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论沈从文小说中的乡下人视角
|
|
论沈从文小说中的乡下人视角
摘要：纵观沈从文的人生及其作品，都有一种执拗的“乡下人”的情结，从地域、民族、个人等角度，都有着其“乡下人”丰富的内涵。他是作家的复杂内心世界和价值的倾向。沈从文用其独特的手法塑造了湘西社会中一系列极富有个性的“乡下人”形象。他笔下的“乡下人”具有别人无法替代的认识价值，是“乡下人”的真实写照。
关键词：沈从文、“乡下人”、视角、湘西世界
翻译：
Talk about from the villagers angle of view in the text novel
Abstract: Review ShenCongwen\'s life and works. There is a kind of stubborn “boor’s” complex, in terms of region, nationality, individual, etc., there is its “boor’s \" abundant intension. He is the writer\'s complicated inner world and inclination of the value. ShenCongwen has mounded image of a series of \" boor’s \" extremely with strong character in the society of western Hunan with its unique technique. \" boor \" in the works of him has understanding value which others can\'t substitute , is \" boor \"\'s true portrayal .
Key words: ShenCongwen, “The boor”, visual angle, the world of western Hunan
综观中国现代作家群，倾注满生心血描写乡土小说的不在少数，但是却没有一个作家像沈从文那样一而再，再而三的重申自己是“乡下人”，以“乡下人”自居。
“在都市住上十年，我还是一个乡下人”。[1] P11
“我实在是个乡下人。说乡下人我毫无骄傲，也不在自贬，乡下人造例有根深蒂固永运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2] P43
“我是个乡下人，走到任何一处造例都带了一把尺、一把称，和普通社会总是不合。”[3]P 266
“在一般城里知识分子面前，我常自以为是个‘乡下人’，习惯性情都属于内地乡村型，不易改变。”[4] P196甚至于1981年接受美国学者金介甫访问时，也依然说自己是个“乡下人”。直到晚年，他还坚持“我人来到城市五六十年，始终是个乡下人。”[5]P204 可以说“乡下人”的观念终其一生，并贯穿，融化于其作品中，成为作者心中一个难以割舍的情结。他一直说他是“乡下人”、“乡巴佬”，他所说的“乡下人”、“乡巴佬”主要指的是他对“城市文明”的抗拒，他身上保留着湘西人正直、纯朴、无私、爱美的品格，以及他热爱湘西大地的情结，骨子里坚守着作为一个“乡下人”所特有的审美情操和道德理想。现在我则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论述沈从文小说的乡下人视角：
一、乡下人的自我定位
从湘西走出的自誉为“乡下人”的沈从文，把自己定位于都市文化的旁观者，依赖了“湘西乡村”这一特殊的参照物展开了他的社会批判。正像中国现代文学中许多作家是以潜在的西方文学为“他者”来认识和批判当时社会一样，沈从文的社会批判也有他的“他者”，这就是他运用西方文明烛照下的“湘西”为他的文学世界，可以说“湘西”在沈从文艺术思维中是作为现实中的都市“现代文明”的否定形象，体现着他对社会的否定与批判而获得它自己的生命，这种理解和认识使沈从文在文学中构建了他独特的“湘西”和“都市”世界。正如赵圆等人指出的“都市”和“乡村”在沈从文作品中是两个互为参照的世界。“城市世界”使“湘西世界”就有理想化的形态， 而“湘西世界”则使“城市世界”真正显示出其变态， 然而这两个世界在沈从文的创作中的分量并不是相等的，他偏重于“湘西世界”。
