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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城》备课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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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湖南凤凰人，著名作家。
沈从文的个人心灵史上，1949年是极为苦痛的一章。当年3月，他两度自杀。
先是长子沈龙朱看到他将手伸到电线插头上，慌乱中沈龙朱拔掉电源将父亲蹬开；再是将自己反锁在房内，用刀片割开手腕动脉及颈上血管，并喝了些煤油。及至有人破窗而入，已是鲜血四溅。获救后，沈从文一度“住在一个精神病院疗养”。
“北平城是和平解放的……我却在自己作成的思想战争中病倒下来了。”两年后沈从文公开检讨说。
在沈从文的学生、作家汪曾祺看来，沈从文受到“致命的一击”，是1948年3月郭沫若发表了《斥反动文艺》，将沈从文定为“桃红色”的“反动”作家。文中斥道：“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
时代突变，“社会全部及个人理想，似乎均得在变动下重新安排”，沈从文发现“我搞的全错了。一切工作信心全崩溃了。”
及至1949年元月，他的内心发出这样的呻吟：“我应当休息了，神经已发展到一个我能适应的最高点上。我不毁也会疯去。”“给我不太痛苦的休息，不用醒，就好了，我说的全无人明白。没有一个朋友肯明白敢明白我并不疯。”
即使在家人朋友间，他亦陷入孤独。“当时，我们觉得他落后，拖后腿，一家人乱糟糟的。”40多年后夫人张兆和回忆说。而在次子沈虎雏的回忆中，“（当时）我们觉得他的苦闷没道理，整个社会都在欢天喜地迎接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你生什么病不好，你得个神经病，神经病就是思想问题”。
“外有窘迫，内多矛盾”，沈从文“神经在过分疲乏中，终于逐渐失去常度”。
1949年的两次自杀，虽都获救，然而一当他由“疯”恢复“正常”，作为一名作家，沈从文便“死”了。
至1948年，此前的20余年间，沈从文写下小说近300万字。此后，他再未写过小说。学生辈作家林斤澜见他太过冷落，拉他参加一个会议，主持人最后礼节性地请沈先生说话，他只道：“我不会写小说，我不太懂小说。”
对命运如此的捉弄，沈从文似乎早有预料。1949年元旦前夕，他即意识到自己前二三十年来的用笔方式“统统由一个‘思’字出发，此时却必须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转，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搁下。这是我们一代若干人必然结果。”
1961年沈从文也曾有机会再行创作。据沈虎雏说：“他封笔以后，党的高层一直希望他能够写东西，包括总理、主席都当面说过这些话。胡乔木写信给他愿意为他重返文坛作安排。”他原拟以张兆和的堂兄———牺牲于1936年的共产党员张鼎和———一生斗争事迹为题材写一部长篇小说，却最终放弃。张兆和回忆说：“1961年热闹，他想写，但是框框太多，一碰到具体怎样写，他就不行了。没有多大把握，写了也写不好。”
沈从文本人则在1969年写道：“给我机会再去人民大学教书，怕犯错误，不敢去。勉励我再去写小说，缺少新生活经验，不敢去。……我生命是党所给我的，能少做错事就好了。”
沈从文一生“不懂政治”。1949年前，他坚持“作家不介入分合不定的政治”，不加入“反动”或“进步”的文学集团；“解放后他一心一意只想做一条不太让人翻动的被文火慢慢煎的味道过得去的小鱼，有朝一日以便‘对人类有所贡献’”。
