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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城的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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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意识形态的淡化到人物的价值判断
——浅析沈从文《边城》的审美追求
初识沈从文和他的《边城》是几年前那个冠以“原作沈从文”的同名电影。或许先入为主的缘故，植入记忆的翠翠依稀是小家碧玉的湘西女孩，尤其难忘的是她望着渡船上去相亲的同龄女孩时艳羡的眼神。于是，便衍生了“城里人”的优越感，一如她的外公（不知为什么她称他“爷爷”）说的那样：猪腿肉是城里人炒肉丝吃的……于是，构成故事几大要素的人物，是社会底层的卑微和顽冥不化；地点，是湘西苗寨的荒蛮；时间，更是“落后于时代”的“旧社会”了。甚至怀疑，这部电影能与之受众的仅仅是时间上的落差和俯视之后的满足吗。
便有了我的初认识。
数年后，应网友之托，终于卒读原著。
掩卷后，唏嘘之余想起了那电影的大相径庭，不由慨叹美是人的主观感受这一真理。我一直认为，画与音乐都是写意的，无论加上工笔还是填上歌词都是对美的亵渎和强奸。那么，这部小说严格来说不该称作小说，她本不具备小说的故事性。她该是画，朦胧中只带给你心灵的触动而不是视觉震撼的写意；她该是音乐，一章只可意会无法言传的华彩。——这便是作者的审美追求，抑或初衷。
一如文学是纯个人对世界的感悟，我以为，大家或名家的尤其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作品是作者本人对精神家园的守望，而不是功利地对其受众的所谓教育或感召。同样，对文学作品的审美即价值判断是需要时间和经历作为资本的，即我们常说的“灵犀”或“共鸣”，倘若刚过“孩提时代”的我或我们仅看看作品或读读教科书的提要便大书特书一番，充其量是人云亦云的皮毛而已。
若此，仅就该作品拣其一斑浅论，以为题。
一、作者对人性美的原始化追求
美是动态的和进化的，而《边城》却使之成为永恒，这恐怕就是使后人高山仰止的原因吧。作者追求的美之永恒，更大限度地体现在成功规避了阶级的局限性（这是与鲁迅、郭沫若等政治文人的本质差别，也是其在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时期均不得志的原因之一），以平铺白描手法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俨然一个《清明上河图》般的桃花源，作者的更高明之处是给了此“世外桃源”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可确定性，使其更加巧妙地将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溶为一体。
若想读懂《边城》，就不能不读懂沈从文。讲中国当代文学的人最怕讲当代文艺思潮，那是很令他们尴尬的事情，也难怪当代作家们普遍缺钙，当文学被当作“国家的颂歌、民族的旗帜、政党的喉舌”的时候，有哪个作家敢挺起硬骨头来。即便鲁迅活到现在，在毛泽东看来，也是“要下大狱的”。现代文学作家则不然，他们除了主动迎合政治与权力外，较少被动地为意识形态所左右的，沈从文便是一个。这种价值观成就了《边城》。
《边城》创作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作者已过而立之年。