乡下人的自我告白并不是沈从文的矫情，尽管现代许多作家都喜欢张扬自己身上的乡村属性和泥土气息。如我们抛开诸如乡土、作家田园牧歌之类的陈词滥调，以其文学文本为考查对象重新打量沈从文，则可以看其乡下人的视角和立场，对其小说题材价值取向的重要意义。他是以空间和文化两种意义上处于边缘位置的湘西世界的代言人，尽管他在用另一种语言、另一种习惯、另一种梦生活在这世界已经许多年。但是在他的写作之前，湘西世界还只是地图上渺小而陌生的存生，不为人知，更未进入公众关注的视野。如：备受称颂的《边城》则是以乡下人的视角展示桃源世界的诸多在城市然无存的品质：纯净的自我、宁静的生活以及秋水般清澈的爱情。
二、独特的乡下人
作为一个独特的乡下人，沈从文的小说力避现实政治利益，游离于主流文学之外。他那忧世伤生的精神表现出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和诚挚的艺术情怀。作为一个独特的乡下人，他看待事物的标准与一般知识阶级也有很大的区别。他评判人性善、恶、美、丑的角度也为其所独有，一切均以人为中心。人的生命形式是优美的、健康的、自然的，永远是他评判事物的标准。在他的作品《柏子》中，沈从文塑造了一个辰河妓女的形象，一提到妓女人们总是习惯的把他们同淫荡、邪恶等等相联系起来。而沈从文却不是这么想，而是从这些被压迫、受屈辱最深的人物心灵深处，挖掘出闪光的人性美。妓女也是人，而且大多数为生活所迫，所以他们原来所具有的朴素人性并未完全丧失。“婊子是卑贱而且肮脏的，我们都得承认，做婊子的也知道自己算不得人，处处容忍，在这里我们却把婊子的伟大给疏忽了，都因为大家以为她是婊子。”[6] P115固然从中国的杜十娘到外国的茶花女我们也看到了妓女身上美的善的一面，但要把伟大与妓女等量观之，却不免让人咋舌，并且在沈从文的内心深处，他也不认为婊子是婊子，因为他们出卖的仅仅是自己的肉体，而非是灵魂。“由于这地方，风俗淳朴，便是做妓女也永远那样浑厚……人既相熟后，钱便在可有可无之间了。妓女都靠四川商人维持生活，但恩情所结，却多在水手方面，全个身心为那点爱憎所浸透，忘了一切。”[7] P370柏子的情人计算着柏子的归期，为他精心装扮着自己，香油脂粉都是柏子所熟悉的，而且时常心中会泛起小小的波澜，担心柏子会在外面找乐子，正是在这些未曾堕落的妓女身上做人性的关照时，吊角楼的风情才对读者产生了特殊的审美效应。虽说妓女从事的职业是最不为人道的，最为龌龊的罪恶交易，但沈从文却从粗矿、真率的风情中，看到了尚未泯灭的人性光彩。沈从文所要发挥的正是这种畸形的不正当的爱情形式中保存的真性情、真人性。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沈从文的乡野世界是高度审美化的是世界，他过多的滤去历史沉淀的野蛮原始与愚昧的因素，而强化了生活中古朴纯真的一面。
三、乡下人的心态
“乡下人”，就其字面来看，已经包含了一种与都市对立的意味，因而沈从文的乡下人心态首先意味着他对都市的距离，对时代主流和现存政治的自觉疏离。产生这样的距离主要是由于他的经历所造成的，沈从文家中兄弟姐妹九人，沈从文在男孩中居第二，同胞弟妹全都叫他“二哥”。沈从文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凤凰县城度过的。读过沈从文自传的人都知道，沈从文自幼调皮，用他自己的话说，叫“顽劣”，和他的一帮伙伴们爬树、打架斗殴、偷人家的萝卜水果吃，斗蟋蟀，甚至上赌摊和大人们赌钱。沈从文的“顽劣”，大概是受了当时湘西社会的“野性”、“骠悍”、以及游侠精神影响所致。也正是因为沈从文从小“顽劣”，不受拘束，且日益放肆，逃学撒谎，使望子成龙心切的父亲非常灰心（父亲希望他当一个将军）。母亲也想不出处置他的好办法，便过早地让他进县预备兵的技术班，接受军训。时为1916年，沈从文才14岁，刚刚小学毕业。所谓的预备兵技术训练，学的是翻筋斗，打藤牌，舞长矛，耍齐眉棍，1917年正式参加部队（土著部队）。从1917年到1922年的五年间，沈从文在川、湘、鄂、黔四省边界部队里，经历了各种残酷的演绎。他所在的部队，杀人就数以万计。所谓清乡剿匪，实际上是依惯例杀人，拿血腥敲诈。沈从文也有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例如1920年冬，沈从文所在的部队，在鄂西来凤县遇到当地“神兵”的偷袭，仅仅一个夜晚，全部被砍尽杀绝。沈从文因身体瘦小，得以留守阮陵，侥幸留生。沈从文这些残酷的传奇的经历，使他过早地咀嚼到人生和社会的滋味。在那个年代，所谓前途，所谓命运，转瞬间就会一切成空。生命之途，有太多的偶然和意外，只有雄健的、顽强的抗争，珍惜生命，才能无怨无悔。生命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不要压抑，不要浪费，甚至不要犹豫彷徨，要勇于面对自我，敢于实现自我，真实的活着比什么都重要。沈从文的生命意识，就是在这样自然、残酷，然而又是最本质的教育中树立起来的。他在1986年写的《自我评述》（《光明日报》1988年5月29日）中说：