但诡异的是，1953年，开明书店通知他，由于“内容过时”，他的书尽数销毁；而1954年，从香港传来消息，他“所有作品，在台湾均禁止”。
沈从文“躲”进历史博物馆里鉴定、收藏文物去了。他还常去午门楼上展览会自愿当解说员。
1949年底，沈从文的精神危机已然舒解，父子间当时留下这样一段对话：
“……我那么一面工作，一面学习，正是为人民服务！”
“既然为人民服务，就应该快快乐乐去做！”
“照我个人说来，快乐也要学习的。我在努力学习。……”
不知道沈先生在其后的岁月中是否学会快乐。只知，1985年有数人一起访问沈从文，说起“文革”中他打扫女厕所，在场一位女记者动情地拥住他肩膀说：“沈老，您真是受苦受委屈了！”不想，83岁的老人当下抱着她的胳膊，嚎啕大哭起来，“哭得就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什么话都不说，就是不停地哭，鼻涕眼泪满脸地大哭”。
所有人都惊呆了。
关于《边城》的主旨
关于《边城》的主旨，沈从文自己说：“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沈从文所说的“人性”这个概念与沈从文心目中的苗族文化传统（本质）是同一个范畴。沈从文用“调节异质分布”（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的方法，首先在话语中构造了湘西苗族文化的同一性本质——这种完全同质（ｈｏｍｏｇｅｎｅｏｕｓ）的领域基本上是一种纯粹的语言状态——然后把生活中找到的异质排除到西方那里去，让西方变成自己的“他者”，用“他者”的眼光看出自己的本质（传统）。沈从文试图从湘西苗族文化的本质（特殊性）中发展出普遍性，以此建立起他的“人性的小庙”，用以反抗汉族和西方的文化普遍主义。这就是沈从文的文化相对主义（苗族文化本位）立场，和沈从文全部作品的哲学基础。
用沈从文自己的话说：“你害怕明天的事实，或者说你厌恶一切事实，因之极力想法贴近过去，有时并且不能不贴近那个抽象的过去，使之成为你稳定生命的碇石”。“那个抽象的过去”指苗族文化的同一性本质，即黑格尔说的“普遍同质的范畴”。“稳定生命的碇石”就是沈从文毕生拱卫的“人性”。（沈从文是如何在湘西发现“人性”的？这“人性”的内核是什么？这些问题当另有专文讨论。）
关于《边城》，沈从文说：“将我某种受压抑的梦写在纸上。……一切充满了善，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之素朴的善终难免产生悲剧。……这一来，我的过去痛苦的挣扎，受压抑无可安排的乡下人对于爱情的憧憬，在这个不幸故事上，方得到了排泄与弥补”。这是沈从文通过《边城》寄托他的文化恋母情结的真实的说明，也点出了《边城》故事的悲剧性。金介甫（ＫｉｎｋｌｅｙＪｅｆｆｒｅｙｃ）说：“《边城》总的来说是写人类灵魂的相互孤立”。金的看法似乎有点“隔”。
我们可以借用沈从文自己的话来理解《边城》：“……事实上却等于把我那小小地方近两个世纪以来形成的历史发展和悲剧结局加以概括性的记录。凡事都若偶然的凑巧，结果却又若宿命的必然。”“……内中写的尽管只是沅水流域各个水码头及一只小船上纤夫水手等等琐细平凡人事得失哀乐，其实对于他们的过去和当前，都怀着不可形诸笔墨的沉痛的隐忧，预感到他们明天的命运——即这么一种平凡卑微的生活，也不容易维持下去，终将受到来自外部另一方面的巨大势能所摧毁。生命似异实同，结束于无可奈何情形中。”马克思的《鸦片贸易史》以西方人的眼光，用一元历史观来看东方世界，下面这段话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第三世界的文本《边城》作为湘西苗族文化受到冲击的“民族寓言”的反现代性，而这个“民族寓言”的“反现代性”正是它的“现代性”之所在。
