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名为“茶垌”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这人家只有一个老人,一个女孩,一只黄狗。”这就是沈从文在他的《边城》为我们描绘的一个世界。历史已经远去,记忆也随之作烟云散去,可这一方水土、这人、这事却永远留在读者们的心中,折射出作家都没能发觉的一个隐藏的潜在精神世界。
1902年12月28日,沈从文诞生在凤凰古城中营街的一座典型的南方古四合院里。14岁时,他投身行伍,浪迹湘川黔边境,漂游在湘西沅水流域。是雄鹰终究要展翅高飞,1923年他离开家乡,只身闯入北京,先后辗转于北京、上海、青岛等大城市里。出走的沈从文找到了世界,可也找到了疏离。大城市的生活让沈从文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精神上的失落,可是沈从文注定是一个精神上的强者,他没有向疏离妥协,他有理想,他用他的笔、他的才情、他的湘西生活构建了一个精神神庙,把他心中的所发现的故乡的人性供奉起来,甚至幻想着来拯救世人,普渡众生。
沈从文是一个完全忠实于自己内心的作家,而且他的内心非常强大,强大到可以在他的故乡发现整个人类,在故乡的河流中映见整个人生。作为精神的强者,沈从文心中甚至升腾起一种神的支配的欲望,他不甘心受任何东西的限制。在他创造的世界里,他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任何事物都在他的控制之下。他用一种先知的视角观察着他笔下的世界。白河两岸风光,小饭店门口的客人和老板娘调笑,水灾时男子救人的敏捷可观,妓寨的来历与风情……这一切一切都抓在作家的掌中,由他来展开,如行云流水般在读者们的眼前划过。人物的情感、悲喜也如这流水般,起起伏伏,无端而来,无奈而去。
一个人一旦有了神的精神,他笔下的一切似乎都染上了神的色彩,他所创造的一切充满着神的庄严、神的圣洁、神的永恒。《边城》中明晰却隐忍着的时间与生命的框架,就象回答:水为何而流?在《边城》中,那茶峒小镇,那一弯溪水,那一艘渡船,那爷孙俩人,那些可爱的水手……这一切的一切都自成一方天地。沈从文的使命全在这一方天地间,他把这一方天地的时间做整个人类的时间,也就是了。“黄昏照样的温柔,美丽,平静。但一个人若体念到这个当前一切时,也就照样的在这黄昏中会有点儿薄薄的凄凉。于是,这日子成为痛苦的东西了”。《边城》中,关于时间的清晰体验为故事提供了节奏。老船工的时间是回忆性的,向后的,翠翠的时间是漫游的,四散的,可是当爱情发生后,几个人的时间汇拢了,加快了,时间获得了一种“在场感”。甚至在对时间与生命的反复追溯和质问中,《边城》获得了一个新的体验,在存在的岩石上冲刷出了自己的痕迹。翠翠母亲的死,是老人心里的隐痛;而翠翠与乃母的相似,简直如河流两次流过一处,也使老人摆低自尊,几次去二老顺顺处受冷脸,以致死亡。翠翠母亲的死,老人的死,纯净不带一点渣滓,融化在他人的新生命中。在祖父去世的当晚,翠翠的生命又向前迈了一步。“秃头陈四四接着就说了一个做新嫁娘的人哭泣的笑话,话语中夹杂了三五个粗野字眼儿,因此引起两个长年咕咕的笑了许久。黄狗在屋外吠着,翠翠开了大门,到外面去站了一下,耳听到各处是虫声,天上月色极好,大星子嵌进透蓝天空里,非常沉静温柔。翠翠想:“这是真事吗?爷爷当真死了吗?”这一切不得不让人生出一个感觉:这是一个近乎神的世界。
在这个像神一样的世界里,有着沈从文的理想:他想象着有这种他所认可的神性去拯救世人。于是他就拿着湘西人身上那种原始的纯朴当作救世的火种,希望救起淹没在世俗的城市文明里的人们的灵魂。 这“自然养成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一只小兽物”的翠翠似乎是作者心目中完美人性的标准,她甚至有着观音娘娘一样的长相。纯朴的不肯收搭船人钱的老船夫,大方洒脱的掌水码头顺顺,朴实能干的天保大佬,英俊机灵、貌似“岳云”的二佬,坐在小饭店门口、伸长筷子、吃着钵里身上装饰着红辣椒丝、煎的焦黄的鲤鱼豆腐、喝着烧酒的男子,甚而穿了假洋绸的衣服、印花标布的裤子、把眉毛扯成一条细线、大大的发髻上敷了香味极浓俗的油类、河旁吊脚楼的妇人……他们带着最自然的神气,那样坦荡又无畏的活在属于他们自己的那方天地里。在作者眼中,这些人都是完美的,这一切都是他心目中的圣殿,即使有战争,即使有死亡,但是他们是那样的自然,那样的底气十足,那样的生气勃勃,足以称颂于整个世界,足以让整个人类来膜拜。