小时因太顽劣爱逃学，小学刚毕业，就被送到土著军队中当兵，在一条沅水和它的支流各城镇游荡了五年。那时正是中国最黑暗的军阀当权时代，我同士兵、农民、小手工业者以及其他形形式式社会底层人们生活在一起，亲身体味到他们悲惨的生活，亲眼看到军队砍下无辜苗民和农民的无数人头，过了五年不堪设想痛苦怕人生活（在《﹤从文自传﹥附记》中说“噩梦般恐怖黑暗的生活”），认识了中国一小角隅的好坏人事。一九二二年“五四”运动余波到达湘西，我受到新书报影响，苦苦思索了四天，决心要自己掌握命运，毅然离开家乡，只身来到完全陌生的北京，从此就如我在《从文自传》中所说，进到一个永远无从毕业的学校，来学习那永远学不尽的“人生”了。
从这篇自述中可以看出，五年的行伍生涯，对沈从文来说影响太大了。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的生活中充满疑问，都得我自己去寻找解答。我要知道的太多，而我所知道的又太少。”沈从文急于追求的不仅仅是“要自己掌握命运”，而是着眼于“这个社会必须重新安排”的思考。
大家都知：沈从文在读小学时就同时再读社会生活那本大书，小学毕业，家庭变故，书读不成，离开学校，离开了家庭，寻找人生前途，生活出路，到湘江一个土著部队里当兵混日子，浪迹在千里污水，同化在船夫乡民、村妇小姑、贩夫、士兵等下层人民那生死忧天的生活之中，他“明白了多少人事，学会了多少知识，见过多少世界。”后来他以“城市边缘人”的身份，靠自己的艰苦奋斗和出色的才华，打进文坛，“挤”进城市的上层文明社会里，所以他可能很自负，又始终有一种自卑。他的自卑与自负，都表现为他一生都自命为“乡下人”，“我实在是乡下人……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他保守、顽固、爱土地，也不缺少机警却不甚懂诡计”[8]P181我是从一个地方来的人，一切不能习惯，形成现在的自己，坐在房间里，我的耳朵里永远响的是拉船人声音、狗叫声、牛叫声。[9]P87 同时他的经历也表明：都市给了年轻的沈从文太多的挫折与创伤，因而使他无法完全融入都市中去，对都市产生了无法弥合的心理距离，更为重要的一点还是由于深感都市道德的堕落与腐化，使他在精神上也无法认同都市里的任何意识形态。虽然沈从文这个乡下人大部份时间生活在都市里，但正如汪曾祺所说的那样，沈从文“在一条长达千里的沅水上生活了一辈子。二十岁以前生活在沅水边的土地上，二十岁以后生活在对这片土地的印象里。[10]P1作为一个从湘江社会出来的乡下人，本来在他的记忆中就积淀着种种因政治而起的血腥和屈辱。这种种使他在取材时不同于当时的作家，既没有描写光怪陆离的都市生活，也没有歌颂热火朝天的革命战争，而是找到自己的独特的题材领域——湘江世界。在那儿他似乎获得了一种与都市抗衡的力量，找到了最宜于发挥自己艺术天分的自由空间，逐渐形成了他的“乡下人”的定位。乡下人不但使沈从文发现了自己的题材领域------湘西世界，而且形成了他艺术思维中重要的情感功能。
在沈从文的整个创作中，描写他的家乡——湘西的作品占了很大份量，湘西作品也是他创作中的最精彩的部分，这些作品的背景大多是湘西的沅水流域。“到十五岁以后，我的生活同一条长河无从分开，从汤河水上，我明白了多少人事，学会了多少知识，见过了多少世界！”“我所写的故事，却多数是水边的故事。”[11]p325 沅水流域的生活着水手、农夫、兵士、小商人、妓女等等，他们是沈从文湘西作品中的主要人物。所谓作品中的乡下人首先指的就是这些善良的普通人，他们是和城里人不一样的人，他们保守、顽固、爱土地、不懂诡计、认死理。信守做人的传统美德：热情、勇敢、诚实、善良、淳朴。生命处于自然姿态，接受命运的摆布，对外面变化着的世界敢到陌生和格格不入。但同时“乡下人”不能仅限于这在湘西生活的普通人，它有着它的外延意义。我们可以从他的出身和成长经历更多的了解其“乡下人”的深刻内涵。沈从文的家乡凤凰是一个苗、汉、土家族等民族杂处之地，苗族是湘西最古老的少数民族，而湘西少数民族历史就是被征服、驯化的对象，历代统治者对这一地区的征战造成许多无辜的乡民被杀。到近代，湘西还常被外人视为“匪区”，苗族等少数民族还被当作异类看待，备受歧视，沈从文就是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我们还知道的是初到京城的沈从文一开始就感受到了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压迫。物质的困窘尚能推过去，可精神的压抑，特别是城里绅士淑女鄙夷的目光时这个乡下人倍感难受。“使我生到这世界感到凄凉的，不是穷，不是没有女人爱人，而是这误解的轻视”[12]p204-205 这种轻视，自然令人想到湘汉人对苗人的歧视，外面的人看湘西时的别样的眼光。