“半野蛮人维护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发财的原则来对抗。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依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准则，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的确是一种悲剧，甚至诗人的幻想也永远不敢创造出这种离奇的悲剧题材。”《边城》正是“这种离奇的悲剧题材”。
在沈从文诗意神话的长廊中，《边城》无疑是最精美的篇章。那是关于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和一只狗的童话。随着一幅幅或浓或淡的画面从眼前消失，在你整个的身心都得到深沉的舒展之后——慈祥的祖父去世了，健壮如小牛的天保淹死了，美丽的白塔坍塌了，姑娘的情人出走了“也许永远不回来了”，善良天真的翠翠，在挣扎不脱的命运中再一次面临了母亲的悲剧，翠翠那一双“清明如水晶”的眸子，不得不“直面惨淡的人生”。溪水依然在流，青山依然苍翠如烟，可是一个诗意的神话终于还是破灭了。这个诗意神话的破灭虽无西方式的剧烈的戏剧性，但却有最地道的中国式的地久天长的悲凉。(在这一点上身为洋人的金介甫先生反倒比我们有更敏锐的体验和论述。)随着新文化运动狂飙突进的喧嚣声的远去，随着众声喧哗的“后殖民”时代的来临，沈从文沉静深远的无言之美正越来越显出超拔的价值和魅力，正越来越显示出一种难以被淹没被同化的对人类的贡献。如果说沈先生的文字流露出了某种“世外”意味，那也是因为湘西这块土地一直是苗族和土家族世代杂居之地。这是一块不曾被正统的儒家文化彻底同化的土地。这块土地曾经以它无数次的对中原文化的以死相拼，才保持了自己的“率真淳朴”“人神同在”和“悠然自得”。这里的“率真淳朴”“人神同在”和“悠然自得”，如果不是“原始的”也是一种“原本”的生命样态，它用不着和儒家的“入世”相对立而存在。(当然这里所强调的是一种不同的精神特质，它们并不可以拿来对苗族、土家族人的生活状态和历史境遇，做简单的“诗意化”诠释。)也正是这一脉边缘的“异质文化”，成就了沈从文的独特。而这和那个浸透了中原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桃花源”根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及。也正因为这个产生于中国本土的独特性，又和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沈从文才有可能“自然而然”地完成对于中国诗歌的承接和转化。在世界性的文化大潮的交汇和吞没中，在难以言说的沉沦和阵痛中，这是一次边缘对于中心的拯救，这是一次弱势对于强势的胜利。总会有那么一天，总会有越来越多的精神的成熟者，听懂了一个肝肠寸断的柔情诗人的咏叹。总会有那么一天，总会有越来越多的纯美的寻觅者，读懂了一个悲悯的智者地久天长的书写。
回到“婴儿状态”的艺术
2002年01月29日21:04:29 网易社区 曹文轩
——读沈从文小说《边城》
１
沈从文似乎很可笑，当年胡也频与丁玲吵闹得一塌糊涂，他竟横竖看不出有了个“第三者”（冯雪峰）“插足”，还自以为是，传授秘决似地向胡也频讲什么夫妻生活的小科学。初恋时，他向恋人频频献上赶制的旧诗，即便是小城被土匪围困空中飞着流弹，他也不能放下这种事情，而那个恋人的弟弟在他昏头昏脑的恋爱季节，巧妙地弄去他不少钱，他竟然迟迟不能发觉。他第一次上讲台，竟然十分钟发懵，说不出一句话来。勉强讲一阵又终于无话可说，在黑板上写了一行字：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在向他的学生张兆和求爱时，他竟然对他的教员身分毫无顾忌，正处懵懂的张兆和把他的信交给了校长胡适，他也未能放弃他的追求。……面对这些故事，我觉得沈从文是个呆子，是个孩子。
初读《边城》，最使我着迷的，就是它的那份呆劲和孩子的单纯。近来读沈从文的文论，觉得他的一句话，为我们说出一个可概括《边城》的最恰当的术语来：“我到北京城将近六十年，生命已濒于衰老迟暮，情绪始终若停顿在一种婴儿状态中。”这“婴儿状态”四字逼真而传神、真是不错。