其早期作品由于受了郁达夫“文学是作家自叙转”的影响，正如作者所言：早期作品写的都是真事，那时还不会虚构。而同样是描写偏处一隅的湘西风情，《边城》却摈弃了以往的猎奇和对社会生活的简单记录。通读全书，我们发现，作者并非只是“想把生命所走过的痕迹写到纸上”，但凡真诚的创作，不管作者声称如何忠实客观，都不能不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渗透作家的主体意识。
与同时代的文人相比，作者的经历不同于受西方文艺复兴思潮影响的徐志摩，有别于深恶痛绝民族劣根性的鲁迅。我个人以为，作者的少年时期与其从军后的经历是断代的，造成断代的原因便是作者童年环境的半封闭性，从而导致其对该作品中关于人性关于生命的善意的认知。
其一，自然之美。作者不露声色地向我们展现出一个迷人的世界——湘西苗寨。不难看出，这篇小说是作者的回首之作，试想，一个身处“乡下”的人心中的美该是喧闹的街市上的车水马龙和彻夜不绝的霓虹羽衣，只有经历了都市的喧嚣才会感悟出洗尽铅华后的反朴归真，这与我们几千年来的民族文化是一脉相承的，也是打动众多读者的原因之一。（我想，这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和现在两次出现“沈从文热”的原因吧。）
其二，人性之美。在作者笔下的小寨风情是那么的质朴、豪爽，宛若赤子般无一丝尘埃。为了不影响整篇布局，避免跳出情节（即小说之大忌“夹叙夹议”），却要把这世界的人文展露无遗，作者巧妙地用大段落举了个极端的例子：“……便是做妓女……人既相熟后，钱便在可有可无之间了……常常较之讲道德知羞耻的城市中人还更可信任。”轻描淡写便让我们领会了作者的意图，娼妓若此，人何以堪。其对妓女生涯的观点也让人耳目一新：“……身当其事的不觉得如何下流可耻，旁观者也就从不用读书人的观念，加以指摘与轻视。”几句话将作者的人性观一览无余，更如洪钟大吕般震撼着我，倒让我想起“读书人”对待她们的两个被意识形态左右的态度：旧社会是“被压迫的劳动人民”，新社会又成了扰乱社会秩序的“四大黑”了。
我一直怀疑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是老船工还是翠翠，这决定着我们将站在哪个角度上解读这部作品。倘若是老船工，作者假借翠翠来强化他（爷爷）对生命的理解，对世界的主观态度，使其情节不致太突兀，更顺理成章地阐述自己的人文关怀较为合理。
一如海明威借航海的老人抒志那样，主人公老船工是作者人文理念的代言人。作者受传统的儒家思想熏陶，将笔下的世界由小康而大同，将人性的理想主义色彩淋漓尽致地在老船工身上发掘出来。
……必为一一拾起， 依然塞到那人手心里去，俨然吵嘴时的认真神气：“我有了口量，三斗米，七百钱，够了。谁要这个！”这是小说开篇便在老船工身上体现的人性之一——对金钱的态度，与“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相比，即便在工业社会的今天，我依然对前者抱以崇敬。
……祖父抿着嘴把头摇摇，装成狡猾得意神气笑着，把扎在腰带上留下的那枚单铜子取出，送给翠翠。且说：“他得了我们那把烟叶，可以吃到镇城！”在我慨叹老船工的“高大全”形象有点“飘”时，作者不失时机地演绎出他“有血有肉”的一面：偷偷留下一枚钱，为了心安，找出烟叶作借口。于是，老船工这个人物“活了”。
……这些事从老船夫说来谁也无罪过，只应“天”去负责。翠翠的祖父口中不怨天，心却不能完全同意这种不幸的安排。摊派到本身的一份，说来实在不公平！说是放下了，也正是不能放下的莫可奈何容忍到的一件事！在小说里，老船工面对了两件“大事”，其一是女儿死后托孤。农业社会底层的逆来顺受在封建思想占据主导的年代不失为一种美德，即便在今天，这美德也应该有其存在的价值。我的理解，这是作者阐述的朴素价值观，是对生命的原始解读。
……祖父一到河街上，且一定有许多铺子上商人送他粽子与其他东西，作为对这个忠于职守的划船人一点敬意……走到卖肉案桌边去，他想“买肉”人家却不愿接钱……卖肉的明白他那种性情，到他称肉时总选取最好的一处，且把分量故意加多……——活脱脱一个乌托邦！这让我想起不久前读的一篇关于日本乡村风情的散文：……早上打开门，会发现佐川家挂在我门前的几个粽子或小岛家放在我门口的新做的年糕，偶尔我打个喷嚏，会让邻居们大惊小怪好几天……当我读过《边城》，又一次被深深地感动的时候，才发现其实沈老才是真正的鼻祖呀。