四、乡下人形象的塑造
沈从文笔下的“乡下人”的性格中，更多地带有湘西的地方个性，但在本质上，集中地反映出中国社会处于自在状态的乡村下层人民的精神特征。沈从文从他所描绘的人生景状下，提出了保留他们身上的美德，并唤醒他们沉睡的理性，使他们能够融入现代社会的新的生活中，他根据人生主观因素不同组合与变化写出“乡下人”的不同命运，如《新与旧》《建设》《会明》都表现了“乡下人”的内部精神与变化的环境之间的不协调性，在《新与旧》里，写刽子手杨金标在光绪年间杀过人，杀人之后依老规矩到城隍庙向“神”请罪。接受县太爷象征性的惩罚——以示刽子手杀人也有罪。在民国十八年他又奉命杀人，但杀人后仍按原来规矩去做请罪，却差点被人当作疯子来打杀。国民党杀人不需要“神”的帮助，更无须受到良心的谴责。这一巨大的变化，造成了杨金标精神与现实世界的巨大差距。他虽说活在民国十八年，精神却似与光绪年间的湘西世界相连，是从一个时代跌落到另一个时代，是内部精神与“时间”脱节。《建设》里的工人是被现代文明浪潮卷入一个新的环境，表现为脱离土地的“乡下”生命与“空间”脱节，而《会明》中的会明则是一个既与时间脱节（蔡锷的反袁战争在时间上已一去不返，但他的精神切仍停留在那一时期），又与“空间”脱节的“乡下人”（在行伍中养鸡并在其中自得其乐）。
“乡下人”的性格与命运与他们赖以生长的土地是根连枝连的，这表现在沈从文始终注意到不同的时间和空间里，社会的“常”与“变”，经不同比重实现的交织，正如他自己所说：“作品设计注重在将常与变错综，就我们所熟悉的人事做题材，来写这个地方一些平凡人物生活上的常与变，以及两相乘除中所有的哀乐。”[13] P这正是沈从文对现实的尊重，这里的“常”，即原始社会文化形态在湘西社会的遗留。所谓“变”，即湘西社会向近、现代的演变过程中，日渐加重的封建文化与资本主义的文化因素。在《长河》中，“乡下人”则成为一种视角，传达着湘西人对“城里人”的想象，尽管沈从文早期小说中丑化城里人的描写策略有所改变，但那份“如哈哈镜一样”的夸张和变形却一如既往。而背后则是沈从文在《长河》题记中表达的那对“现代”冲击下的湘西的忧虑，“现代”二字虽说到了湘西，可是具体的东西，不过是点缀都市文化的奢侈品大量输入，上等纸烟和各种罐头在各阶层间作广泛的消费罢了。这正是沈从文对现代冲击下乡土生存方式的隐忧，同时也是他对“现代”本身的反思，“现代”在沈从文那里，已不只是一个“进步”的代名词。作品《贵生》、《柏子》、《肖肖》、《新与旧》等，都集中体现了封建宗法社会的本质特征，而作品《丈夫》则再现了由于资本主义“文明”的侵入，农村经济破产背景下，中国乡村社会的典型形态，这些作品分别写出了军阀战争与国民党统治下的社会生活根本性的质变，其目的是要写出这种变了质的环境中“乡下人”的精神反映，写出其性格和命运的演变，如《贵生》里的金凤，《丈夫》中的乡下女人，《柏子》里的吊脚楼妓女等等，因此说沈从文写出了未能与中国都市与内地社会的发展完全同步的中国社会的一部分人的生活，他所塑造的“乡下人”形象是有别人无法替代的独特认识价值，是“乡下人”的写真。
这里应再说明的一点则沈从文自称的“乡下人”不能等同与他笔下的乡下人。自从少年沈从文离开家乡去闯荡边界起，他就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乡下人了。这个“乡下人”先是接受了传统诗书的熏陶，又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逐渐成为了一个都市里的现代人，开始用另一种眼光打量城市和湘西，城里人和乡下人，他口口声声称自己是“乡下人”，无非似乎要我们注意一下他心智活动中一个永不枯朽的泉源，这就是他从小与之为伍的农夫、士兵、船夫和在内地的小商人。他对这些身份卑微的人一直中心不贰，换句话说，“乡下人”的认同是沈从文想表明他的情感和价值取向：他站在乡下人一边，而与城里人、城市知识分子格格不入，他看不惯城里人被文明、礼教、伦理道德扭曲了的生活方式，而向往一种优美自然而又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乡下人”的认同突显出沈从文的抗议姿态，是一个受到启蒙而觉醒了的“乡下人”对乡下人的被压迫、杀戮和其实提出的抗议，是底层的、弱小的、受侮辱和损害的乡下人对不公平的统治者和社会发出的抗议。
结 语
沈从文是现代文明的批判者，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都市文化和生活走向堕落的揭发者，以其带有浓郁原始色彩的“湘西世界”作为参照系。他是一个运用传统精神重建中国道德和文学的民族理想的建构者。他笔下的“乡下人”具有别人无法替代的认识价值，是“乡下人”的真实写照。