婴儿状态是人的原生状态。它尚未被污浊的世俗所浸染。与那烂熟的成年状态相比，它更多一些朴质无华的天性，更多一些可爱的雅拙和迷人的纯情，当一个婴儿用了他清澈的目光看这个世界时，他必定要省略掉复杂、丑陋、仇恨、恶意、心术、计谋、倾轧、尔虞我诈……。而在目光里剩下的，只是一个蓝晶晶的世界，这个世界清明，充满温馨。与如今的所谓“现代主义”的文学作品（这种作品的全部心思是用在揭示与夸大世界的冷酷与无耻、阴暗与凶残、肮脏与下作上的）相比较，《边城》的婴儿状态便象一颗水晶在动人地闪烁着。沈从文写道，这是一个“安静和平”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人都有一副好脾气，好心肠，很少横眉怒对，剑拔弩张，绝无“一个个象乌眼鸡，恨不得你啄了我，我啄了你”的紧张与恐怖。“有人心中不安，抓了一把钱掷到船板上”，而“管渡船的必为一一拾起，依然塞到那人手心里去，俨然吵嘴里的认真神气：‘我有了口粮，三斗米，七百钱，够了！谁要你这个？！’”老船夫请人喝酒，能把酒葫芦唱丢了。这边地即使是作妓女的，都“永远那么浑厚”、“守信自约”。早在《边城》发表时，就有人怀疑过它的真实性。可是，我们想过没有，一个婴儿的真实与一个成年人的真实能一致吗？成年人看到的是恶，婴儿看到的是善，但都是看到的，都是真实的。孩子的善良，会使他去帮助一个卖掉他的人贩子数钱，这还有许多看不到的（有一些，是婴儿状态下的心灵所希望，所幻化出的，婴儿的特性之一便是充满稚气的如诗如梦的幻想）。
婴儿的目光看到的实际上是一个人类的婴儿阶段——这个阶段实际上已经沦丧了。沈从文喜欢这个阶段，这种心情竟然到了在谈论城里的公鸡与乡村（沈从文的“乡村”实际是人类的婴儿阶段）公鸡时，都偏执地认为城里的公鸡不及乡下的公鸡。
抓住了“婴儿状态”这一点，我们就能很自然地理解沈从文为什么喜欢写那些孩子气的尚未成熟（他似乎不太喜欢成熟）的小女人。萧萧（《萧萧》）、三三（《在》）、翠翠（《边城》）……写起这些形象来，沈从文一往情深，并且得心应手（沈从文的小说参差不齐，一些小说中的人物很无神气）。这些小女人，为完成沈从文的社会理想与艺术情趣，起了极大的作用。当我们说沈从文是一个具有特色的小说家时，是断然离不开这些小女人给我们赞成的那种非同寻常的印象的——我们一提到沈从文的小说，马上想起的就是萧萧、三三、翠翠。这些情窦欲开的小女人，皆有纯真、乖巧、心绪朦胧、让人怜爱之特性。最使人印象深刻的自然还是那股孩子气——女孩儿家的孩子气。《边城》将这种孩子气写来又写去。
这些女孩儿似乎永远也不会成熟为妇人。她们将那份可爱的孩子显示于与亲人之间，显示于与外人之间，或显示与自然之间。她们令人难以忘怀之处，就在于她们是女人，却又是未长成的女人——孩子——女孩子。女性是可爱的，尚未成熟的带着婴儿气息的女性更是可爱的。因为，她们通体流露着人心所向往所喜欢的温柔、天真与纯情。她们之不成熟，她们之婴儿气息，还抑制了我们的邪恶欲念。世界仿佛因了她们，也变得宁静了许多，圣洁了许多。
沈从文的婴儿状态，使他很自然地选择了这些女孩儿。她们在沈从文小说中的存在，“婴儿状态”这样一个题目显示于我们，令我们去思考。
２
话题要转到柔情上来，那些女孩儿，都是些柔情的女孩儿。但沈从文未将这份柔情仅仅用在女孩儿的身上。柔情含在他的整个处世态度之中，含在作品的一切关系之中。因此，我把在上一部分中该说的柔情分离出来，放到这一部分里一并来说。
沈从文曾写过一篇《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的文章。文中说道：“我学会用小小脑子去思索一切，全亏得是水。我对于宇宙认识得深一点，也亏得是水。”他所写的故事，也多数是水边的故事。他最满意的文章是常用船上水上作为背景的文章。他说：“我文字风格，假若还有些值得注意处，那只是因为我记得水上人的言语太多了。”沈从文爱水，而水的一大特点就是它具有柔性（水遇圆则圆，遇方则方，顺其自然。故老子用水来比喻最高的品质：上德若水）。这水上的人与事，便也都有了水一般的柔情。在《边城》中，把这柔情足足地体现出来的，自然是翠翠：