……“爷爷，你同谁吵了架，脸色那样难看！”老船工的第二件大事是忽然面临亲哥俩同时喜欢翠翠的尴尬局面。在这里，作者并没有大幅的心理描写，只借了翠翠的口说了上面的那句话。只一句，便恰似神来之笔，勾勒出他此时心理的复杂与迷惘——为自己对大老求婚之事的暧昧而惭愧，为哥俩同时喜欢孙女而手足无措，或许还有为翠翠态度的琢磨不定而提心吊胆。
“要安排得对一点，方合道理，一切有个命！”这是作者对老船工人性的消极一面的高度概括，也是导致这场悲剧的主要原因。面对大老的死，他深深地自责，二老态度的转变，又让他为孙女的未来担忧，特别是米场经纪人（他是书中惟一的“坏人”了）的话，在老船工“心中戳了一下”，他觉得不得不破釜沉舟时，才放弃了自尊，去找顺顺。却因为顺顺的几句气话而离开了他所深深眷恋的这方土，这群人……
但凡悲剧人物，都或多或少的存在某些瑕疵。但当我以这观点来诠释老船工时，却为自己的无知而惊诧了。便不免对小说的高明之处肃然起敬。
——老船工的“为人弯弯曲曲，不利索”导致大老的死亡，细想起来，“不利索”的根源却是对翠翠的疼爱，这爱不是溺爱，在对待晚辈婚姻的态度上，是超脱同时代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之外的，作者借老船工表达的是对生命的尊重。
——作者把老船工的形象刻画得与世无争近乎懦弱，但其外延却给了他充分的肯定，配合他的环境及周边人物无一不与之协调。作为读者，我甚至找不出“怒其不争”的理由。这该是作者推崇的人性的回归，它不单属于“腐朽的儒教文化熏陶的民族劣根”，连基督也认为，打他左脸后他还要献上右脸的。
对于《边城》无时无刻不体现出的浓郁的湘西苗族风情和独特的语言对白，我以为，一个作家刻意强调某一种民族文化总也有点可疑。就我的出生、使用的语言而言，已形成感知、思维和表述的某种较为稳定的特殊方式。作为语言艺术的创造者没有必要给自己贴上个现成的一眼可辨认的民族标签。文学作品之超越国界，通过翻译又超越语种，进而越过地域和历史形成的某些特定的社会习俗和人际关系，深深透出的人性乃是人类普遍相通的。谁都受过本民族文化之外的多重文化的影响，强调民族文化的特色如果不是出于旅游业广告的考虑，不免令人生疑。
我以为，任何“大家”的作品都应允许他人推敲，这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本人对《边城》的一些不成熟的指摘，即便成立，对该作品也是白璧微瑕而已。既然写了，便不必象“红学家”那样，把明明作者笔误的“无端调戏于我”自作多情地解释成“寓意深刻”了。
二、弱化翠翠形象才是作者的初衷
遗憾的是我终未找到以同样态度读这小说的人，热衷于《边城》的人众口一词把它归为“爱情悲剧”，主人公当然是翠翠。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误会。《边城》问世的年代，正是中国文坛所谓“鸳鸯蝴蝶派”的鼎盛时期，其题材和主旨被评论者概括为“卅六同命鸳鸯鸟，一双蝴蝶可怜虫”，其故事设计如出一辙：天不遂人愿，有情人难成眷属，他们心中已经萌发的爱情，只能是一场“终天之恨”。哀情小说的代表当推《啼笑因缘》，若把《边城》归于爱情悲剧，那悲哀的就不止作品本身了。
我们来沿着作者的叙事脉络看一看作为“主人公”的翠翠：
……听人要她上去，以为欺侮了她，就轻轻的说：“你个悖时砍脑壳的！”……因为少女特有的敏感，她误会了二老的好意，又因为矜持和羞涩，便连骂也变得“轻轻的”了。会意之后，我不得不佩服作者对文字的运用自如和拿捏得恰倒好处了。