[注释]
[1] 沈从文文集 第11卷Z。广州：花城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1983年。
[2] 沈从文文集（11卷）C。广州：花城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1982年。
[3] 沈从文文集（10卷）C，广州：花城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1982年。
[4] 沈从文 新湘行记A，沈从文文集（10卷）C，广州：花城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1982年。
[5]《雨后及其它·第一次作男人的那个人》，《沈从文文集》第二卷。广州：花城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91年
[6]《白河流域几个码头》，《沈从文文集》第九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91年
[7]《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良友出版社，1936年。
[8] 沈从文文集：第11卷Z。广州：花城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1983年。
[9] 金介莆。沈从文M，北京：时事出版社，1990年。
[10] 沈从文，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A，沈从文文集（11卷）C，广州：花城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1982年。
[11] 沈从文文集（1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1982年。
[12] 沈从文 《长河》题记，昆名文聚社，1945年。
[13] 汤预兆、沈从文短片小说中的人物，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参考文献
[1] 沈从文自传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5年
[2] 沈从文散文M，第二集，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4年
[3] 沈从文文集，广州：花城出版社； 香港：三联书店香港分店 1982年
[4] 万同林《从创作主题的文化构成看沈从文》《文艺理论研究》 1988年
[5] 巴金 黄永玉等著：《长河不尽流-------怀念沈从文先生》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9年
[6] 关志刚 《新生活运动研究》 深圳：海天出版社1999年
[7] 刘洪涛 《边城牧歌与中国形象》 《文学评论》2002年第一期
[8] 陈涌《关于中国现代文学》 载《文艺理论和评论》1993年第三期
[9] 杨仪 《中国现代小说史》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
[10] 刘洪涛《湖南乡土文学与湘楚文化》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7年
[11] 朱光潜《我所认识的沈从文》 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
[12] 荣格《心理学与文学》 北京：三联书店 1987年
[13] 汤祯兆《沈从文短篇小说中的人物》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1991年第四刊
[14] 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北京：三联书店1985年
|
来源：中国哲士网
中小学语文教学 边城教案，教学设计 参考资料，课文
作品论沈从文小说中的乡下人视角原文赏析
|
| 上一篇文章： 心中的沈从文 |
| 下一篇文章： 沈从文先生笔下的湘西的质朴美好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