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城》所描述的这个湘西美好的理想社会形态，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在民族性与现代性冲突下，对当时知识分子所产生的冲击。无论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现代性与民族性之间都存在着复杂的辨证关系。一方面，民族主义和民族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是现代经济与政治力量的产物，民族国家（Nation-state）是一个民族获得财富、权力和国际认同的社会单位。现代性和民族性携手共近。另一方面，两者之间又存在着难以调和的张力，即格尔兹所说的“寻求认同”（Search for identity）与“要求进步”（demand for progress）之间的张力：前者回朔历史和过去，后者瞻望未来（1）。这种张力在中国的近代发展中，表现得非常突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