……翠翠不理会祖父，口中却轻轻的说：“不是翠翠，不是翠翠，翠翠早被大河里鲤鱼吃去了。”……但另一件事，……却使翠翠沉默了一个夜晚。被鲤鱼吃恰恰是二老说的，被翠翠下意识地说给祖父，作者巧妙地告诉我们，因错骂了二老，翠翠由惭愧衍生出朦胧的爱，故事的展开由此开始，既无狭路相对，又无英雄救美，一切都是顺理成章。但我以为“翠翠沉默了一个夜晚”似有画蛇添足之嫌。
……翠翠着了恼，把火炬向路两旁乱晃着，向前怏怏的走去了。最让我叫绝的是作者最后这句话，因两年后祖父向翠翠提及的竟是二老的哥哥，使她无所适从，却又无法言明，“怏怏的走去了”，一个小姑娘的无助仅此一言足矣。
“翠翠太娇了，我担心她只宜于听点茶峒人的歌声，不能作茶峒女子做媳妇的一切正经事。”对于翠翠的形象描述，作者此处巧借大老话语的白描手法更高于第一章——这才应了人们对女孩子的传统看法，而第一章未免中性化一些。
“翠翠不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装作从容，怯怯的望着老祖父，又不便问什么，当然也不好回答”；“不曾把头抬起，心忡忡的跳着，脸烧得厉害，仍然剥她的豌豆，且随手把空豆菜抛到水中去，望着它们在流水中从从容容的流去，自己也俨然从容了许多。”这是翠翠得知顺顺家来提亲和被告知为大老提亲时的前后表情变化。前段是为情所使，“怯怯的”是恐惧和渴望的矛盾，后段便是幻想破灭时迅速占据上风的理智了。我尝试着用“性格二重组合论”（尽管这理论有明显缺陷）来演绎翠翠，从文学本体的角度来审视她，便不难发现作者对她的描写仍未突破传统女子的婉约和刚烈这两个极端。
翠翠吃了一惊，低下头去。因为她不明白这笑话有几分真，又不清楚这笑话是谁诌的。……翠翠便微笑着轻轻的带点儿恳求的神气说：“爷爷莫说这个笑话吧。”当翠翠得知“那个人还有个兄弟，走马路，为你来唱歌，向你求婚”时，似乎看到了希望，尽管不知“有几分真”，却宁可是真，便用特有的含蓄回答了爷爷“愿意哪一个”的问话，爷爷当然明白未否定就是肯定的道理，作者在这一问一答中尽现了祖孙的默契。
以后便是小说冲突的高潮，因为翠翠的缘故，大老被淹死；二老愧对哥哥，远走他乡；翠翠孑身一人，苦苦守望——又一个鸳鸯蝴蝶模式的大结局，惟一的区别是作者留给这对有情人抑或读者一个渺茫的希望。但就如同当代文学作品穷尽了白血病车祸癌症后，不得不为强迫的悲剧性结尾杜撰个“肌肉无力综合症”那样，该小说的结尾依然象当年阮玲玉遗书说的：……有什么法子想呢，想了又想，唯有一死了之罢了。
若如此，作为“主角”的翠翠较之“配角”的翠翠在人格魅力上要逊色得多了。《边城》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
但历史地看，“农村的孩子”沈从文毕竟不是“恨水不成冰”的张恨水，从作者的生平看，《边城》的产生该源于其生生不息的“寻根”情结。我们不能因为大小仲马的父子关系而将文学品位悬殊的《基督山伯爵》与《茶花女》混为一谈，更不能因年代雷同和情节貌似把该作品划归某一派。对于作者而言，将其文人艺术理解为反文学的民间艺术也是有失公允的。纵观文学史，对文学的限定总来自文学之外，政治的，社会的，伦理的，习俗的，都企图把文学裁剪到各种框架里，好作为一种装饰。
综上，我以为，《边城》的持久的生命力在于她成功逃脱了上个世纪文人们普遍未能幸免的怪圈——文学是意识形态的哲学。辨证地看，一个作家不以人民的代言人或正义的化身说的话，其声音不能不微弱，然而，恰恰是这种个人的声音倒更为真实。作者诉诸语言并非旨在改造这个世界，文学要维护自身存在的理由而不成为政治的工具，不能不回到个人的声音，也因为文学首先是出自个人的感受，有感而发。一如笛卡儿所言：我表述故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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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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