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伊春市文联原主席 姜孟之
8月26日，刚吃过中午饭，坐下看午间新闻30分，突然报出魏巍病逝的消息。明知这是不会错的，可我还是情不自禁地绰起了电话，拨通了北京徐非光老师的家。 徐非光是中宣部离休干部。1940年他11岁时就参加了革命，成了 一名小八路。2005年，他荣获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勋章。出版过《艺术属于人民》、《“赶考”，远未终结……》等著作，还用戚方的笔名编辑出版了《“和平演变”战略的产生及发展》一书，受到社会的关注和重视。邓力群在《十年来文化：思想•政治文选》序言中说：“徐非光同志是一位优秀的文艺评论家和政论家。”魏巍、林默涵出任《中流》杂志主编时，徐非光担任常务副主编。 他在电话里说：“魏巍同志24日在301医院病逝。昨天晚上我们到家看了。30号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说不下去了，电话挂断了。徐非光老师说话向来以逻辑缜密、思路清晰、声音洪亮、语言简洁而著称。可是，这天电话里的他，却语调低沉，嗓音沙哑。 魏老今年88岁了。我上中学时，学习语文课本上的散文《谁是最可爱的人》，第一次知道魏巍这个名字。后来我当了语文教员，教中学语文时，又向学生讲授《谁是最可爱的人》，加深了对魏老的认识。 1990年我在一家很有影响的文学刊物上读到了一篇评论《一种日暮途穷的文体——地下室手记之二》。文中说文学是人学，人将异化成非人，文学也就不存在了。文学的消亡首先从散文开始。散文已经是“闲人写闲人读——老人写老人读——没人写没人读了”。 我看了这篇文章，写了一篇评论《散文的前途》，发表在《作品与争鸣》1991年第3期上。文章以散文《谁是最可爱的人》为例，驳斥了《途穷》的观点。“‘闲人’‘老人’也是人，既然他们在写、在读，怎么能说没人写没人读了呢?”“魏巍是冒着枪林弹雨采写《谁是最可爱的人》的，这不能算是闲人写的吧?作者当时还不到30岁，不能算是老人吧？选进了语文教材，读他的是广大的中学生，中学生不能算是老人吧?时下每天都有大量的散文见诸于报刊，怎么能说没人写了呢?”《途穷》的作者如果也是那个年代的人，而且又上过中学，也是绕不过《谁是最可爱的人》的。是魏老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佐证了我的观点。 我发表了《散文的前途》不久，见到了魏老，是徐非光老师引荐的。1990年《中流》第11期发表了我写的一篇评论《文学投入经济怀抱以后》，随后《中国文化报》、《文摘旬刊》予以转载。1992年夏，我公出去北京，徐非光老师知道了，电话约我到编辑部去一趟。编缉部在光明日报大楼里。快中午了，我才赶到那里。屋里有一位陌生的长者。徐非光老师指着我说：“这就是《文学投入经济怀抱以后》的作者姜孟之。”又指着长者对我说：“这是主编魏巍同志。”这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无疑，是徐非光老师精心安排的。 魏老说：“你的文章写得不错，针砭了时弊，两家报刊转载，给刊物增了光。” 我说：“写评论我还是个小学生。” 中午到了，编辑部留我吃饭。魏老师拉我挨他坐。坐下后他低声说：“我给你的文章提点儿缺点吧?”说完停下了，征求我的意见似的。见我点了点头，他接着说，“标题里有两个字应该改一改。”怎么标题出现了错误?他看我睁大了眼睛在等他说下去。他接着说：“‘文学投入经济怀抱以后’中的‘经济’二字，改成‘金钱’是不是更符合你的思想?” 经他这一点，我突然醒悟了：是啊，“经济”是个广义的中性词，“金钱”在这里是个贬义词，用“金钱”比“经济”’更有针对性、更准确。我兴奋地说：“改得好!改得好!!魏老师不仅读透了文章，还理解了作者的用意。” 他说：“我这是马后炮，晚了，文章已经发出去了。” 我说：“等收入集子时，一定改过来。” 《文学投入经济怀抱以后》中的“经济”二字，不仅从我的笔下滑过去了，还从三家大报刊的编辑的眼睛底下滑过去了，但是它没有逃过魏巍老师的眼睛，足见魏老写文章遣词造句之严格了。 中国有句俗话：一字值千金。魏老给我改了两个字，该值两千金的。然而，我什么也没有回报他。如今他走了，这笔账，只能永远地欠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