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晶，自然既长养她肯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和头山黄鹿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中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都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面前的人无机心后，就又从从容容的来完成任务了。翠翠对老船夫的昵近，与水与船与一草一木的亲切，一举一动，都显出一番柔情来。一段对狗的小小批评，都使我们将一种柔情品来。
翠翠带点儿嗔恼的跺脚嚷着：“狗，狗，你狂什么？还有事情做，你就跑呀！”于是这黄狗赶快跑回船上来，参加工作，依然满船闻嗅不已。翠翠说：“这算什么轻狂举动！跟方便学得的？还不好好蹲到那边去！”
从沈从文这里，柔情是一种最高贵也最高雅的情感。他用最细腻的心灵体味着它，又用最出神的笔墨将它写出，让我们一起去感应，去享受。这种情感导致了三三、翠翠以及翠翠的母亲这样一些女性形象，都不能让人产生强烈的如痴如醉的爱，而只能产生怜爱。
对这种情感的认定，自然会使沈从文放弃“热情的自炫”，而对一切采取“安祥的注意”。翠翠她们的柔情似水，来自于沈从文观察之时的平静如水。她用了一种不焦躁、不张狂、不亢奋的目光去看那个世界--世界不再那么糟糕那么坏了。“黄昏照样的温柔、美丽和平静。”“身边草丛中虫声繁密如雨，间或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忽然会有一只草莺‘嘘’啭着它的喉咙，不久之间，这小鸟又好象明白这是半夜，不应当那么吵闹，便仍然闭着眼睛安睡了。”……自然界如此幽静迷人，人世间也非充斥着恶声恶气，人们互助着，各自尽着一份人的情义。
表现在语言上，沈从文去掉了喧嚣的词藻，去掉了色彩强烈的句子，只求“言语的亲切”。那些看来不用心修饰而却又是很考究的句子，以自然为最高修辞原则，以恬静之美为最高美学风范，构成了沈从文的叙事风格。这语言的神韵倾倒了八十年代一批年轻小说家。
这份柔情是浪漫主义的。人们一般不会将《边城》一类的作品当浪漫主义的作品来读。因为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浪漫主义是热烈浓艳、情感奔放的，殊不知还有一种淡雅的浪漫主义。前种浪漫主义倾注于浓烈的情感（爱得要死，恨的要命），而后一种浪漫主义则喜欢淡然写出一份柔情，不管是哪一种，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理想化，都要对现实进行过滤或裁剪，或根据心的幻想去营造一个世界。这边城或者没有，或者有过，便已消失在遥远的昨天了。
３
说了“婴儿状态”与“柔情”的话题，一个疑问也便出现了：这沈从文亲眼目睹了“人头如山，血流成河”的屠杀场面以及诸多丑恶的人与事，他一生坎坷，常在贫困流浪窘境中，且又不时被小人戏弄与中伤，是是非非，在人际之间行走竟如履薄冰……这世界呈现于他的分明是暴政，是凶残，是种种令人所不齿的勾当，而他却何以总是处在婴儿状态之中，又何以将世界看得如此柔情动人？他的沉重呢？他的大悲与慨叹呢？
因为沈从文不能被准确地理解，早在当年就遭到人的质凝。