沈从文承认《边城》是个悲剧。说:“将我某种受压抑的梦写在纸上。……一切充满了善,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之素朴的善终难免产生悲剧。……这一来,我的过去痛苦的挣扎,受压抑无可安排的乡下人对于爱情的憧憬,在这个不幸故事上,方得到了排泄与弥补”。研究沈从文的美国学者金介甫(Kinkley, Jeffrey C.)也说:“《边城》总的来说是写人类灵魂的相互孤立”。此见是见到沈从文,又未必见到“边城”。
关于宿命的故事,未必有谁是主角,可是翠翠,确是沈从文最关注的那个,虽然翠翠并非是自然精灵,理想美的化身。19世纪的百科全书式小说里有一种颅相学信念,从面貌骨骼可以看出某人贵贱。根子要算在柏拉图的美之理想型上。沈的早期作品中,有一种急迫把湘西人物与贵重的特质对号入座的倾向,如龙朱的美貌,虎雏的相貌堂堂。随着他更真切地看到世界,《边城》中这个信念淡到剩个影子。翠翠固然天然动人,山水阳光浸染出的好底子,但她并非完全是头自足的“小兽”。她四处吸取着新鲜的经验,“大把的粉条,大缸的白糖,有炮仗,有红蜡烛,莫不给翠翠很深的印象,回到祖父身边,总把这些东西说个半天。那里河边还有许多上行船,百十船夫忙着起卸百货。这种船只比起渡船来全大得多,有趣味得多,翠翠也不容易忘记。”而过渡的新嫁娘,乡绅女儿手上的麻花银镯子,都使翠翠羡慕。
《边城》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读做翠翠这个活泼跳脱的生命来到世间,在对外在真实的认知和解读中完满自身体验的旅程。她受爱情的冲击:“翠翠不能用文字,不能用石头,不能用颜色把那点心头上的爱憎移到别一件东西上去,却只让她的心,在一切顶荒唐事情上驰骋。她从这分稳秘里,常常得到又惊又喜的兴奋。一点儿不可知的未来,摇撼她的情感极厉害,她无从完全把那种痴处不让祖父知道。”;她经历至亲的死亡和心理空间的坍塌,“屋后白塔已不见了。一惊非同小可,……才知道白塔业已坍倒,大堆砖石极凌乱的摊在那儿。翠翠吓慌得不知所措,只锐声叫她的祖父……祖父还不作声。原来这个老年人在雷雨将息时已死去了。”可是在过渡人的捐助下,白塔又造起来,翠翠的日子还要一个个过下去,虽则是等待着那个曾经月下轻歌的年轻人,可是此刻又是一番淡然和自在,不再是早前的一味惊喜和痴。翠翠的祖父不是白白死去的,他为翠翠带来了新的自由和尊严。翠翠身上,承载着沈从文对新人类的希望。
最伟大的虚构就是最伟大的真实。出走的沈从文找到了世界,也找到疏离。可他并没有向疏离妥协,落入一种荒凉自闭的文字中。他有理想。那是“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的理想建筑。这庙里供奉的是“人性”。与其说沈从文在湘西发现了他的理想,不如说,因为他对自己生命根基与生存经验的敏感和认同,使他在故乡不断发见着人性和细节。这一次的重返生活,沈从文超越了以往传奇中风物志式的浅表性,对整个现实的理解和阐述喷涌而出;正是对世间的爱意和冀望推动着这条叙述的河流,在存在的土和岩中冲出新的河床。《边城》是一次对人生的“观”、“想”、“望”的全面逼近,它骨子里的先锋性也被一代代读者越来越充分地体验到,所有这些,都将汇入人类整体经验的河流,虽然未知前方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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