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元稹描写爱情之艳诗，并不是所谓的“淫靡”，也不是什么“洪水猛兽”，要不然，哪有那么多的人去竞相仿效，大张旗鼓地“学淫靡于元稹”呢?
莺莺、薛涛与元稹
谈及元稹的人品，历来均要用《会真记》中之崔莺莺的情变和薛涛的所谓风流韵事来诋毁。说元稹“最慕虚荣，爱情不专，自私自利。综其一生行迹，巧宦固不待言，而巧婚尤为可恶也。”事实果真如此吗?让我们先来说一下《会真记》中的张生与崔莺莺。自宋代后，便有人提出，说小说中的主人公张生是作者元稹之自寓。甚至把张生在《会真记》文中的行踪作为元稹的生平写入他的年谱，以此为据，说元稹“轻薄”和“背信弃义”。到后来，更发展到用经过王实甫改编了的《西厢记》去贬低元稹，批判元稹。说“元稹所写的《会真记》是一篇文过饰非为封建礼法说教，思想反动的作品。”事实究竟如何?我们不妨先来了解一下《会真记》的故事情节：年轻的张生因偶然之机会，救了被乱兵围困在普救寺中的崔莺莺一家：张生为莺莺美色所动，便通过婢女红娘，与莺莺私会于西厢及订百年之约，遂两人终成男女之欢达数月。后来，张生因要赴京应试，便离莺莺而去不返。时人议论此事，张生便以“尤物妖人”、“女祸亡国”之理由，与莺莺好说好散，故时人说张生知过能改。
元稹作《会真记》，是在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的秋天，也就是元稹考取吏部科第的头一年，按照唐代科举之习俗，参加考试的举子们要把自己最满意的作品作为“行卷”在考试前夕送给达官要人，名义上是讨教，实际上是让其文章为己扬名。造成良好之社会效应，为及第登科铺平道路。《会真记》便是一篇元稹根据军大夫张生的传
说写出的“行卷”。因此，这篇“行卷”中的主人公张生不可能是元稹自寓。虽然元稹曾有过类似的初恋经历(即元稹少时与管儿的相恋)，然而，众所周知，作品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如果硬要将作品中的人物去套作者本人，那是十分幼稚和无知的。君不见元稹完成了《会真记》，其好友李绅便写出了《莺莺歌》，以及当时文坛竟相仿效，蒋防写出了《霍小玉传》，白居易的弟弟白行简也写出了《李娃传》，如果都把作品的主人公说成是作者自己，那岂不是李绅也可为张生，蒋防可为李益，白行简可为荥阳公子了。
再看《会真记》之中心思想，元稹在文中首先写到：“张生者，性温茂，非礼莫入，……未尝近女色，……登徒子非好色者。”明言了张生不是好色之徒，因此才有为了赴京考试以求进取功名，与崔莺莺好说好散，其目的明显是告诫世人，要冲出沉溺于男女爱恋之旋涡，抛却个人之缠绵私情，以更大的报负去追求人生的更大价值。这可从诸多方面得到印证。首先，我们应该明白，唐时人们的思想观念，仍然是承袭昔日之孔盂之道的“女人是祸水”之观念。随便翻开古今中外凡记载有上古灾异方面的书，每遇天灾人祸，洪水、天旱，均要说是女人所带来的祸害。如《后汉书·五行志》：“和帝永元元年七月郡国九大水伤稼……是时窦太后摄政。……延平元年五月，郡国三十七大水伤稼……是时邓太后不立皇太子胜。六年河东池水变色，皆赤如血，是时邓太后专政。”等等不胜枚举。而西方也认为夏娃是第一个背信不听上帝警告的人，受蛇之盅惑，偷吃禁果。于是，人类的罪恶便开始了。可见东西方在这个问题上是有共同点的。元稹当时也应该是这种理念的赞同者。因此，才要告诫人们“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并举例说：“周之幽，据万乘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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