沈从文也没得遗忘症，怎么能忘掉这一切？我们何以不能换一种思路去追究一下？我以为，他并非遗忘，而只是不说（文革之后，他很少去向人诉说这场苦难）。他在《丈夫》中曾概括过一个水保：“但一上年纪，世界成天变，变来变去这人有了钱，成过家，喝过酒，生儿育女，生活安舒，慢慢的转成一个和平正直的人。”这段话实际上说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好好经历过了，便会起一种精神上的转折。沈从文将这世界看多了，便也变得心胸豁达，去尽了火气。他不再会大惊小怪了，他能用了冷静的目光看待一切了。他已完成了一个从婴儿状态过渡到成人状态，又过渡到婴儿状态（当然不是原先的婴儿状态）的过程。这种不成熟，实际上是一种超出成熟的成熟。“仁者爱山，智者爱水。”那如水的品质，却是智者的品质。谁真以为沈从文是个呆子，那他可才是个呆子。他的一生，曾被人理解为软弱，其实并非是软弱，而是一片参透世界、达观而又淡泊的心境。所以，沈从文才说：“但是我为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之外，我并不夸口。”大智若愚，他的呆，已是进入了一种高境的呆。
对于他对柔情的偏爱，我们何不作这样的解释：世界既日益缺少这些，文学何不给人们创造这些？与其将文学成杠杆、火炬、炸药去轰毁一个世界，倒不如将文学当成驿站、港湾锚地去构筑一个世界。
再说了，沈从文的所谓遗忘，也仅仅是表面的。他深深感受到的东西，竟如刻骨铭心一般并且顽强地渗透在他的《边城》等作品之中。他对那些不能真正体味他作品的“城里人”说：“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背后蕴藏的热情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他的作品背后却又有着极现实又极恒定的东西。这些东西，是一些人生的基本形式和人类的基本生存状态。比如说隔膜。沈从文小说的表面生活是平和的，温情脉脉的（《边城》呒终处在一派淳朴之气中）。然而这淳朴之气下面，却是深深的隔膜（几乎是“存在主义”的隔膜）。顺顺与二老的隔膜，二老与大老的隔膜，二老与翠翠的隔膜，二老与老船夫的隔膜，老船夫与顺顺的隔膜，老船夫与翠翠的隔膜，翠翠与整个世界的隔膜（甚至对她自己都有隔膜）……注定了一切都将在悲剧中了结（一种比啼哭与嚎叫深刻得多的悲剧）。沈从文以为朱光潜先生对他所作的断语最在本质上：深心里，是个孤独者。这种孤独感散发在《边城》的字里行间。《边城》，这“边”字，就有了一丝孤独。作品一开头：“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只黄狗。”这孤独便又深了点。那独立山头的白塔，那类似于“夜渡无人舟自横”的渡口景象，那一幅幅黄昏与夜晚的凄清幽远的景色……无一莫把孤独托现出来。作品背后，是一个无底的企盼（张德蒂的雕塑《边城》以翠翠的盼望做画，极传《边城》之神）。回顾了这一切，谁还能说沈从文轻呢？
４
但，沈从文对我们目力所及的世界确实做了淡化处理。他省略掉或虚写了一般意义上的灾难与痛苦，每写到这些地方都是轻描淡写地交待一下，一滑而过，从不滞留于这些地方，更不铺陈其事，做煽情的把戏。对此，我更愿从艺术上来作分析。
我以为艺术--至少有一路艺术，必须对生活进行降格处理。当生活中的人处在悲苦中时，艺术中的人却只应该处于忧伤中。在生活中，这个人可号啕，而在艺术中，这个人却只应该啜泣。一些港台影视使人感到浅薄与肉麻，其原因正在于它们不谙艺术之道，对生活非但没做降格处理，也不是同格复印，却作了升格处理。生活中那个人都未达到大放悲声之地步，艺术倒让他泪雨滂沱哭得不成体统了。这就毁了艺术，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性格浮躁之根本原因，也正在于此。它恣意渲染苦，并夸大其词，甚至虚幻出各种强烈的情感。这种放纵情感而不住节制的做法，使它永不能摆脱掉轻佻与做作的样子。
好多年前看莱辛的《拉奥孔》，知道古希腊就有了“冲淡”美学观。莱辛总结道，造型艺术中能选用某一顷刻，而这一顷刻最好是燃烧或熄灭前的顷刻。因为“在一种激情的过程中，最不能显出这种好处的莫过于它的顶点。到了顶点站到了止境，眼睛就不能朝更远的地方去看，想象就捆住了翅膀……”。莱辛是针对造型艺术说的。其实语文艺术何尝不需如此？几年前，我曾对沈从文的门徒汪曾祺的小说作过概括：怒不写到怒不可遏，悲不写到悲不欲生，乐不写到乐不可支。我以为汪曾祺的意义，正在于他晓得了艺术。从前，我们总以为，艺术要比生活更强烈，殊不知，真正的艺术要恰恰是比生活更浅淡。
