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中伤环境中，不畏权贵，不避风险，敢于直谏以保社稷，的确是难能可贵的。他一心以大业为重，却每每是遭受不白之冤。如果元稹真要是“信道不坚”，“投降变节”的话，也不至于落得个一贬再贬的下场。元稹真是太傻。当了翰林院承旨学士，就不该去查办什么“考进士做弊案”，人家皇帝叫白居易去查办，白居易都知道厉害而不去查，你元稹却要去查，使得宰相裴度的儿子、主考官李宗闵的女婿、杨汝士的弟弟等十一人落榜。你说怎么不得罪一大片呢？当了宰相，就不该去为国家着想，用什么“反间计”去解“深州牛元翼之围”，本是裴度奉命去讨伐而迟迟按兵不动的个中原由，你元稹为何不知这是裴度要挟皇上的本钱。你元稹去平定了叛军，那又把裴度的威风置于何处?被贬同州、越州当刺史了，你元稹就该“闭门思过”了，怎么又去为老百姓着想，修什么水利，搞什么税赋改革？富豪们要多缴税，怎么会高兴呢？怎么又不造你的谣呢？以致落得个“渎货”贪污的坏名声。当了检校礼部尚书、尚书左丞，你元稹又要为什么国家着想，搞什么整治吏部，振兴朝廷法纪，去罢免那些朝中不办公事，只谋私利的官员，这当然要被宦官、奸臣们说你想谋取相位。以至于被再次赶出朝廷并死于武昌军节度使任上，终生也没有机会来为自己辩解，而含冤九泉。
    然而，时间是最能考验人的，真理始终是真理，无论受到多少挫折，无论有几多的沉冤，历史，将作出公证的评价，元稹，你的形象将永远是高大的。
 
艳诗不是洪水猛兽
 
    元稹的文学成就，在诸多的评论家手笔中，已得到肯定，此不必赘言。然而，由于碍于元稹所谓的人品、巧宦、变节等诸因素而不敢正确评定。甚至把元稹在文学上独树一帜的追求华丽词藻和永恒的爱情诗篇，也归罪于“淫靡”、“艳诗”，说对后来的诗歌创作产生不良影响云云。
    淫靡的艳诗到底是什么诗呢?李肇之《唐国史补》载：“元和以后，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学苦涩于樊宗师。歌行则学流荡于张籍。诗章则学娇激于孟郊，学浅切于白居易，学淫靡于元稹。”李肇与元稹是同时代的人，他所说的淫靡并非我们今天的解释的“淫靡”。淫靡，在唐时指的是描写爱情和嬉娱之类的诗。是追求华美词藻的一种
表现方法。正如苏东坡评论元白诗时所说：“元轻白俗”那样，有人把“元轻’’做了望文生意的错误理解，轻，应是指浪漫色彩，清新流转之意。《辞海》中的解释，便出现了这种错误，以至于说：“对后来的文学产生不良影响。”
    让我们再来看一下《唐国史补》中所载：“贞元之时，朝廷政治方面，则以藩镇暂能维持均势，德宗方以文治粉饰其苟安之局，民间社会方面，则久经乱离，略得一喘息之会，故亦趋于嬉娱游乐。因此，上下相应，成为一种崇尚文词、矜诩风流之风气。”由此可知，当时社会出现了相对稳定，因此崇尚文词风流、嬉娱游乐之风气。元稹正是这潮流的先锋派，他所描写的爱情和吟咏风物的诗篇，也正是那个时代的产物。纵观历史，凡社会动荡不安，则多出讽刺、针砭时政之作。社会安定，则多出歌舞升平、爱情诗篇。因此，我们不能脱离那个时代，用自己所处时代的眼光去评定，元稹开一代爱情诗篇之新风，不但不会给后来的文学创作造成不良影响，反而是冲破了我国文学中千百年来因顾忌礼法，不敢多言男女之间的爱情关系的禁锢，这是对中国文学的一大贡献，也是对世界文学的一大贡献。伟大的文学家鲁迅先生在评价元稹的《会真记》时说：“元稹是传奇作家中之两大的一个，可与李公佐并称，对后世文学影响之大，实不容忽视。”著名的元白研究家陈寅恪先生也说：“其艳诗则多为其少日之情人所谓崔莺莺者而作，微之以绝代之才华，抒写男女生死离别悲欢之情感。其哀艳缠绵，不仅在唐人诗中不可多见，而影响及于后来之文学者尤巨。如《莺莺传》者，其后竟演变流传成为戏曲中之大国巨制。”这就是后来根据元稹的《会真记》故事改编的《董西厢记》和《王西厢记》，并被《红楼梦》所借鉴，以至于我国后来的小说，凡言及男女爱情，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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