱地带,便拉住阿斗的手加快了步子。可阿斗突然一使劲从我手中挣脱出来,站在路边,转过身子,专注地审视着那一群一伙的混乱的男女。我也随他回过头去,看了一会,可并没发现什么特别的事情。我重新拉了阿斗一下,硬拽着他继续前行。“有人死了。”走了几步,阿斗忽然开口。他在一字一顿地说这句话时,脸上的表情异常冷漠。 我看看阿斗又看看身后,觉得有一股冷风在向我袭来,我真的不知该拿阿斗怎么办了。一个7岁的孩子,细细高高,缄默沉郁,一双黑黑大大的眼睛对他面前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可是走在街上,沉思良久,忽然那么阴森森地迸出来一句“有人死了”,这没法不让人毛骨悚然。
阿斗虽然会怜惜一只兔子,可他却不害怕见到死人。为这个,父亲常说阿斗像他。阿斗第一次看到死人时只有5岁多一点。那时候刚从岗位上退下来不久的一个副参谋长奸污了他家的小保姆。小保姆是个四川妹子,年龄不大,却性格刚烈。她在连续几个月也告不赢副参谋长后,有一天忽然闯进副参谋长家,毅然从五楼上跳了下来,以死相争。院子里好多大人都不敢上前去看,可阿斗在看热闹的人里首当其冲。当然父亲并不知道阿斗对我杀死一只兔子还会耿耿于怀;而父亲,好像从鸡鸭猫狗到驴马猪羊到人他没有没杀过的。父亲常常对阿斗说,“以后你接爷爷的班吧,长大了当兵。” 阿斗也愿意长大当兵。我们家住的是部队干休所,院子里边出来进去的,大部分男的都是军人。年龄大的是退役的军人,那些退役军人的儿子们则大多是现役军人,即使有些中年人青年人现在不是军人了,可他们也都有过军人的历史。阿斗和那些年老年少的军人们都能玩得很好,有时有人拿军帽武装带甚至真枪给阿斗玩,阿斗除了不答应人家让他喊“爸爸”的要求,别的事情怎么都行。我就想,在家里家外阿斗众多的熟人里边,他独独对我这个生身父亲采取回避冷淡的态度,除了他认为是我赶走了他的妈妈外,肯定还有另一种可能:他蔑视我身为男人却不是军人。 其实我也有条件成为军人,甚至当初我已经当上了半个军人。那时候我还不足16岁,可我家当时住的部队大院里,几乎所有和我年龄相仿的孩子都当上了小兵。父亲也要把我送去当兵,可母亲不干。从我出生以来,始终是我与母亲相依为命,甚至我们来到了城里父亲的身边,也还是这样一种情形。我也不干,我对军人天生的反感,我也舍不得离开母亲。当时因为我是独生子,并不存在中学毕业后下乡插队的可能,我不当兵也可以无忧无虑地继续留在城里。但我和母亲都拗不过父亲。后来我想,在那时候,父亲还有一个面子问题。由于林彪路线给他带来的麻烦,他那几年一直郁郁不得志。如果别人家的孩子都当兵了而我还是普通百姓,他就要把这种结果理解成是政治上的耻辱。他尤其不能忍受的是,别人会认为这是他政治上的污点殃及到了他的儿子。在这样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他毫不相让,他拿出当年战场上拼命的架势,硬是把我送到了部队。 有些事情也是凑巧,如果我没有一个叫大炮的朋友,在我不足16岁的时候,我的军旅生涯也只能被迫开始了。混到现在,我还不脱军装的话,大概我也比大炮坏不到哪去。可是当时大炮是我的朋友,他已经早我一年穿上了军装,并且他又与我保持了一年的通信来往。这样,我命中注定便没有成为军人。 大炮与我好上是因为他爸,他爸与我父亲一样也是因为林彪路线开始走下坡路的。当时在大院里我和大炮都受排挤,我俩成了朋友顺理成章。大炮从内蒙古的索伦那边给我来信时我还有点惊讶,因为那几年里,从我们大院走的兵都是后门兵,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分到了城市的机关。到索伦那种山沟沟里去敲山洞,大概大炮是惟一的一个人。大炮说,这怨他爸,因为他爸的林彪路线,他只能当一个苦不堪言累不堪言比上山下乡当知青还要不如的挖山洞的兵。而且他说,一旦苏联打了过来,他肯定还会最先送死。因为早年苏联红军来打占领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时,就是从索伦乌兰浩特白城那一线入的中国境。“他们熟悉那里,”大炮在信里说,“他们侵略中国必然从这里开始,”比我大两岁的大炮已经悲观到了极点,“就是我们把索伦的大山都掏空了,也躲不过苏联先进的飞机大炮坦克车。” 大炮的悲观情绪与我一拍即合,所以对我影响甚大。我和大炮同病相怜。大炮的爸爸还没见过林彪家任何人的面呢,就影响得儿子都惨成这样了;换上我,有着一个在1969年和林彪的儿子林立果握过手的父亲,还不比在索伦挖山洞的大炮要糟糕十倍呀!我决心已定,死不参军。我给大炮写信说了父亲的态度,我问他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让部队那边对我丧失兴趣。大炮回信时,得意洋洋地拿出一个老兵油子的架势帮我设计了13种避难方案。我与妈妈对那些方案秘密计议,选出了其中切实可行的几种开始实施。可在父亲这个更老的兵油子面前,我的方案一一破产。结果终于有一天,在父亲的监督下,我垂头丧气地把一身没有领章帽徽的新军装穿到了身上。我已经黔驴技穷了,我必须选择一种不要脸皮不要尊严的丢人的下策了。按照大炮的指点,我从离开家门蹬上火车的那一刻起,就每晚睡觉都要尿床。别人怎么看我我全然不顾,我只是一个劲假装不好意思地对首长解释说,这不是病,它马上就会好,你们再给我一些时间。在新兵集训中,我的尿遗成了不治之症。劳累治不好,休息也治不好,首长的批评治不好,医生的针药也治不好。我就这么以顽强的毅力生生坚持了一个半月,坚持了丢人现眼遭讽挨骂为尿臊味所包围困扰的屈辱的一个半月。一个半月之后的有那么一天,首长无可奈何地把我打发回了家里。 这件事情是我一生的羞耻,这件事情我从不许人提及,连粗鲁暴烈的父亲都从不敢把这件事情作为刺激我挖苦我的口实。 可是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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