《边城》是降格之艺术的一个经典。
一个人
一个人：“我的心总对一种新鲜声音、新鲜颜色、新鲜气味而跳。我得认识本人生活以外的生活，我的智慧应当从直接生活上得来，却不须从一本好书、一句好话上学来。”
沈从文，原名沈岳焕，凤凰县沱江镇人。1902年12月28日生。从小聪明过人，记忆力特强。6岁入私塾，12岁入模范国民学校（今文昌阁小学）。因爱逃学，小学刚毕业，就被送到当地预备兵技术班，当补充兵。15岁就离开家乡，跟随土著部队，在沅水流域漂流了5年，那时正是中国最黑暗的军阀统治时代，他同士兵、农民、小手工业者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社会底层人士生活在一起，亲身体验到他们悲惨的生活，亲眼看到军队杀害无辜的百姓。过着难以设想的痛苦怕人的生活，认识了中国一小角的好坏人事、风土民情，为后来的创作打下了丰富的生活基础。
1922年“五四”运动余波未息，他受到报刊影响，毅然离开湘江，只身来到陌生的北京。“开始进到一个使我永远无从毕业的学校，来到那课永远学不尽的人生”。在北京，他想进大学读书。到北大，说他是“小学文化”，连报名费也退了回来。他很生气，又去报考燕京大学，又认为学历太浅，不够资格读大学。他决心拿起笔来写文章，依靠自己来谋生活，从而开始了人生的拼搏。后来到北大当图书馆馆员，拼命读书，拼命写作，得到郁达夫和徐志摩支持和鼓励。1922年开始以“休芸芸”的笔名，在北京《晨报》副刊、《现代评论》和《小说月报》等报刊发表作品，还与胡也频等编辑《京报》副刊和《民众文艺》周刊。1934年，发表著名中篇小说《边城》和散文《湘行散记》，并先后编辑北平和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成了“京派”作家代表人物之一。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他返回湘西，居住沅陵，写散文集《湘西》。不久，赴西南联合大学任教，先后主编北平和天津《益世报》等报副刊。北京解放前夕，在我地下党帮助下，拒绝国民党反动派拉拢，没去台湾。建国后，先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馆工作。研究历史文物，著有《龙凤艺术》、《中国丝绸图案》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1987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任全国文联委员会及全国政协委员。沈从文一生中出版各种作品70多种，500多万字。《边城》、《长河》、《从文自传》是他的代表作。晚年专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填补了我国物质文化史上的一个空白。在国内外享有盛名。
1988年5月10日，病故于北京，享年8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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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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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边城》备课资料原文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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